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的终结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65周年!

 

 

 

　　郭松民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起始于何时，史学界没有任何争议：那就是发生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因此而签订的《南京条约》，包括香港的割让。中国从此被强行纳入到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从此内在于世界体系而不是外在于世界体系。中国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中国无力保卫自己免于侵略;其二是中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约。

 

　　划分近现代史的根据是什么?

 

　　那么中国的近代史终于何时?中国现代史开始于何时?却有着不同说法。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在文章中，胡绳非常明确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也就是说，以五四运动为分野，在此之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近代史;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取代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此后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为中国现代史。

 

　　胡绳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

 

　　胡绳的断限方法，应该说颇有其道理，但缺点在于过于重视近代中国的“革命的性质”，而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因此这一划分虽然被学界所接受，但也有许多学者明确表达过不同意见。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就提出，应该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他认为，1840—1949年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应该包含1840—1949年的整个时期，1949年才应该算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不过，尽管有不同的声音，在1980年代以前，这种看法并没有成为主流，无论是教学、研究或者撰著中国近、现代历史，全部都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的。

 

 

 

　　

 

 

　　这种状况在1990年代以后得到了改变：1999年以来，已经有数种中国近代史著作采用了1840—1949年的分期方式。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本书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的必修教材，该书开篇的第一句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新的分期方式，已经写进了大学教材，开始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但是，如果按照笔者在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特征来衡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1949年仍然不能作为近代史的终结点，原因有两点：第一，中国仍然不能证明她有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尽管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表现出了无坚不摧的战斗力，但这毕竟仅是国内战争);第二，中国也还没有证明她有没有能力摆脱不平等条约——中国此时还受着“雅尔塔协定”的束缚，能不能顺利摆脱尚属疑问。况且，仅就社会性质而言，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到1953年才全面完成的，而直到这时，我们才能说，中国社会摆脱了“半封建”的性质。

 

　　简言之，如果说胡绳是在根据“革命的性质”划分近现代史，范文澜是在根据“社会的性质”划分近现代史的话，那么他们都忽略了“国家的性质”——一个现代国家应该是有能力保卫自己同时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的。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未使中国摆脱不平等条约

 

　　也许有人会质疑，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没有终结你所说的那两个特征吗?

 

　　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日本在中国大陆还驻有200多万军队，占领着中国中东部地区的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包括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而担负正面战场抗战任务的国民党军队，却躲在西南一隅，并没有开始战略反攻，也没有收复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虽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抗击了侵华日军的主力，但也仍然没有达到能够独立开展反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程度。简言之，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结果，中国作为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虽然为最后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并不能自然证明，中国就具备了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再说不平等条约。尽管在抗日战争期间，旧的不平等条约先后被宣布废除，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随即和美国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946年11月4日，由国民党政府外文部长王世杰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订)。

 

　　《中美商约》共三十条，它规定：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和“慈善事业”，勘探和开发矿产资源的权利，并为此可以在中国保有、建造、租赁土地及房屋，从事各种职业。美国的“法人及团体”与中国的“法人及团体之待遇相同”。美国商品在中国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品或制造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危难”时，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中美商约》以彼此“平等”、“互惠”的形式掩盖着不平等的内容及实质，实际上是中国对美国的单方面全面开放，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可以为所欲为。条约签订后，驻美大使顾维钧竟无耻地宣称：“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

 

　　《中美商约》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上海各界名流马叙伦、马寅初、茅盾、千家驹等纷纷发表意见，抨击谴责《中美商约》。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声明说：“《中美商约》是绝对不利于中国的片面独惠的丧权辱国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蒋美商约》，指出它是“蒋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大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国耻”。延安各界人士建议以11月4日为新的国耻纪念日，1947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接受了这一建议。

 

　　《中美商约》之外，损害中国权益的“雅尔塔协议”，是被强加在中国身上的另一个不平等条约。

 

　　“雅尔塔协议”是美国、英国和苏联三个大国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间，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上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秘密首脑会议上签订的。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内容如下：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对1904年由于日本背信攻击(日俄战争)所受侵害的帝俄旧有权利，应予恢复如左：(a)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均须归还苏俄;(b)维护苏俄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同时恢复旅顺港口俄国海军基地的租借权;(c)中苏设立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俄的优先利益。同时维护中华民国在满洲完整的主权。

 

　　千岛群岛让与苏俄。

 

　　在“雅尔塔协定”的问题上，苏联表现出了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违背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外交准则，印证了人们当初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被民族主义所绑架的担心;美国为了减少自己的战争成本，换取苏联出兵远东，不惜出卖自己正在浴血奋战的战时盟友，更让人们看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资本集团的精明势利，刻薄寡恩——在强调了这两点之后，笔者想指出的是，蒋介石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决心搭美国的“便车”，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把抗战变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迟迟不肯发动反攻，同时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表现太烂，尤其是在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起的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也是导致中国在雅尔塔被出卖的一个重要原因。

 

　　需要强调的是，“雅尔塔协定”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本是美、苏、英等大国背着中国政府单方面签订的协定，对中国并无约束力，但蒋介石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为了确保自己在战后中国的“领袖地位”，以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方式确认了这些条款，主要包括：苏联政府声明，一切援助给予国民政府，并重申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的完整。中华民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另外，此条约还规定：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苏军进入东北后，收复区内由中华民国派员设立行政机构并派军事代表和苏联联系。日本投降后最迟三个月内苏军全部撤出东三省。条约有效期为三十年。

 

 

 

　　

 

 

 

　　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首次访苏，和斯大林的谈判之所以进行的困难重重，甚至一度很不愉快，原因就在于，毛泽东不得不和斯大林清算蒋介石留下的这笔烂账：要求苏联放弃通过“雅尔塔协议”在中国获得权益。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艰苦努力下，斯大林答应放弃除外蒙古之外的大部分权益，尤其是在东北的权益，但手段老辣的斯大林又不马上把这些权益交还给中国，而是采取“拖几年，走着瞧”的态度。

 

　　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终结了近代史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这两个问题同时得到了解决——

 

　　首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的胜利，证明中国完全有决心，有能力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不受侵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苏联后来向中国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但这些援助是在志愿军已经取得节节胜利的背景下提供的，其意义近似于锦上添花，并不是志愿军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而其动机则近似于股市上人们去追捧一只价格正在飚升的股票;

 

　　如果用足球来做比喻，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胜利，相当一支一向被视为弱旅的球队，不仅连续踢败了世界冠军巴西队，而且还踢败了巴西队和世界杯16强组成的联合球队——这样的球队还有谁敢说它是弱旅吗?

 

 

 

　　

 

 

　　1951年元旦刚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就占领了汉城——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占领别的国家的首都(中国自己的首都，近代以来曾以每隔40年左右就陷落一次的频率，连续三次被外国军队占领，最后一次，还发生了南京大屠杀)，志愿军前卫部队的一个副团长，还大摇大摆走进了李承晚的总统官邸，在浴缸里痛痛快快地洗里一个澡。

 

　　其次，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得苏联关于放弃在中国东北权益的承诺，由“承诺”变成了“落实”：旅顺军港，中长铁路等，都很快被顺利、无偿地交还给了中国。同时，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成功地把美军阻止在自己的东北国境线之外500公里左右的现实，苏联也失去了任何在军事上染指中国东北的借口与信心。

 

 

 

　　

 

 

 

　　显然，如果不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就不能有效排除苏联在东北的势力，假以时日，东北有可能苏联版的“满洲国”。

 

　　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摆脱了“雅尔塔体系”的国家，成为世界上地一个可以和美苏平起平坐的国家——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美苏再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了——无论是欧洲的传统强国，还是日本，到现在都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摆脱“雅尔塔体系”是不容易的，欧洲距离这一天还要等40年，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才做到这一点，在东北亚，日本和朝鲜半岛，至今还在继续品尝着“雅尔塔”牌的苦酒：美国在日本、韩国的驻军，俄罗斯对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朝鲜半岛的分裂等，都是“雅尔塔体系”的遗产。

 

　　为了这一切，中国人民献出了19万优秀儿女的生命，其中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作为拥有全部权利的平等一员走入国际社会——中国真正的现代史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史真正被终结了。

 

　　所以我认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分界线，应该定在1953年!

 

 

　　2010年7月9日第一稿

 

　　2015年10月23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