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移民问题

　　01

　　实事求是地说，《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提出来“征求意见”的时机真是相当不合适，因为当下最紧迫的问题，一曰抗疫，二曰复工。“外国人永久居留”并不是一个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此时抛出来，引发社会剧烈争议，既分散了决策层的注意力，也涣散了全社会团结一致抗击新冠肺炎的斗志。

　　看了一下“条例”的征求意见稿，也研究了一些持支持态度的文章，总的印象是相当一厢情愿，充满了“专家治国”的傲慢。

　　支持“条例”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引进人才。这个理由的哲学基础是工具理性，或者说是技术主义。

　　在这些人看来，“人才”似乎和机械一样，拿来之后安装好，拧紧螺丝钉之后就可以运转了，他们似乎不明白，没有抽象的所谓“人才”，人总是具体的，人是文化的载体、是情感的载体、是政治的载体，或者用马克思更为准确的定义：“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技术主义的眼光是狭隘的，是功利主义的，只见其利，不见其害。

　　给外国人永居权，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情感问题、历史问题、文化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必须统筹兼顾，才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02

　　首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伤痕必须注意；

　　从历史的角度看，华夏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安土重迁，繁衍人口，既重视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也重视人口的再生产，历史上基本没有出现过靠外来移民弥补人口不足的需要。

　　去年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爆款，“带着地球一起走”被解读为中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也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比如魏晋南北朝，曾经出现过“民族大融合”，以及汉族人口向南方大迁移的“衣冠南渡”，但这是伴随血与火、伴随着文明倒退的大杀戮进行的。曾经的繁华之地，十室九空，“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马前悬人头，马后载妇女”，就是对当时状况的真实描述。

　　近代以来，中国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洋人”在中国具有高人一等的特权，杀人放火都不受中国法律审判，由此激起了义和团运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开始向我国东北大量移民，抢占膏腴之地，日本移民所到之处，中国人就失去家园，背井离乡。

　　这些历史伤口，其实并没有完全愈合，平时可以不提，现在既然谈到移民问题，它就必然会隐隐作痛。尽管时代不同了，但要求社会公众不去联想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苦难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情理的，关键是要在政策层面做出保证，确保历史悲剧不会重演，并要用耐心、细致、深入的宣传使人民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