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抗疫观察：谁是最可爱的人？
01
一段时间以来，明星与武汉一线抗疫人员互动的消息，频频挤上热搜榜。
——“2月8日，身在武汉的护士‘提灯的曾pongpong’发了这样一条微博。配图中她和同事比着胜利的手势，而她身穿的防护服背后的四个大字亮了——‘胡歌老婆’!”
——“网名‘Dido-C’发了这样一条微博，配图中她的防护服背后的五个大字亮了——‘彭于晏妹妹’。‘Dido-C’其实是莆田市第一医院的儿科医生陈佳凤。”
——“疫情结束的那一天你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3月5日，武汉前线护士李含的回答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她说：‘希望等疫情结束了，能够得到一张张信哲的签名，喜欢他好多年了～’”
这些消息中提到的明星，都及时给予了友好的回复，并被媒体作为正能量故事大肆宣传。
看了以后，心里却有一点异样的感觉。
02
为什么呢?因为这意味着明星还统治着很大一部分精神世界。
当然，这没有任何批评这些医护人员的意思，她们就是在追星的环境中长大的。
也没有谴责这几位明星的意思，他们都给予了尚称得体的回复，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感觉，不过不严重。
这里是把这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来分析，这实际上牵涉到了一个问题：谁是最可爱的人?
大家都读过刚过百岁诞辰的革命老人魏巍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
文章中，魏巍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他用诗一样的语言解释了理由：
“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
只有拥有这样精神世界的人，才是值得尊敬和仰慕的。
03
明星是什么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明星就是一种商品。
经纪公司把明星“打造”出来，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包装，最终是要他(她)来赚取利润。
明星为什么能赚钱?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一个交易成本问题。
举个例子。比如你喜欢听歌，一位知名歌星的演唱会，可能会买门票去欣赏。而一位普通歌手，尽管他唱得比这位歌星更好，大概也不会去听。
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他是谁。如果想了解他，就要花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去搜集资料，这就叫“交易成本”，一般情况下你不会愿意付出这样的成本，而会简单地选择去听知名歌星的演唱会。
这种被节约下来的“交易成本”，最终转化为明星本人和经纪公司的利润。
这就是明星之为明星的真实原因。
显然，明星并不意味着更美好的德性、更丰富的精神世界，就像一台新款的电脑(或别的什么商品)并不意味着更美好的德性、更丰富的精神世界一样。
在明星和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之间，真正值得仰慕的应该是后者。
虽然医护人员参与抗疫是职责所在，但在疫情来势凶猛的情况下，的确是冒了生命危险，为我们后方的人挡住了病毒的进攻!他们是勇敢的、恪尽职守的、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
如果明星向一线医护人员致敬，并且希望得到他们的签名，那才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价值观的排序是正常的。
04
毫无疑问，一个人可以喜欢明星，但关键在于，不能让明星统治精神世界。
毛泽东时代也有电影明星。1961年，文化部曾经公布22位“新中国人民演员”，民间称为“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他们获得了无数人的喜爱，甚至今天都还是这样。
但是，真正在精神上引领人民群众的，并不是明星，而是雷锋、王杰、麦贤得、焦裕禄、王进喜、邢燕子这样的英雄模范人物，是大寨人、大庆人这样的英雄群体。
记得当年有一部今天仍然无出其右的现代豫剧《朝阳沟》，一对恋人拴保和银环回顾他们在学校谈恋爱时的情景时唱到：
“我难忘你叫我看董存瑞，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
他们没有提到明星的名字。
这就是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
让明星引领我们，社会与国家会变得浮躁，急功近利，甚至脆弱。
让这些朴素的人民英雄引领我们，社会与国家会变得团结、高尚、坚韧，能够战胜和克服一切困难！
05
明星取代来自基层的人民英雄成为精神偶像，这是历史原因的。
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精神世界经历一次震荡和断裂，很多英雄模范人物都被解构了。
直到2015年，我还不得不为保卫狼牙山五壮士的荣誉打了一场官司。
但从心理上说，人们始终是有这样需要的——有一个榜样来寄托自己的愿望、情感，引领自己的人生。
英雄模范人物被解构，明星就填补了这一空白。
这些年来，各类选秀节目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无数人投入其中，耗费极大精力，无非就是希望能够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复制明星的“成功人生”。
这样的欲望之火熊熊燃烧，人怎么可能不浮躁，不急功近利、不脆弱呢？
这次抗疫，一些医护人员表现出了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也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
在抗疫告一段落之后，大力宣传这些来自基层的人民英雄，重建一个由人民英雄而非商业明星引领的社会，应该成为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