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生：从赵一曼的粗瓷大碗说起
这是一只粗瓷大碗，是抗联女英雄赵一曼同志在东北抗日联军担任团政治委员时用过的饭碗。这只碗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当年有一篇文章，讲述了这只碗的来历：
一个粗瓷大碗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个粗瓷大碗，是赵一曼烈士用的，她那时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团政委。这个碗，赵一曼仅仅用过一次，却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有一回，一场激烈的战斗刚刚结束，小通讯员给赵一曼送来一鼓鼓的挎包。打开一看，是个粗瓷大碗。赵一曼吃饭用的搪瓷缸子，早就送给一个新战士了。通讯员一直想给她另找一个碗，好不容易在这次战斗中找到了，就连忙给她送来。
赵一曼看着这个碗，对通讯员说：“从哪里拿来的，请你还到哪里去!”通讯员为难地说：“这……这……敌人都消灭了，往哪儿还呢!”
开饭了，通讯员用这个大碗，给赵一曼盛(chénɡ shènɡ)了满满一大碗高粱米饭。他想：“这回我们政府该吃顿饱饭了。”赵一曼一看，就知道是从病号灶盛来的。那些日子非常艰苦，抗联部队几个月来都是靠野菜、草根、橡子面充饥的。部队虽然还有一点儿粮食，但得留给伤病员吃。团长、政委和战士一样，嘴边有几个月没沾过粮食了。赵一曼端着这碗高粱米饭，望着面前的小通讯员，怎么忍心责备呢?赵一曼趁人不防的时候，快步走进炊事棚，把饭倒(dǎo dào)在锅里，又从另一口锅里盛了半碗野菜粥。这些，炊事员老李在旁边看到了，没(méi mò)有吭声，眼睛里却含着泪花。
第二天开饭的时候，赵一曼又没有碗了。小通讯员急得(de děi)直叫：“我说政委同志呀，给你一百个碗也架不住这么丢哇!”赵一曼笑着说:“是啊，什么时候才能不丢碗呢?”
当年，这篇文章是作为小学生的课文的。所以，在多音字的地方标注了汉语拼音。
赵一曼烈士牺牲的时候，31岁。她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甚至没有看到七七事变爆发，更没看到解放。
当年东北抗联饮冰卧雪，赵一曼烈士是团政委。
在《柏林日记》中，威廉·L.夏伊勒曾经提到，西线德军上至高级将领下至普通士兵，吃同样的食物。士兵们认为军官是自己的父兄，在父兄的带领下，奋勇作战。
隆美尔有胃病，估计暗地里叫苦不迭。
印象之中，曾经有一位德军军官，回忆自己在斯大林格勒的遭遇。进入保卢斯的地下掩体指挥部的时候，他闻到了浓烈的烟味、酒味和烤肉的香味。他当即愤怒不已，冰天雪地之中与苏联人拼死作战的一线士兵，显然是享受不到这些的。
从那时，他就知道，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即使能侥幸逃脱，也不会再有当初的战斗力了。
历史上的名将，大都懂得和士卒同甘共苦的道理。只有这样才能让士卒相信，军队是一个整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职务分工不同，军队内部只有集体利益没有私人的特殊利益。士卒们认同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而不是为他人做嫁衣的炮灰工具人，所以心甘情愿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士卒在关键时刻的斗志，冒着枪林弹雨，赴汤蹈火，肝脑涂地。
如果不能和士卒同甘共苦，就要给士卒拿出足以让他人垂涎的待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士卒权衡风险和收益之后，自然有人自告奋勇当敢死队。如果悬赏之后，没有人主动报名，那就提高赏格，或者抽签。
如果连这也做不到，那就只有严刑峻法了。比如，打骂士兵、体罚士兵、搞督战、连坐、杀一儆百之类。比如国军，为了弹压士兵，长官经常用枪毙威胁士兵。
顺境中的军队，可以搞同甘共苦、重赏激励，也可以搞严刑峻法。逆境中的军队，往往财源枯竭搞不了重赏激励，一旦严刑峻法不能到位，不能准确打击临阵退缩者，靠严刑峻法维持的军队马上土崩瓦解。这样的军队，如果遇到“缴枪不杀，发钱回家”的对手，会瓦解得更彻底、更迅速。
这样军队的将领，往往仓皇逃窜，他会成为敌军士兵、本军溃兵两支力量追杀的对象。敌军士兵需要他的人头领赏;本军溃兵则不满他久矣，早就想杀了他泄愤了，只是在高压之下没有机会而已。一旦严刑峻法系统失效，反动军队的将军不过是一个长腿的首级，随时可能被捷足先登者割了领赏。
霍去病不体恤士兵，是因为他率军深入敌占区作战，士兵除了奋勇作战没有别的出路。他很幸运，死得早，没有在中原用兵的记录，否则如果他在中原地区依然搞纨绔子弟那一套，把自己吃不了米肉扔掉也不给忍饥挨饿的士兵，那么他大概率会死于哗变。
没有谁比谁天生高一等，许多草包本领一般，靠裙带、运气、金钱、关系成为将领，统帅千军万马。因为生怕别人看不起，所以处处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子。
国军士兵对长官低三下四，除了趋炎附势的小人，更多人是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迫于形势，敢怒不敢言。这些受压迫的士兵，一旦被俘，获得解放，他们马上调转枪，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他们的长官算账，枪毙他们的长官。
所以，不要认为“国民党还知道尊重长官”、国军长官可以“有枪毙了谁”。国民党的军官，尤其是中级军官，他们被尊重的原因不是能力，而是靠严刑峻法控制军队，动辄杀人立威。这些人大多血债累累，如果没有在解放战争中被击毙的话，后来大多被镇压了。执行枪决任务的，有可能就是他们当年的手下，后来的解放战士。那些战士，枪毙了自己当年的长官，估计还要啐一口，呸，你也有今天!
对这方面，早有论述：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
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所以，即使是反动军队的军官，只要脑子正常，知道胜败兵家常事，自己不可能永远顺境，不可能永远拥有雄厚的财力和严刑峻法的权力，便都不敢轻易戳穿等级制度的窗户纸，把高人一等摊到桌面上，更不敢直接使用暴力手段维护自己高人一等的身份。即使有些“刺头”要求公平，这些反动军官“剃头”的理由，也是对方违抗军令、临阵脱逃、作战不力、贪污军饷之类。
处理好官兵关系，首先要处理好军官与资深老兵的关系。
罗马军队施行双线发展路径。平民子弟进入军队，除非特例，从普通士兵做起，职业路径的最高峰是首席百人队长。贵族子弟进入军队，除非特例，从大队长做起，职业路径的最高峰是指挥2—4个的军团司令或皇帝行省总督。
许多罗马贵族进入军队的时候，年纪轻轻，对现实战争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能在战场上存活下来，有良好的战绩，最终成为合格的将领，甚至名将，与他们手下经验丰富的百人队长们密不可分。
百人队长们出身平民，身经百战，虽然由于血统的天花板，永远无法升入高级军官的行列，但是却是军队的中坚力量。他们向上为贵族军官提出可行性建议，向下具体落实贵族军官的指示，同时负责指挥协调管理具体士兵。
将领务虚，百人队长们务实。离开了他们，贵族将领就是光杆司令，指挥部就是空中楼阁，整个军团会立即瘫痪。对罗马军团来说，可以没有贵族将领，不能没有百人队长。没有了贵族将领，百人队长之中，自然有胜任者;没有了百人队长，贵族将领却不能胜任百人队长的工作。
认识到百人队长的重要性，罗马军团将领对百人队长一直高看一眼。资深的首席百人队长的待遇，高于年轻的将校，他们不但有资格出席作战会议，而且有重要的发言权。这样做，既有利于制订的作战计划切实可行，也有利于安抚百人队长们，更有利于树立百人队长的威信，便于他们指挥士兵。
有这样的待遇，百人队长们虽然知道罗马军队内部的等级制度对自己不利，但是大多也安于现状。士兵们看到百人队长的待遇，也容易安于现状，只要他们相信只要自己努力，也有六千分之一的概率，晋升为首席百人队长。
相反，公开点明百人队长们相比贵族军官低人一等，显然是不明智的行为。轻者可能导致军心涣散，重者可能导致哗变。士兵们会想，百人队长们出身资深士兵，如果百人队长都是人下人，那么自己是什么人?那时就只能靠重金利诱或者处决威胁维持军队稳定了。
妥善处理涉及高级士官和军官的冲突，是考验领导艺术的事情，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教训。不展开讲了。
总之，要维持军队的稳定的战斗力，要做到公平，即使不能真正公平，至少要在表面如此。否则，一旦遇到财政困难拿不出重赏，战局不利严刑峻法不能到位，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