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实：“方方日记”昭示着“文化人”的没落

　　作于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方方日记”，在网上引起了很大争议。《洛杉矶时报》等西方媒体拿这些文字做弹药，一如既往地抹黑和嘲讽中国。国内为“方方日记”叫好的，绝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所谓“文化人”。而中国年轻一代的态度截然相反，直斥方方的文字是垃圾——这是天大的好事，说明中国社会在迅速进化，年轻一代的眼界已将老朽的“文化人”远远抛在后面。

　　放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抗疫工作已经是很高的水平。尽管早期湖北地方政府举止失措、错过了制止疫情扩散的最佳时机，但是其后举国上下的积极举动在2个月内彻底扭转了形势，使中国从疫情的爆发地变成了世界范围内离疫情最远、最安全的地方。在党的领导下，举国上下本来做了许多积极的事情，可是方方日记中却没有一点积极的东西，从头到尾都在咒骂中国的社会环境。有些“文化人”就是这样，自己是个蛆，就以为世界是个大粪坑。当然，由80后、90后和00后构成的年轻一代，根本不吃他们这一套。

　　方方遭到舆论痛斥，倒是让人想到了另外一茬事情：2018年之前，方方曾多年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吃饭砸锅的毒舌怨妇竟然都能当上一省作家协会主席，那么作家协会到底是干什么的？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今天我们就来认真谈谈这个问题。

　　作家协会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中国作家协会有一个“外国爹”，那就是苏联作家协会。成立于1932年的苏联作家协会，是苏联宣传战线的重要力量，社会影响力不可小觑。近代历史上，欧洲国家的作家若非像普希金、托尔斯泰那样出身贵族，很多人连吃饭都成问题。例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这些出身平民的著名作家，都曾有不堪回首的窘迫岁月。在经济窘迫的环境下，许多作家为了生存，不得不写一些艺术价值不高、仅为迎合俗人胃口的三流作品。巴尔扎克亦未能免俗，以致他很不愿意提及某些早期作品。更有甚者，还得通过被达官显贵“包养”来解决生存问题——其实不止作家，肖邦、柴可夫斯基等著名艺术家照样是被“包养”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出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还是有些积极意义的：至少它为真正有文学爱好的作家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使得作家能够从事真正有深度的文学创作。

　　仅从产出来看，苏联作家协会展现出了极为强大的战斗力，使得苏联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足以占据重要地位。侧重描写宏大历史和社会变革的现实主义文学成为苏联文学的主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改编成的电影同样成为经典。法捷耶夫的《毁灭》，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都属于思想深刻、艺术水平极高的名著。再到后来，苏联作协创作了大量反映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优秀作品，其中，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当属上佳之作，电影《解放》的剧本则出自邦达列夫等著名作家的集体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