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评《八佰》的立意：国军“照亮”了谁？

　　“要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支持抗战，首先就必须改变半封建的经济结构和和社会结构，这是国民党万万做不到的。”

　　作者 | 郭松民

　　编辑 | 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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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虎拍摄《八佰》，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立意，这应该也是他对抗战精神的理解——“中国军人”（这里特指国军）用自己的牺牲“照亮”了普通民众，唤起他们的爱国热情。

　　

　　见管虎的微博——

　　

　　管虎的这一立意，也得到了《八佰》官微的确认——

　　

　　孰料，这一看上去合情合理，颇为热血的立意，却为管虎导演换来了满满一嘴马粪！

　　原装正版，如假包换的国军后代，“蓝三代”，台湾黄埔军校同学后代联谊会会长丘先生用一种非常不屑的语气在自己的微博上直斥管虎“想当然耳”——

　　

　　行文至此，不由得立即心疼原装正版，如假包换的老八路后代，“hong二代”管虎导演一秒钟!

　　伺候得够小心、够周到了，连“中国军人用生命之火为之照亮”这种从来舍不得用到解放军身上的美好词汇都用上了，结果人家还是不满意，真是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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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劝同样身为老八路后代，但一直热衷于吹抬国军抗战老兵的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先生说“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即便当下被‘蓝军’接纳，你在蓝营里还是有前科的政治贱民，仍然抬不起头来”，他似乎没有听进去，而是直接把我加入了黑名单。

　　现在我愿意把这句话同样送给管虎导演，希望能够听进去，听不进去也没关系，只要未来无惧马粪即可，可马粪的味道真就那么好吗?

　　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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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说《八佰》的立意。

　　管导和丘先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认为麻木民众是在国军牺牲精神的感召下觉醒的，只是管虎认为，民众是到了淞沪会战尾声之尾声的四行仓库保卫战时，由于英租界提供了一处安全的看台可以旁观，所以才觉醒的。

　　但丘先生认为，管导太低估国军的感召力了，早在上海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上海民众就有共识了，所以他才对《八佰》嗤之以鼻。

　　不过在我看来，无论是管导还是丘先生，都有点“想当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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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距离抗战胜利刚刚两年，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拍摄了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讲述了抗战期间，一位热血青年张忠良，进入大后方的陪都重庆后，如何在国民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感召”下，逐渐堕落成一个腐败分子的全过程。

　　其中有一个细节颇值得玩味：淞沪会战正打得炮火连天的时候，张忠良作为战地服务团成员到一个企业家那里去为前方将士募捐，太太何文艳捐出了一件穿旧了毛背心，“这还是我亲手织的呢！”

　　淞沪会战期间，由于国军统帅部疏于备战，组织工作混乱，加上国军将领借机贪污，前线士兵吃不上、喝不上，甚至活活饿死在战壕里，他们需要粮食、干净的水、药品、绷带等等，但腰缠万贯的企业家却只肯捐出一件毛背心。

　　这就是“中国军人用生命之火为之照亮”的“觉醒”。

　　不要说这是导演的向壁虚构，编剧兼导演蔡楚生亲历了淞沪会战，后来又成为逃难大军中的一员，1944年到了陪都重庆。创作《一江春水向东流》时，他不满足自己的亲见亲闻，还四处寻访有逃难以及重庆生活经历的人，并特别注意从报刊中收集文字、照片等资料，影片上映后被公认真实反映了国统区大后方的真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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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先生在他于1947年出版的《围城》中，也对淞沪会战后上海市民的精神状态做过精彩的描述。

　　他把淞沪会战用极简略的笔锋一笔带过，“以后这四个月里的事，从上海撤退到南京陷落，历史该如洛高（Fr．vonLogau）所说，把刺刀磨尖当笔，蘸鲜血当墨水，写在敌人的皮肤上当纸”，然后用嘲讽的语气概括到——

　　“阴历新年（1938年）来了。上海的寓公们为国家担惊受恐够了，现在国家并没有亡，不必做未亡人，所以又照常热闹起来。”

　　苏小姐、唐小姐、方鸿渐、赵辛楣、曹元朗等一干新锐海归青年，快乐甜蜜地生活在租界里的沙龙中，打情骂俏，恩恩爱爱，讨论“圆满肥白的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之类的新诗，似乎一点也没有被四行仓库之战的中国军人的“生命之火”所“照亮”。

　　当然，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被《八佰》所致敬的台湾1975年版的电影《八百壮士》。

　　在这部影片中，观众会发现，被“照亮”的似乎只有黑道大佬杜月笙，因为只有他向四行仓库里“八百壮士”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包括庇护了谢晋元的妻子和孩子，提供了一批急需的物资等。也许还有几位包括“商会会长”在内的老板，但即便是在影片中，他们也是口惠而实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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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文艺作品，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管导似乎对下令死守四行仓库的88师师长孙元良将军充满敬意，但却没有认真想过，类似孙元良这样在淞沪会战期间贪污国防工程款，劫掠民营企业物资，强奸劳军女学生的“中国军人”，他又能够“照亮”谁呢?

　　管虎也没有考虑过，直至抗战结束，国军补充兵员的主要方式还是“抓壮丁”，新兵宛如犯人那样被绳捆索绑地送往前线，国统区的民众为什么没有被“照亮”呢?

　　到了抗战快要结束的1944年，日军已成为强弩之末，但国军还是出现了豫湘桂大溃败——8个月的时间里，损失兵力60余万，丧失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豫中会战37天失38城)、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将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6000多万人民丢给了日军——国军这些“中国军人”为什么连自己都没有“照亮”呢?

　　的确，国军没有“照亮”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抗战胜利后，他们不旋踵即被消灭，残余被逐出大陆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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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无须改善人民生活，无须尊重人民的权利，仅仅靠军人的牺牲就可以产生全民动员的效果，这是妥妥的国民党抗战观。

　　蒋介石和国民党之所以害怕动员最底层民众，而寄希望于靠黑道人物和几位商界大佬的支持就可以赢得抗战，这是因为，他们是为了保住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而不得不进行抗战的。

　　要动员底层民众，尤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支持抗战，首先就必须改变半封建的经济结构和和社会结构，这是国民党万万做不到的。

　　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是地主和买办，只有维持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才能维持他们的利益。

　　要维持中国的半封建半民殖民地状态，就不可能产生进步的政治，不可能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国军，都只能是一种腐败没落的状态，都不能“照亮”任何人。

　　管虎导演没有搞明白这其中的逻辑就开始拍《八佰》了，但如此立意的《八佰》，已经非常接近于国民党的“军宣片”，在思想境界上，更是远远落后于1947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抗战胜利70多年了，但一线导演的思想境界居然回到了70多年前，电影界难道还不应该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