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方方文章进大学教材，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不应该
前些天，我从“地瓜熊老六”的微博中得知，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大学语文》第二版竟然选了方方的文章，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方方，备受争议不是今日，也不是因为疫情期间的《日记》，她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她是一个从左极端走向右极端的文人，文人圈争议，获奖争议，《软埋》挑起的新中国制度争议，别墅疑案，官司疑云，等等。象这样饱受争议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的作品都不应当成为青年大学生学习的对象，总不能说她的作品已经好到无法取代的地步吧?
大中小学教材的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自科类教材倒不是很明显，文史政法经等学科的教材问题就已经特别突出了。中小学教材在慢慢改，但方向感仍不强，知识分子界仍然迷恋于“教材自由”这个所谓的新思维，公知们仍然排斥政府干预教材内容的选取。
我不知道欧美文史类教材是不是可以自由编写并自由使用，但我有个常识认知，无论哪个国家，要实现文化传承和历史传承，不会没有规矩，不会无限自由，原则性的东西应该是有界限的。
2018年，教育部某部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搞了个“新三科教材座谈会”，本人有幸参加并发了言。说句心里话，本人当时是很失落的，请了那么多人去提建议，参加的领导也多，真能提建议提到实处的人可怜得很，都是套话大话，有且仅有特别无知的我认认真真地做调研并写出详实报告，会上时间讲长了点，领导还嫌烦。
这样的会，其实是没有多大作用的。一年之后，我从两方面了解情况，想要新编教材，看看有没有重要进展，结果当然是被拒绝。现在回想起来，开会，就是个形式，怎么做，那还是按老砖家的套路来。我还问了不少中小学老师，确实改了不少，但换汤未换药，引导性选材侧重点也没变。
大学教材，那就更乱了，没有统编，更没有统审，出版社愿意出版，大学就敢用。(暂不细评)
现在，我几乎有点绝望，看不到教材编写能迎来具有法律意义的规范性操作，再写更多的建议可能也是废话，没有人真能听进去，更没有人会采纳我的废话。
教材，是教育的源头，太重要了，太关键了。
下面，我想把当年有关教材改革的“建议稿”呈现一下(写得比较具体，针对原教材，就事论事)，希望大家能多多讨论，希望大家能帮我调研一下新教材有哪些改动，希望有更多人来关心教材建设，希望教育管理者和接受教育者都来关心教育的源头。百年树人，用什么样的营养来滋养树苗是极为重要的。
《对中小学新编三科教材的看法》
总的原则建议
1、语文教材中的文学名著要缩小西方名著的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