“内需困局”李昌平的诊断以及药方

　　李昌平对于当下中国经济诊断为四大病因：病根一：收入分配结构严重扭曲，居民劳动所得长期偏低。病根二：市场经济只走了一半，数百万亿乡村巨量资产长期沉睡、无法变现富民。

　　病根三：社会保障兜底薄弱，2.8亿老龄群体普遍低收入、低保障，压制全民消费底气。

　　病根四：财富三重“乾坤大挪移”机制固化，国民劳动成果被系统性抽离，内需困局由此生成。其中三重财富挪移是指:第一重：资本市场的财富挪移;第二重：人为制造的出口比较优势及劳动力红利大挪移;第三重：城乡之间的财富挪移。上次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诊断是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之争，发生在十多年之前。这个争论也可以理解为“分蛋糕”与“做蛋糕”的争论。十年多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实践告诉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供强需弱”或者说“内需困局”。经济学家们仍然坚持“做蛋糕”，这个“做蛋糕”的实质含义是以经济发展滴灌绝对贫困，一定程度上容忍分配不公平。李昌平具体批判的是林毅夫、余永定的“政府投资拉动论”。当然，辩论双方实际上是有一个共同前提就是几乎针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只不过“药方”不同。李昌平总结到：以政府债务换取出口，以出口换取增长，以增长换取有限的内需改善。实际来看，2026年整体上进出口数据异常好，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效果却并不明显。某种意义上佐证了李昌平关于“有限的内需改善”的判断。那么，李昌平的方案是什么呢？一是改革资本市场定位，把A股从偏重融资的融资市，改造成为普通老百姓可以分享经济增长红利的投资市；二是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平衡农产品进口与国内农业收益，避免农民收益被持续挤压；三是堵住财富无序向海外流失的通道；四是改革分配机制、盘活乡村巨量存量资产、夯实社会保障。简单说李昌平的药方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以A股改革增加股民的财产性收入。第二，收入分配差距聚焦城乡差别。其改革方案是价格调节和价值重估。第三，要求中国资本的民族性和国家性。

　　李昌平批评林毅夫、余永定的核心关键就是林余想要一个方案“打天下”，恐怕与现在的实际情况不太符合。而李昌平自己的方案可以说既依赖市场又想不要市场的矛盾，特别是对于市场的理解恐怕有所欠缺。市场增量既有内涵量也有外延量。以中国经济如今之体量，很难以内需完全消化过剩产能。何况，中国经济其产能从能源到原材料到市场都与外部息息相关。而内涵量，一种是“新质生产力”，这是从生产端来看。一种是增加收入，这是从消费端来看。城乡差别属于地域差别，是市场话差别的历史和逻辑呈现。其差别的核心仍然在于劳资差别，不在这个方面做生产关系调整，不可能有机地破解内需困局。为什么不愿意从此处入手？恐怕不是不知道，而是利益面前各怀鬼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