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方方女士，请清理一下头脑里的封建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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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作协前主席方方女士的“封城日记”风靡以来，写过几篇评论，后来就不想再写了，原因无他，概因这位知名作家的辩论品格太低，除了谩骂，就是抵赖，对只须简单回答“有”或者“没有”的问题，竟两眼一翻，直接躺倒装死，让人觉得又可气，又可怜。

　　也罢，老妪难缠，还不如去看《小妇人》罢！

　　更何况，她在接受采访时做了“两个绝对”的表态，即“与政府绝对保持一致，绝对配合政府的每一项举动”之后，文风也变得乖巧多了，不那么肆无忌惮了，道听途说的东西也少了。既然如此，也就失去了继续评论的兴趣，“痛打落水狗”是值得称赞的，但总还是怀有恻隐之心，觉得“落水”之后，也许就会接受教训吧？

　　不过，事实一再证明，过于善良，这的确是一个弱点。鲁迅先生早就说过：“老实人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今天看到方方女士3月10日的“日记”，再次为鲁迅先生穿越时空的洞察力所折服。

　　02

　　为什么呢？因为她耿耿于怀地提到了2017年对《车欠埋》的讨论。

　　我将《车欠埋》归类为“新伤痕文学”。

　　兴起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想来大家都比较熟悉，这里就不展开讲了。“新伤痕文学”的特点，则在于通过“哭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留下的“伤痕”，用旧中国的历史，否定新中国的正当性。

　　《车欠埋》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二十世纪中叶发生的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潮，由此奠定了此后七十余年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更奠定了新中国正义性、正当性的基础。

　　所以，《车欠埋》这样的小说引起所有热爱新中国的各界人士的不满是很正常的，引起激烈讨论也是正常的。

　　从社会效果看，发生在三年前的这次讨论意义很大。澄清了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再次肯定了土地改革对中国社会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对猖獗一时的“新伤痕文学”有所遏制。

　　《车欠埋》的讨论过后，方方女士一度沉潜，似已“落水”，孰料这次竟趁新冠病毒之势，浮上岸来，祭出“日记”，等于“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然后就自感得了意，要为《车欠埋》翻案了。

　　03

　　方方女士的这篇“日记”，名曰日记，其实是接受一家名叫《骚客文艺》的杂志专访。

　　对这家杂志，方方女士说，“原谅我孤陋寡闻，没有看过”，我则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就像此前从未听说过“新冠病毒”一样。

　　从对方方女士的提问看，说“骚客”是跪着采访，并不为过，“骚”倒未必，“贱”则有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