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古代西部边疆南北治理经验与教训

　　中国西部以昆仑山为中界分南北两部分：南部为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主要反映了中原王朝与滇缅区域民族的融合关系;北部为西北边疆地区，主要反央中原王朝与西北民族的融合关系，而西部边疆地区治理本身就是一个涉及中国整体安全且具有高度实践性的大学问。论从史出，本文试从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总结其中“百世不磨”[1]即带有规律性的经验与教训，借鉴当下。

　　一 滇缅地缘形势与中国古代西南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

　　——基于中缅边地历史变动为线索的考察

　　（一） 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2]

　　——滇缅地势及其地缘政治意义

　　缅甸位于亚洲东南部、中南半岛西部，其北部和东北部同中国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接界，东部与老挝和泰国毗邻，仰光濒临伊洛瓦底江。缅甸西部与印度、孟加拉国接壤。缅甸南临安达曼海，西南濒孟加拉湾。缅甸从南到北长约2 09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925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北、西、东为山脉环绕。北部为高山区，西部有那加丘陵和若开山脉，东部为掸邦高原。靠近中国边境的开卡博峰海拔5 881米，为缅甸最高峰。　　

　　缅甸地形图

　　伊洛瓦底江是亚洲中南半岛的大河之一，也是缅甸的第一大河。西部山地和东部高原间为伊洛瓦底江冲积平原，地势低平。伊洛瓦底江河源有东西两支，东源恩梅开江(Nmai Hka，中国境内称独龙江)，发源于中国境内察隅县伯舒拉山南麓，西源迈立开江发源于缅甸北部山区。独龙江东南流经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西境，然后折转西南，进入缅甸，过贾冈南流，称恩梅开江。两江在密支那城以北汇合后始称伊洛瓦底江，南流后注入印度洋安达曼海。伊洛瓦底江全长2 714千米，流域面积43万平方千米。在伊洛瓦底江东面并与其北南平行的还有萨尔温江(又名丹伦江)，为缅甸最长河流。该江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称为那曲。离开源头后进入云南境内改称怒江，入缅段称萨尔温江，或丹伦江。入缅后南下在毛淡棉附近，分西、南两支入安达曼海的莫塔马湾，并在河口处两支流间形成比卢岛。不含中国境内，河长1 660公里，流域面积20.5万平方公里。

　　大凡能崛起为国家者，必有方便之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缅甸之于印度，其通往中国的道路要平缓通顺许多，纵贯缅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义相当于贯穿中国东西的长江和贯穿中欧和东欧的多瑙河[3]——给缅甸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中国云南昆明经保山至瑞丽出境至缅甸，地势相对平缓开阔，是中缅通商经贸的主干通道，同样也是中缅关系中矛盾最为复杂的区域，中缅历史上最剧烈的的拉锯式冲突和边界伸缩，也多集中于这一区域。

　　顺瑞丽江可达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并由此直入印度洋，“早在公元前2世纪时，从中国的四川到印度的交通线已经开辟”[4]。西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大夏国都在今阿富汗巴尔赫附近)回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仗，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买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印度)。骞因盛言大夏大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5]。《后汉书》说：“海西即大秦，掸国西南通大秦。”[6]大秦即古代罗马。《新唐书》还说缅甸：“地亦与波斯、婆罗门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7]中国人古时就知经缅甸可入印度至伊朗和地中海。故此，特别是在近代以来当西域或东海被困之后，滇缅通道就成了中国与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与此相应，历史的中缅甸边界拉锯式冲突，多集中在保山经瑞丽至伊洛瓦底江这片开阔和相对平缓的区域。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看到这一点，他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说：“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8]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贵与蒋军周旋期间，因北上渡江困难中央曾有过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设想[9]，其中的重要考虑就是南下通道畅通。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人大老远过来展开对缅作战，也是为了堵住这条通道。中日双方争夺最激烈的还是保山至瑞丽的这条主干通道。

　　明代之前，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这可从明王朝在西南设立的一系列管理机构的命名看出，如“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等[10]。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聚啸之地，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入日本之手，民国政府迁至重庆。由此，缅甸通道对于中国抗战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美国地缘政治的重要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

　　日本的扩张势力差不多完全把我们同俄国和中国的交通截断了。从俄国和印度到中国的陆路，运输量有限，没有能够使中国得到接近必需的军需。要想最后击败日本，大部分有赖于有效地改善这种情况。[11]

　　1937年，在中国东部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民国政府迁至重庆后即征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12]，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除了经伊朗进入欧洲、经巴基斯坦进入印度洋的通道之外，在中国大西南，由云南经缅甸进入印度洋的通道也大大提升了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这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开出的滇缅交通运输线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中得到了充分显示。当时若没有缅甸参与，中国的抗战就会更加艰难。2011年国家建成渝新欧国际大通道，有了这条通道，中国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进入中亚的出口，如能再进一步开发缅甸相接的传统通道，这样，中国大西南这盘棋就下活了。

　　如果将中缅边境沿北纬25度分为北南两段的话，中缅边界的北段为青藏高原南部的高黎贡山所分隔。此段为横断山脉西部断块带，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相碰撞及板块俯冲的缝合线地带，是著名的深大断裂纵谷区。山高坡陡切割深，垂直高差达4000米以上，形成极为壮观的垂直自然景观。与中印间沿喜马拉雅的陡峭南麓形成的大部分边界相似，中缅北段边界也不具有交界国间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地理条件。纵观历史，中缅之间出现大规模边界纠纷的多集中在北纬度以南即云南保山以南与缅甸掸邦以东的地势相对平缓的边界地带。元朝始，缅中边界争夺出现日益频繁的地界拉据形势。

　　缅甸地理形势是南北长东西窄。西面的若开山脉(亦称阿拉干山脉)和东面的掸邦高原的西东夹挤使缅甸的南北狭长的地形更加突出，这从地缘政治上强化了缅甸国防的脆弱性：中国有多个战略枢纽，在缅甸，控制了曼德勒，几乎就控制了缅甸整个国家稳定的枢纽。这使得缅甸古代国都和战场都比较集中在曼德勒一带。　　

　　（二） 两汉至唐宋期间西南边疆治理及其经验

　　古代中国与缅甸的关系是中国中原王朝与缅甸古王朝的边疆推进和反推进的中磨合而成的。

　　1．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两汉时期西南边疆的拓展及其治理经验

　　(1)汉朝廷在西南边疆的行政设置及其原则。汉王朝是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及与此相伴的国家边疆在西南方向的早期扩展比较快的时期，此前与西南因“道塞不通”而联系较少。据《史记》记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13]之属，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14]最大。此皆魋[15]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16]、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17]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18]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19]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20]

　　汉时，巴、蜀、广汉、汉中四郡开通了，汉廷“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21]。战国时，楚威王曾派庄蹻沿长江而上，攻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区，兵至滇池。因秦随后取得巴郡和黔中郡，庄蹻只有“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22]。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有效地控制在夜郎、滇等地设立的郡县，秦始皇派遣将军常頞率军筑路，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尺道，并在这里设置了一批官员。汉时，汉廷边界主动退至蜀地。巴、蜀百姓暗通滇界“取其筰马、僰[23]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24]。

　　推动中原王朝力量向西南扩张的动力是商业和朝廷对边疆安全的需要。汉武帝建元初，番阳县令唐蒙了解到南越人用财物想使夜郎附属，便上书朝廷，言南越王“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25]，有西南图霸之心，建言朝廷“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26]。“上许之，乃拜蒙为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27]。唐蒙至夜郎，劝说夜郎及其周边小邑接受汉派官员。唐蒙回报后，朝廷在此设了犍为郡并派工兵开通从僰到牂柯江的道路。司马相如也进言“西夷邛、筰可置郡”，朝廷“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西南夷”[28]。自此汉廷在那里设置了一个都尉，十个县，划归蜀郡。

　　从汉廷治理西南边疆的布局看，其策略是众分其势，不使一家坐大。具体说就是使夜郎与南越这两个大邑之间保持力量平衡。唐蒙曾在长安询问蜀商了解蜀与西南的商道，了解到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唐蒙乃给朝廷上书建议联合夜郎制服南越：

　　南越王黄屋左纛[29]，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柯江，出不意，此，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30]

　　朝廷采纳了唐蒙的建议，“乃拜蒙以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31]尽管汉廷的西南边疆大幅南进，但司马迁还是看透这些边邑“属国”[32]的对汉廷的两面性，补充说：“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33]

　　西汉武帝时因北方匈奴大举南犯，武帝撤销了在西南夷的官吏，只在南夷、夜郎置留了两个县和一个郡。汉廷控制虽退出西南，但在反匈奴的过程中，汉廷对西南的认识反而扩大到印度。公元前122年(西汉元狩元年)，张骞出使大夏[34]归来，得知大夏东南相距数千里、邛县西二千里有“身毒国”即印度[35]。汉廷派有十几批人从云南方向西寻印度，均在昆明受阻。后南越反叛，汉廷派兵镇压后又将原邛都设为越巂郡，筰都设为沈犂郡，冉駹设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其间滇王“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36]，他们联手与汉廷作对，汉廷出兵消灭了劳浸、靡莫，滇王归降并“请置吏入朝”[37]。自此汉廷在滇地设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38]。司马迁一语道破汉廷西南治理中扶弱抑强、保持战略平衡的经验，他说：

　　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39]

　　这是一条贯穿整个中国边境治理中的重经经验，用清乾隆的话说就是：“边夷固当将就了事，以夷治夷;但不可令其骚扰内地可也。”[40]

　　行政区域设置的第一要义不是发展经济，而是政治稳定。西南行政建制的确立，是中国西南边疆形成的物质前题，在此前提下渐次形成了中缅关系。

　　(2)汉朝廷与西南边疆远地的关系交往及其原则。商业及随之兴起的边界磨合，是国家边界形成的主要形式。公元前5世纪，澜沧江、怒江中上游地区的傣族部落小国组建联盟国家，这个联盟国家[41]被同时期的汉文典籍被称为“哀牢”[42]。公元51年(东汉建武元年)，其首领率2700户请求归顺，得光武帝册封后，“岁来朝贡”[43]。公元69年(东汉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称其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44]，东汉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45]，任西部都尉郑纯为永昌太守。“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46]。公元76年(东汉建元初年)，哀牢王叛，“肃宗募越巂、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47]，官军于次年“大破斩之，传首洛阳”[48]。

　　汉时与哀牢直接相邻的是掸国，其地大约在今云南西部德宏地区和缅甸曼德勒东北部掸邦地区，其南部是正在崛起的骠国。哀牢的衰落提升了掸国的地位，同时也受到南部的骠国的北扩的挤压。在这南北夹击中，掸国倒向更为强大的中原汉王朝。公元120年(东汉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这些杂耍魔术师自称为“海西人”，“海西即大秦(即罗马)也，掸国西南通大秦”[49]。第二年，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綵缯各有差也”[50]。掸国由此与东汉建立了隶属关系，其南方安全也有相当的保障。　

　　骠国位于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地区，旧新唐书对它均有记载:

　　骠国，在永昌故郡南二千余里，去上都[51]一万四千里。其国境，东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东邻真腊国[52]，西接东天竺国[53]，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54]界，东北拒阳苴咩城[55]六千八百里。[56]

　　华言谓之骠，自谓突罗成，阇婆人谓之徒里掘。[57]

　　阇婆的地理位置大约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也就是说自缅甸南方的人都称骠国为“徒里掘”(“突罗成”的变音)。据考古发掘，骠国早期遗址在今缅甸马圭县东敦枝西约20公里处。公元4世纪时，骠国进入全盛时期，到7世纪，其统治的疆域已相当辽阔，逐渐扩大并与南诏国发生冲突。《新唐书》称其地“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师万四千里。东陆真腊[58]，西接东天竺，西南堕和罗[59]，南属海，北南诏”[60]。《旧唐书》说骠国“古未尝通中国”[61];也就是说，在唐之前，骠国与中国没有直接交往，但它通过与掸国的冲突却有了与中国的间接交往。

　　东汉末，中原群雄并起，掸国与汉廷隶属关系已名存实亡，原永昌郡治下的各部族纷纷自立。掸国在失去汉帝国的军事支持的同时，也失去了汉帝国的控制，获得独立发展的自由。

　　公元3世纪，中原三国鼎立。此间对西南政治影响最大的事件是蜀汉政权(公元221～263年)的建立与诸葛亮的南征。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削平地方豪强大姓势力，平定南中，此地正是东汉永昌郡地，蜀国在此地的治理也以宽稳为先。明人杨慎在《滇载记》中说：“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62]

　　此间南面的骠国也在大规模向北用兵，占领掸国尊莫、东帕一带的领土，并继续向北扩张。掸国必须独立应对骠国的北犯，而诸葛亮南边宽稳为主的治理政策也有利于掸国全力向南对付骠国。为此，掸国(“勐达光”)借军事胜利将王城从“勐卯”(瑞丽盆地)南移至“蒲甘姆”(瑞丽江与伊洛瓦底江交汇处往南70公里、今曼德勒省太公城);此后数百年，掸族势力不断向南伸展，伊洛瓦底江流域很多部族被掸国兼并。为抵御骠国侵扰，掸王率傣族军民沿伊洛瓦底江南下，开垦田地、建立城镇。

　　2．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唐王朝西南边疆治理及其经验

　　公元五世纪，中国中原王朝进入强大的隋唐时代，骠国又开始不断侵扰掸国南疆，公元六世纪中期，国势强盛的骠国人口猛增,骠国与掸国的冲突不断升级，公元586年，骠国为寻找新的都城，倾其全国之力北征，一举攻下掸国王城蒲甘姆，掸国土崩瓦解，掸国王族(哀牢王族)纷纷逃亡至哀牢故地，各地头人纷纷自立。至公元7世纪中叶，处于骠国北面的“自言哀牢之后”的各种势力在洱海地区建立了六个较大的民族部落，史称“六诏”，即蒙舍诏、蒙巂诏、施浪诏、浪穹诏、登赕诏、越析诏。

　　约于公元633年(唐贞观七年)，松赞干布迁都逻些(今西藏拉萨)建立吐蕃王朝。随后与唐朝在河西、陇右、关中(今甘肃、青海、陕西一带)和西域(今新疆、中亚一带)等地区进行长期争夺;而南方因掸国瓦解，骠国势力日盛。这迫使唐廷考虑扶持新的势力在从吐蕃的后方即云南和今天的北缅一带牵制吐蕃在西北的扩张的同时，也能够阻止缅地骠国的北犯。公元8世纪30年代，南诏在唐朝的支持下，合六诏为一，统一了洱海地区，其地域据《新唐书·南诏传》所载：“居永昌、姚州之间，铁桥之南。”[63]在此期间，南诏曾先后接受了唐朝委任的“刺史”“台登郡王”“云南王”“南诏王”“滇王”等封号。南诏国。《旧唐书》说：

　　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在汉永昌故郡东，姚州之西。[64]

　　南诏王姓蒙，蒙舍龙于653年建诏。“高宗时遣使者入朝，赐锦袍”[65]，其子孙、重孙均受大唐赏赐。这时，“自言哀牢之后”的南诏国受到中原王廷有意扶持，并作为平衡正在崛起的吐蕃和南方缅人的新的战略力量。

　　唐朝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皮逻阁[66]即南诏王位。在位期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并吞了其他五诏，使洱海地区统归南诏管辖，将王都从巍山迁至大理，由此建立了统一的南诏国，立都太和城(位于云南大理市南)成为唐廷在西南的桥头堡。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九月，唐剑南兵战吐蕃于安戎城，败。南诏首领皮罗阁助唐兵反转取胜，遂求合附近五诏，唐廷许之，唐玄宗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对此，明人杨慎在《滇载记》有生动记载：

　　皮罗阁之立，当玄宗开元十六年[67]。受唐册封为云南王，赐名归义。于是南诏浸强大，而五诏微弱。皮罗阁因仲夏二十五日祭先之期，建松明为楼，以会五昭。宴醉后，罗阁佯下楼击鼓，举火焚楼，五诏遂灭。阁赂剑南节度使，求合五诏为一。朝廷许之。于是尽有云南之地。因破吐蕃，卒为边患。[68]

　　此后，南诏坐大并大举扩张，“在它最盛时，大致上占有今云南及四川、贵州的一部分”[69]。同时，吐蕃势弱，南诏也“因破吐蕃，卒为边患”。

　　南诏强大后，随即与唐王朝产生冲突，引起唐王朝于唐天宝十年(公元750)和十三年(公元754年)两次出兵征伐南诏，南诏打败唐军，使唐丧师近二十万。自此，南诏“北臣吐蕃”[70]，公元751年，吐蕃封南诏王阁罗凤为“赞普钟”(意思是兄弟之国)，“号曰东帝，给以金印”[71]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廷力量从西域大幅回缩，南诏借机北向控制巂州(今西昌)，西向控制寻传(今澜沧江上游以西至祁鲜山以东)地区。公元790年吐蕃占据北庭、安西，自视力量足够强大，以至向南调头转对南诏，这迫使南诏于公元794年(贞元十年)，“弃蕃归唐”[72]，与唐订立盟约后随即出兵吐蕃，夺取吐蕃铁桥(今丽江县境)等十六城，降其众十万。这迫使吐蕃势力从北庭、安西大幅回撤。吐蕃东扩的势头得到有效遏止。

　　另一方面，随着骠国地盘北向扩大，“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73]。南诏成为制衡骠国北方的重要屏障。为了消解唐廷对南诏的支持，骠国“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74]。八世纪末，大体在唐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骠王雍羌亦遣弟“献其国乐，至成都”[75]。“礼乐征伐自天子出”[76]，献国乐是骠国内附唐朝的最实际的行动。这引起对唐领土有不当觊觎的南诏国的警觉。唐大和二年(公元830年)底，南诏兵“逼成都府，入梓州西郭，驱劫玉帛子女而去。上闻之，大怒。”[77]两年后即唐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又调头南下，“南诏掠其民三千，徙之柘东(今云南昆明)”[78]唐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南诏军攻骠国属国弥臣。“此后，骠国的情况很少见于中国的记载”[79]。

　　随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南诏在西南地区成了近乎无有制约的独立王国。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南绍王世隆称帝，实行全民武装政策：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数征发从军，田事由妇女担任，长期进行掠夺战争。在此后的十多的时间里，南诏军队两陷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僖宗时宰相卢攜、豆卢琢对南诏之祸痛心疾首：

　　大中之末，府库充实。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疠，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杞榛，皆蛮故也。[80]

　　司马光评论说：

　　南诏酋龙嗣立以来，为边患殆二十年，中国为之虚耗，而其中亦疲弊。[81]

　　总括唐朝西南边疆治理，可以看出，南诏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顺从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最终异变为对中国形成极大的危害独立王国，以至“唐之祸基于南诏”[82]，并不是由于南诏国有什么野心，而是客观形势使然。唐廷为扶持南诏坐大有意助其扫清限制南诏的其他势力。同样的道理，由于没有其他力量制衡,南诏又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四面扩张,其结果遂成唐之边患。公元897年至公元902年，南诏“在广西和四川等地与唐交兵不已，使得唐朝感到难招架”[83]。

　　但另一方面，由于南诏连年用兵，南诏“屡覆众，国耗虚”，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南诏王舜化贞(公元897～902年在位)死，蒙氏政权为郑氏更替，改国号“大长和”。疆域包括今云南全部以及缅甸北部那加丘陵和萨尔温江以东、老挝北部等地。大长和国维持时间从公元902年至928年，共27年。

　　五代十国时期又有大天兴(兴源国，公元928～929年)、大义宁(公元929～ 937年)等短期政权。

　　公元937年，后晋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洱海地区贵族高方、董伽罗灭大义宁国，定都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国号“大理”。辖境今云南全境，四川西南部等地。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大理致书宋朝廷，要求通好。北宋初期，“宋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乃弃越巂诸郡，以大度河为界，使欲为寇则不能，为臣则不得”[84] ，以至“大理益不通于中国”[85]。

　　3．从“未遑远略”到“天戈一指，尽六诏之地，皆为郡县”——宋元时期西南边疆治理及其经验

　　宋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段思聪卒，在位十七年，子段素顺立。

　　时北面的宋廷为全力向北防御“乃弃越巂诸郡”，南面的缅甸骠国更是衰灭，这种“出则无敌国外患”[86]的外部环境，使大理国祚(公元937年至1253年)也相对持久。但是，在唐末、南宋相对孱弱的历史条件下，“蒙、段二姓与唐、宋相终始”的持久存在有效的阻隔了来自缅甸蒲甘王朝的侵袭，保证了西南方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稳定和安全。用元人李京的话说就是：

　　云南自古为蜑[87]獠之域。秦、汉以来，虽略通道，然不过发一将军、遣一使者，以镇遏其相残，慰喻其祁恳而已。所任得人，则乞怜效顺;任非其人，则相率以叛。羁縻苟且，以暨于唐，王室屡覆，而南诏始盛矣。天宝以后，值中原多故，力不暇及。五季扰乱，而郑、赵、杨氏亦复攘据。宋兴，介于辽、夏，未遑远略。故蒙、段二姓[88]与唐、宋相终始。天运勃兴，文轨混一，钦惟世祖皇帝天戈一指，尽六诏之地皆为郡县。[89]

　　1253年(蒙古宪宗三年)，忽必烈远征云南，“天戈一指，尽六诏之地，皆为郡县”。大理国亡，其祚长达316年。

　　在中国西南边疆的域外缅甸方面，与中国“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内战同期，缅甸也因骠国衰落而陷四分裂。骠国瓦碎后，缅甸中部和北方也裂变出许多分散的部落势力，这为新的政治力量——蒲甘王朝——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蒲甘王朝崛起于钦敦江与伊洛瓦底江汇合处以东的广大地区。到11世纪初，以蒲甘为中心，王朝统治范围北至密铁拉、杰沙，南到敏巫，西起蒲甘，东到皎克西。大约从南到北约300公里，东西100余公里。这一地区也正是骠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宋史》专列《蒲甘国》，称“蒲甘乃大国王”：

　　蒲甘国，崇宁五年，遣使入贡，诏礼秩视注辇。尚书省言：“注辇役属三佛齐，故熙宁中敕书以大背纸，缄以匣襆，今蒲甘乃大国王，不可下视附庸小国。欲如大食、交阯诸国礼，凡制诏并书以白背金花绫纸，贮以间金镀管籥，用锦绢夹襆缄封以往。”从之。[90]

　　宋崇宁五年是公元1106年。蒲甘王朝至宋已有相当的势力。1044年阿奴律陀登上蒲甘王位，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开始着手统一缅甸的战争。1057年，阿奴律陀率军南下，攻陷直通城，勃固等国归附蒲甘。由此蒲甘王朝有了出海口。随后阿奴律陀率军向西，出兵阿拉干北部。为了防止东北掸人抄后，阿奴律陀又与掸邦交界地如杰沙、太公、曼德勒、八莫等地建筑要塞，派重兵固守。完成对阿拉干北部的征服后，东北部的掸人各邦纷纷称臣纳贡，缅甸首次统一。蒲甘王朝曾兵临大理城下，不克而退。这次冲突“并没有引起与大理的战争”[91]，但已具有了古代国家战争的雏形。

　　真是生不逢时。与大理国的命运一样，就在蒲甘王朝勃勃雄心，壮志未酬之际，强大的蒙古铁骑从天而降。民族史学者尤中教授写道：

　　正当宋、金严重对立，整个中国陷于分裂状态之中，而云南地区大理国的白族封建主们与被统治的其他民族的贵族之间也纷争不已的时候，北方蒙古贵族的势力崛起了。[92]

　　1253年，成吉思汗听取郭宝玉“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93]的建议，蒙古大军进入云南，次年灭大理。公元1267年，大蒙古国分云南为五大部：合剌章、鸭赤、赤科、金齿、茶罕章。1271年(至元八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1273年(元至元十年)，忽必烈设云南行省。《元史·百官七》：

　　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即古南诏之地。初，世祖征取以为郡县，尝封建宗王镇抚其军民。至元十一年，始置行省，治中庆路(今昆明)，统有三十七路，五府。[94]

　　忽必烈任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为云南设立行省的第一任行政长官，统剌章、鸭赤、赤科、金齿、茶罕章等。

　　云南行省建立起来之后，军政事务均由平章政事根据朝廷命令统一调度和管理。中央派人来作云南王，权力在行省之上;在行省之下，在一定数量的路、府、州、县范围内，分设宣慰司[95]都元帅府。“这一来，在多民族而情况复杂的云南地方，元朝也象内汉族地区一样，建立起来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行政组织机构，使之上下层层节制，保证了元朝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权力的贯彻执行。”[96]

　　元初,元廷在今保山设永昌三千户，隶大理上万户。公元1286年，元廷又设“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治所在大理路(治今云南省大理市)后来迁到永昌府(今保山市)，地控云南进入缅甸主要通道，在战略上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使金齿地区在此元明两代的西南治理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为加化其军事功能，不久“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升格为“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隶属云南等处行中书省，管辖今云南德宏州和临沧地区西部一带地区及缅甸北部地区。

　　元朝的云南行省功能，随1274年南宋降元，开始由边疆防御转为边疆扩张。蒲甘王朝即将面临灭顶之灾。《元史》卷二百一十《列传·外夷(三)·缅》载：

　　缅国为西南夷，不知何种。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不远者，又不知其方几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庐以居，有象马以乘，舟筏以济。其文字进上者，用金叶写之，次用纸，又次用槟榔叶，盖腾译而后通也。[97]

　　明代中国人对缅甸的认识就比元代进一步明晰。《明史》卷三百十五《列传·云南土司(三)·缅甸》载：

　　缅甸，古朱波地。宋宁宗时，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通中国自此始[98]。地在云南西南，最穷远。有城郭庐舍，多楼居。元至元中，屡讨之，乃入贡。[99]

　　元初，缅国蒲甘王朝(公元894~1369年)已很有声势。缅王联合建昌金齿[100]诸部与元朝对立。1271年(元至元八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3年(元至元十年)，元廷遣使招缅王入朝，无果。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缅军犯云南边境，双方发生冲突。元军用草原合围群狼的“合围把稍”的战术[101]彻底解决金齿地区的抵抗。据《元史·也罕的斤传》：

　　元二十一年，(也罕的斤)与右丞相太卜、诸王相五答儿分道征缅，造舟于阿昔、阿禾两江，得二百艘，进攻江头城，拔之，获其锐卒万人，命都元帅袁世安守之。

　　先是，既破江头城，遣黑的儿、杨林等谕缅使降，不报，而诸叛蛮据建都太公城以拒大军，复遣僧谕以祸福，反为所害，遂督其军水陆并进，击破之，建都、金齿等十二城皆降，命都元帅合带、万户不都蛮等以兵五千戍之。[102]

　　1279年(至元十九年)，元灭南宋，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元兵自云南地区进攻蒲甘国，元军西出打到伊洛瓦底河边，攻占太公城[103]和江头城[104]。次年建都金齿等西南十二部向元军投降。“元朝军队占领太公城，恢复了大理国后期被缅甸蒲甘王朝控制的一片疆土，于太公城设太公路，后又于今缅甸掸邦北部的瑞丽江上下周围地带设蒙怜路和蒙莱路”[105]。1287年(元至元二十四年)，“云南王与诸王进征，至蒲甘，丧师七千余，缅始平，乃定岁贡方物。”[106]缅国与元朝建立朝贡关系。1297年，元成宗正式“诏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王”[107]，缅国成为元朝藩属。1301年(大德四年)，缅王被其弟所杀，“蛮贼与八百媳妇国通，其势张甚。”[108]元军南征八百[109]，置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至此，元边疆南扩至今缅甸的南掸邦及泰国北部的清迈一带。

　　至此，蒲甘王朝权力及其治域转入元朝，蒲甘王朝亡。南诏、大理之后，云南地方与朝廷中央严重分离的局面告以结束。

　　（三） 驱虎喂猪，崽卖爷田不心疼

　　——明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失误与教训

　　第一，驱虎喂猪，打破西南战略力量间的平衡以至自毁长城，是明朝治边政策的严重教训。1918年11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信中说：“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寓言讲的是羊狼谈判同意解除戒备，而羊群为表现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它们却成了狼群的晚餐。”[110]在这则故事中，明廷扮演的不是驱逐而是主动打残保护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国的角色。但这还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明廷还告诉狼：牧羊犬消灭后，牧羊犬的地盘可交给狼管理。这样的治边政策结果只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111]。

　　元朝后期，朝廷对西南边地控制减弱。1312年，站稳脚跟的混依翰罕脱离元朝金齿宣抚司，在勐卯(瑞丽)称王，自号“思汗法”，建立“麓川王国”[112]。1317年，思汗法挥师征服景迈(清迈)、景线、景栋、勐泐、腊门、腊光等地，1343年，在瑞丽江河谷大败前来进犯的元军，后至芒市河下游三台山再战，亦大胜，麓川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大理。此后多年，双方几次再战，直到1355年，因长年征战国库亏空，思汗法才命其子莽三到北京纳贡请和，此时元廷已无力暇西南，只有于其地设平缅宣慰司，册封思汗法为世袭宣慰使。

　　1368年元顺帝逃回蒙古,明朝建立。1382年，明军占领云南，思伦法为与明朝交好，派使团出使明朝，并将元朝所赐印信交于明朝。1384年，明朝册封思伦法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世袭宣慰使，不久改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113]，麓川成为明王朝的属国。

　　在中国元明交替的这段时间，中国西南边疆域外的缅甸也进入近半个世纪的诸王分裂状态。缅甸南部孟人在锡当河和伊洛瓦底河之间建立的勃固王国(1287~1531年，治所在今缅甸勃固)、掸缅人在上缅甸建立的阿瓦王国(1364~1555年)，逃往锡当河流域的缅人建立东吁王国，加上西部的阿拉干王国，缅甸陷入战国时期。

　　这些处于战乱中的王国起初并没有强烈的独立于中国的意识，他们乐意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成为明朝的“土司”。明洪武十六年(1383)，阿瓦王派板南速勒入贡中国。翌年又遣使入贡，明廷设缅中宣慰司。至于接近安达曼海因而更遥远的勃固王朝，因离中国悬远，双方交往多止于礼仪。

　　明朝建立后，经过朱元璋十多年的努力，边疆各地复归统一。在西南方向，1383年(明洪武十六年)，西南麓川、缅里、车里、八百媳妇等，皆因不甘受他邦“侵夺境土”[114]，纷纷内附，“愿臣属中国”，“庶免欺陵”[115]。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明置六宣慰使司，即孟养军民宣慰使司[116]、木邦军民宣慰司[117]、缅甸宣慰司[118]、八百军民宣慰司[119]、车里军民宣慰[120];1403年(永乐元年)又设缅甸宣慰使司。明时期中国西南滇缅辖界从蒙元时期的东经94度收缩至97度以东[121]。由于路途险远，各宣慰司独立性较大，其间纠纷，明廷多采调停、平衡的立场[122]。　　

　　1399年(明建文元年)，麓川宣慰使思伦法去世，其子思行法继位，麓川势力渐衰。1413年(明永乐十一年)，思行法让位于其弟思任法。经过多年的养精蓄锐，麓川于1428年开始向周边扩张，欲恢复祖地。1440年(明正统五年)，多次击败明军的征剿，占领干崖、南甸、腾越(腾冲)、潞江、永昌(保山)等地。缅甸、车里、八百等地皆受其控制，俨然以“麓川国”自居，其地东接景东府，南接车里、八百，北接西番(西藏)、东接永昌(今保山)。麓川自立头目，“相助为暴，叛形已著”[123]。其日益明显的独立明廷的倾向，促使明廷大举出兵，“三征麓川”。

　　1428年(明宣德三年)，“云南三司奏，麓川宣慰使任思发夺南甸州地，请兵问罪”[124]。明廷反复劝说任思发，“时思发兵愈横，犯景东，剽孟定，杀大侯知州刀奉汉等千余人，破孟赖诸寨”[125]。1441年(明正统六年)，幼冲之年登基的明英宗受急切提高自己声望的宦官王振——这很像东汉窦太后时期的急于通过打击北匈奴的胜利提升自己地位的窦宪——的挑唆，决定武力镇压。但这一决定受到众臣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坚决的是翰林侍讲刘球——他很像反对窦宪出征北匈奴的宋意。史载：

　　正统六年，帝以王振言，大举征麓川。球上疏曰：帝王之驭四裔，必宥其小面防其大，所在适缓急之宜，为天下久安计也。……今麓川残寇思任发素本羁縻属，以边将失驭，致勤大兵。虽渠魁未歼，亦多戮群丑，为诛为舍，无系轻重。玺书原其罪衅，使得自新，甚盛德也。边将不达圣意，复议大举。欲屯十二万众于云南，以趣其降，不降则攻之。不虑王师不可轻出，蛮性不可骤驯，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况南方水旱相仍，军民交困，若复动众，纷扰为忧。臣窃谓宜缓天诛，如周、汉之于崇、越也。[126]

　　意思是说：古者帝王治理边地都是原谅当地部族的小过，提防大他们的大阴谋。现在麓川思任发一直安分管属，可我们的守边将军没有节制，致使思任发复反并劳烦大军。皇上也下诏宽恕其罪，但边地将军不理解圣意，又要大举发兵，屯兵十二万，试图迫使思任发投降。这些人不知“王师不可轻出，蛮性不可骤驯，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的道理，其结果会将国家的有限资源大量耗于不重要的方向，一旦北方有事，就无以应付了。兵部不纳刘球意见，“大会诸道兵十五万讨之”[127]。由此开始了时近八年的对麓川地方独立势力反复清剿的“三征麓川”军事行动。

　　正统八年(1443年)，据报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反击，五月，朝廷复命定西伯蒋贵充总兵官，率兵5万，再征麓川。当月，刘球再次上书反对，可贵的是，刘球还指出了此种远征的胜利将导致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布局的失衡：

　　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军赀爵赏不可胜计。今又遣蒋贵远征缅甸，贵献思任发。果擒以归，不过枭诸通衢而已。缅将挟以为功，必求与木邦共分其地。不与则致怒，与之则两蛮坐大。是减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设有蹉跎，兵事无已。[128]

　　消灭了一个麓川的结果增加了两个对手，后果应验了刘球的预见：西南战略力量分布失衡后，在比刘球设想的更长的历史中，中缅边境真是“设有蹉跎，兵事无已”。

　　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明大将王骥第三次远征麓川[129]。在打败麓川的战役中，明廷得到位于麓川南面的缅甸、木邦两宣慰司的大力支持。史载：“木邦、缅甸两宣慰兵十余万亦列于沿江两岸，缅甸备舟二百余为浮梁济师，并为攻破其栅寨，得积谷40万石。军饱，锐气倍增。”[130]明皇帝——就是那位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中率大军北上迎击瓦剌却被瓦剌俘虏的明英宗——为了得到缅人的支持，还许诺事后以麓川地补偿缅人：

　　正统六年，给缅甸信符、金牌。时麓川思任发叛，将讨之，命缅甸调兵待。七年，任发兵败，过金沙江，走孟广，缅人攻之。帝谕能擒献贼首者，予以麓川地。[131]

　　明军将麓川王思任法之子思机法驱至大金沙江(今缅甸境内伊洛瓦底江)，明将王骥已是力所不逮，明廷也因当年北境出现瓦剌也先南犯并俘英宗的“土木之变”，只有与伊洛瓦底江对面的麓川旧部划江休战。书载：

　　时王师逾孟养至孟那。孟养在金沙江[132]西，去麓川千余里，诸部皆震詟曰：“自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王师至此，真天威也。”骥还兵，其部众复拥任发少子思禄据孟养地为乱。骥等虑师老，度贼不可灭，乃与思禄约，许土目得部勒诸蛮，居孟养如故，立石金沙江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思禄亦惧，听命，乃班师。捷闻，帝为告庙云。[133]

　　明军占领允姐兰(今瑞丽以西)，以捷报班师。1450年(明景泰元年)“缅甸宣慰已擒获思机发，又将思卜发(思机发弟)放回孟养”[134]，1455年(明景泰五)年，胡志将思机发“槛送京师”后明廷“乃诛思机发于京师”[135]。

　　麓川灭亡后，明廷“分其地立陇川宣慰使”[136]。1456年(景泰七年)，陇川宣慰使派人进贡[137]。为了酬谢缅人参战麓川战役的“贡献”，明廷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赐缅甸阴文金牌、信符”[138]，景泰二年(1451年)“加赏锦币，降敕褒奖”[139]。

　　但是，明廷没有意识到自己“三征麓川”的胜利已打破了原有的缅北与缅南的力量平衡，与公元91年东汉窦宪消灭北匈奴造成的“漠北空矣” [140]的灾难性的政治后果相同，明廷消灭北方麓川国的结果是帮助南方缅人消除了北方力量的制约，由此缅人迅速崛起并在半个世纪后成为明清朝廷在西南方向的有力对手。

　　明廷三次大规模用兵麓川之地(即今保山陇川区域)，是滇甸交通的最重要的枢纽地带，也是汉唐以来中缅边界历史上拉锯及磨擦最频繁的地带，因而也是历史上中缅边境最敏感的部位。1591年，时任兵科给事中张应登注意到陇川对于滇缅通道的地缘政治的枢纽意义，认为：

　　陇川最大，南通缅甸，西傍迤西，东邻木邦，宜移腾越参将驻札彼中筑城屯田、团练乡兵，以联诸夷，控制六慰[141]。[142]

　　元朝在西南边境力量推进和明朝的收缩变化表明，伊洛瓦底江是中国西南边地扩展的极限，而保山则是缅甸势力东界扩展的极限。中国西南极边的哀牢、夜郎、南诏、大理、金齿至麓川等在历史上是中原王朝对西南控制力最薄弱的地域，与此相应，在缅甸全国统一政权没有形成之前，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地方政权反叛中原政权的力量底线——这个底线后来为缅甸取代——也是中原政权对西南边陲控制力的极限。这些地方政权归属感往往随中原王朝力量强弱而摇摆;也就是说，在中原王朝较强的时候，这一地区的地方政权因相互对立而争相向中国称臣纳贡并希望由此得到中国的庇护;而在中原王朝力量相对弱或中原内战而无暇西南时候，他们的独立倾向就会加强并对中国形成边境威胁。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不是西南诸地方政权的独立而是不存在，以及由此造成的中缅双方力量极限处的缓冲区出现力量真空。在这方面，明朝在西南边疆治理方面的教训是最惨痛的：明廷无端地将一个时不时派使者入中表示“愿臣属中国”[143]的缅甸“培养”成中国在西南方向的有力对手。

　　1393年(明洪武二十六年)“缅始遣其臣板南速剌至，进方物”[144]，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明廷“置缅中宣慰使司，以土酋卜剌浪为使”[145]。1395年(明洪武二十八年)“卜剌浪遣使贡方物，诉百夷思伦发侵夺境土。二十九年，复来诉”。此事明廷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喻缅及百夷各罢兵守土”[146]。后因百夷部落内乱此事才得以消停。1403年(永乐元年)缅甸又遣使表示“缅虽遐裔(远)，愿臣属中国，而道经木邦、孟养，多阻遏。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陵”[147]。由此，明廷又设缅甸宣慰使司，以那罗塔为宣慰使，遣内臣张勤往赐冠带、印章。“于是缅有二宣慰使，皆入贡不绝”[148]。此后缅甸在与周边土司的领土纠纷中，也乐意接受明廷的调停，在征讨麓川的过程中缅甸方也协助明廷活捉“叛酋”思任发。

　　但是，在明廷将麓川独立势消除后，明缅矛盾立即提上日程。半个世纪后，中缅之间的冲突就有了国家间冲突的特征。

　　首先，缅方以擒获思任发，要求明廷以麓川地作交换，兑现“帝谕能擒贼首者，予以麓川地”[149]的承诺，导致“朝命遂有并征缅甸之命”[150]，并集大兵汇集腾冲。1444年(明正统九年)总督尚书王骥已“驻师江上，缅人亦严兵为备”[151]。只是由于麓川尚未彻底平息，王骥回调部队。1447年(明正统十二年)，木邦宣慰使和缅甸前宣慰使的儿子马哈省、以速剌派使者赴京城献思任发首级，皇帝任命马哈省、以速刺任宣慰使，赐敇书和冠带、印信。以速剌即要求孟养、戞里的土地，并愿助朝廷大军尽快消灭思任发之子思机发。1451年(明景泰二年)，明帝“赐缅甸阴文金牌、信符”[152]，但缅方却不交出思任发之子思机发，为留后手又放思机发弟归孟养。同时缅再遣使请求孟养地。“朝廷知其要挟，故缓之。”[153]1471年(明成化七年)，除孟养外，缅人得寸进尺，又索贡章地，说“贡章乃朝贡必经由之途，乞与之”[154]，并要求将没有军籍的李让做冠带把事，以供他们差遣。兵部尚书余子俊等以为李让为中原人，以任“把事”，不合体统。朝廷拒绝了缅人的要求。

　　15世纪末，明朝北方压力日增。自1449年土木之变后，瓦剌部渐衰，鞑靼部兴起，明北境再次进入周边事多之秋。鞑靼毛里孩于1465年、1466年、1467、1468年、1469年、1470年、1472年、1473、1474年、1475年、1476年、1480年、1481年、1482年、1483年、1484年、1486年、1488年、1489年、1490年1493年、1495年、1496年，以不同程度的深入侵扰[155]。明廷对西南边事日显捉襟见肘，逐渐放松了对云南极边地区的管理。

　　缅甸军民宣慰使司(1403～1526年)是明朝在西南边境所设的六个宣慰使司(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孟养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之一，隶属于云南承宣布政使司，辖地即缅甸阿瓦王朝。1488年(明弘治元年)缅甸来贡并声言安南[156]侵其边境，次年经明廷调停安南罢兵。嘉靖初年，孟养酋长的儿子思伦向邻地缅甸发起攻击，杀宣慰莽纪岁及妻女，占据其地。嘉靖五年(1526年)孟养、木邦、孟密三家土司联合将缅甸宣慰司辖地瓜分。缅甸诉于明廷，皇帝没有回复。直到1527年(明嘉靖六年)，朝廷才派永昌知府严时泰调查此事，导致思伦纵兵起变，杀死千户，严时泰逃跑，事后朝廷也没追究此事。

　　但明廷的怠懈终酿成大患。缅甸宣慰使莽纪岁之子莽瑞体在战乱中潜逃，奔东吁母家，建立东吁王朝，从此缅甸脱离中原王朝，开始其独立和统一的历史进程。需要说明的是，此后的缅甸，就不是此前作为中原王朝治下的地方政权，而是脱离中原王朝的独立的国家力量。史载：“盖自天启[157]后，缅绝贡职，无可考验云。”[158]

　　当时，麓川国覆灭后，缅甸即东吁王朝的对手在北面是明廷扶持起来的的孟养、东面的孟密和木邦。明廷对其政策则是“荒服之外，治以不治”[159]。这样的政策导致处于缅中力量交界地带的地方势力不敢完全无所适从，即不敢效忠明廷，也不敢效忠缅方，其结果在中缅交界地带，割据势力是要么自立为大，要么见风使舵，完全不能有定性。另一方面看，造成西南边界伸缩无常的原因，是中国中央政府在此鞭长莫及，既无力打击窜犯势力，也无力支持遑论保护效忠本朝的地方势力。特别是麓川国被消灭后，明廷西南失去了有力的屏障，这一方面加剧了西南其他中间势力的动摇性，这为位于缅甸锡当河中游的东吁王朝在16世纪的顺利崛起并成为缅甸主体政权提供了较好条件。

　　莽瑞体(1531～1550年)嗣临东吁王朝，此后便开始了自蒲甘王朝后第二次统一缅甸的事业。北方大国麓川势力严重受挫,使南方缅人在北方压力大为缓解。这使得东吁国可以调头南下。1539年顺锡当河南下攻占勃固并立都于此，1541年，东吁军队进攻马都八(今缅南的马达班)，1542年占领卑谬，1548年西征阿拉干,1549年、1555年北上占领阿瓦(治所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灭阿瓦王朝。至此缅南大体统一。

　　1557年东吁东征兰纳王国(位于泰国西北清迈)，打通进入泰国的门户。1563年、1568年，两次东征泰国，泰国阿瑜陀耶王朝臣服缅甸。

　　1575年，东吁挥师北向，木邦、蛮莫、陇川、干崖等地先后为东吁王朝控制，1579年，缅军攻下孟养。此时由于没有北方其他势力与南方缅人相制衡，明廷只能一味“好言慰谕之”[160]地不断忍让，以至西南效忠明廷的抗缅力量“以无援败”。[161]

　　驱虎岂能喂猪，明廷的忍让引来缅人更大的进攻。

　　1581年，莽应龙继任东吁国王，随即向明朝发起更大规模的边界侵犯。1582年，东吁军“起兵象数十万，分道内侵”[162]。攻下干崖，入姚关(今云南施南县姚关)，进顺宁(今云南凤庆)，明廷指挥吴继勳、千户祁维垣战死。又破盏达(今云南盈江县莲花街)，副使刀思定求救不得，城破，“妻子族属皆尽”[163]。接下来东吁兵锋直指滇边战略要地腾冲、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沅等。

　　西南边事十万火急，明廷急调南京坐营中军刘綎为腾越游击，武靖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军，率数万官兵赶赴云南前线，大败缅军于攀枝花，随后乘胜进击，于1581年底至1582年春“斩首万余”，“复率兵出陇川、孟密，直抵阿瓦”[164]。1584年，孟养、陇川、木梆三地宣慰使和孟密的安抚使在威远营筑坛誓言：效忠明廷，保边境平安。

　　万历年间西南方向的攀枝花大捷的意义在于确定了中缅力量边界伸缩的底线和极限。也就是说，在缅甸与中国之间，缅甸力量的极线——如果中国衰落的话——能达到云南保山一线，这一线当然也是中国西南防线的被迫的底线;同样的道理，中国力量的极线——如果缅甸衰落的话——能达到缅甸阿瓦一线，这一线当然也是缅甸被迫的底线;而目前的两国边界，从历史不断拉锯式的交锋看，就是两国力量中和和常态的边界。但这只是明朝以来的常态的边界，与元朝相比，明缅边界已大幅向中方一侧东移。而造成缅甸战略极线大幅延长的主要事件就是麓川国的覆灭。

　　由于没有明廷以外的其他力量的有力制衡，而明廷在西南又边长莫及，1585年始，蛮莫、孟养、孟密等先后又倒向缅甸。1589年、1591年，东吁缅军复攻孟养、蛮莫、思化等地，均为明军挫败。17世纪初，东吁缅军与明军双方在北缅展开拉锯战，明军劳师征远，虽能击败缅军，却守不住地盘。1602年，东吁军队出动十几万军队大举北进，占领蛮莫[165]，次年为明军击退。此时，东北努尔哈赤崛起，明廷捉襟见肘，对西南控制减弱。明军虽收复蛮莫，但当地土司在强大的缅军压力下无力支撑，缅军攻占孟养、孟密。1606年，缅军30万攻木邦，明廷兵不至，木邦失陷。原麓川、孟养、木邦所据地区转入缅军之手。由此，缅甸今天的版图也大体奠定。关于此，史有记载：

　　万历初罕拔、岳凤等导缅兵入陇川,三年(1575年)复陷干崖。七年(1579年)遂尽据孟养之地。十年(1582年)并据有干崖地。是年瑞体死。十一年(1583年)瑞体子应里并木邦地，湾甸酋亦叛附焉，遂寇顺宁以北，官军破走之，复收湾甸、耿马诸境。别将率兵出陇川、猛密，至缅境，于是木邦、孟养诸酋皆降。师还，缅复炽，数侵邻境。十六年(1588年)复夺孟密。十八年(1590年)又夺孟养及孟拱、孟广之地。二十一年(1593年)入蛮莫，寇陇川,官军击却之。寻复寇蛮莫，寇孟养。三十二年(1604年)猛养陷。自是以后五宣慰渐为缅所并。遂倔强于云南西南境。[166]

　　明廷在西南的收缩，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就内因而言，此时的明王朝处于颓势，而16世纪后半叶张居正的改革又加速了这一颓势。[167]。此时明北境和东海外患日增;在国内，张居正以金融化为主线的改革加速了农民失去耕地的进程，不久，全国起义暴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启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此时又适逢中原气候持续下降[168]，天下大乱，狼烟蜂起。1627年(天启七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169]

　　就外因来说，除了明廷自毁制衡缅甸的主要力量——麓川国——的原因外，东北方向战事吃紧也是重要的牵制原因。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当年明廷发兵数万进入朝鲜半岛与朝鲜军民共同抗日。1592年(万历二十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日本，在釜山登陆，占领王京(汉城)，攻陷开城、平壤，侵占朝鲜大片土地，战火弥漫朝鲜半岛“旦暮且渡鸭绿”[170]，朝鲜国王向明告急，要求出兵援助。明廷认为“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171]。兵部左侍郎宋应昌更是指出朝半岛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

　　考舆图，朝鲜幅员东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从西北长白山发脉，南跨全罗界，向西南，止日本对马岛，偏在东南，与釜山对。倭船止抵釜山镇，不能越全罗至西海。盖全罗地界，直吐正南迤西，与中国对峙。而东保蓟、辽，与日本隔绝，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鲜也。关白[172]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蓟、辽，京师巩于泰山矣。[173]

　　1592年12月，明廷以宋应昌为经经略、李如松为提督，“扬言大兵十万”[174]渡过鸭绿江，大举援助朝鲜。至1593年初，夺回平壤，迫使日军南逍。开城、汉城相继收复，日军败退釜山。但当明军撤退后，丰臣秀吉又返兵重入朝鲜，“犯咸安、晋州，逼全罗，声复江、汉以南，以王京汉江为界”[175]。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2月，丰臣秀吉再发侵朝战争，1598年冬，在朝鲜南海海面与日军决战，日军惨败。1599年春“征倭告捷”[176]。

　　与此同时，努尔哈利用明朝对日在朝鲜半岛作战的时机，于1593年统一了建州女真，无暇他顾的明廷先后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都督佥事和龙虎将军。结果是在“征倭告捷”的背后，努尔哈赤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在赫图阿拉(辽宁省新宾县)即位称王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自始与明朝作对。1618年(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随后攻陷抚顺，五月，陷抚安等十一堡，七月陷清河堡，辽东屏障皆失。由此拉开了后金与明朝决裂并最终颠覆大明王朝的大幕。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已与加派田赋持平，而到崇祯元年(1628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竟占高于加派田赋130.34%[177]。此时的明朝国防已无力于西南。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云南巡抚陈用宾为防御东吁东犯，“设八关于腾冲，留兵戍守”[178]，即在三宣之外沿山神护关[179]、万仞关[180]、巨石关[181]、铜壁关[182]、铁壁关[183]和虎踞关、汉龙关、天马关[184]。这些关址已退至孟养以东，距明当时的中缅边界数十至数百里不等。这说明，由于北方，特别是东北方向的危机，明廷对西南滇缅边界拉据地带的当地亲华力量的保护已有心无力。明西南防御线大幅向东退缩：从迈立开江撤退至高黎贡山一线。防御也意味着隔离，陈用宾筑“八关”意味着明方主动与缅甸划了边界。学者何平写道：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明将陈用宾为防御东吁侵扰，在三宣之外沿边修筑八关。此后，三宣以外诸土司，即今天缅甸北掸邦一带的傣族上层，和明廷的关系就较以前疏远了。[185]

　　与长城的修建的意义一样，“八关”建立的同时，也划出了作为国家而非“宣慰司”的缅甸的界线，它事实默认了一个新的国家缅甸作为中国的邻国出现了。

　　第二，驱虎喂猪，明西南治边政策犯下颠覆性的错误，以至造成“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的恶果。可悲的是，明廷自毁麓川后，又“快马加鞭”，毁掉了很有战斗力且忠于明廷的孟养。

　　钱穆先生对明代脱离实际的学风提出鲜明的批评。他说：“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励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致于以议论误国。”[186]明西南边地防御塌陷便是明人空论的结果。

　　明万历初年，缅甸莽瑞体来诱陇川土司多士宁，多士宁不从。多士宁“言中国广大，诫勿妄动”，不久多士宁被部下岳凤所杀，岳凤随后投缅并接受非法任命。时干崖宣抚死，莽瑞体从木邦借兵一万，侵孟养。1573年(明万历元年)，莽瑞体攻入陇川，“尽杀士族属妻子”[187]。陇川一破，进入中国内地的大路便打开，至1575年(明万历三年)，木邦、蛮莫、陇川、干崖诸蛮悉附缅。独孟养未下”[188]。

　　孟养军民宣慰司位于缅甸军民宣慰司的正北，几乎占据今北缅瑞丽江以北地区。而陇川则是孟养与明廷联系的主要通道，因而稳定孟养对于稳定中国西南形势至关重要。与元时相比，明廷对西南的控制已大幅后退，唇亡齿寒，如再失与缅甸对立的孟养，在孟加拉湾以东至高黎贡以西的广阔山地间，明廷就会直接面临一个完整的对手，其西南的安全形势将由此大幅恶化——况且，由于东北形势日紧，此时的明廷在西南方向已没有“三征麓川”时的雄心。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1578年(明万历六年)，朝廷遣使到孟养，让为朝廷忠诚戍边的思个归还俘获侵略者缅方的士兵和战象，赐金银丝软，以抚缅方。即使如此，瑞体并不领情。第二年便发兵复攻孟养，“报戛撒之怨”。思个因无朝廷兵援失败，他本打算逃至腾越，在中途却“为其下所执，送瑞体(应龙)，杀之，尽并孟养地”[189]。1580年(明万历八年)，云南巡抚遣人招抚缅甸，“缅不应”[190]。

　　明廷打败麓川国、自毁边疆屏障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明廷自拆藩篱并由此造成西南边域战略力量失衡，此后，缅甸力量迅速坐大并迅速向北面的孟养挺进;失去孟养后，在西南边地明廷已无可能平衡缅甸的力量。缅甸已一家独大，以至云南巡抚痛呼：

　　昔止一缅，今诸夷皆缅。而我只一滇，苟强弱殊途，以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191]

　　第三，坐而论道，明廷与前线巡抚的认识完全脱节。面对强大的缅军，明金腾副使许天琦遣指挥侯度持檄抚谕孟养思个受檄抵制缅甸。1576年(明万历四年)，缅甸大举北攻孟养。孟养土司思个坚信明廷，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向朝廷告急。金腾屯田副使罗汝芳要求思个坚守待援，传檄邻近土司依期增援孟养。同时派人深入缅境侦察，依据情报准备部署军事行动。十二月，官兵到达腾越(今云南腾冲)，思个得知援军即到，命部队深入缅军后方绝其粮道，自己则率军设伏于戛撒(今缅甸沙杰)，缅军中计并陷入困境，“粮又绝，屠象马以食，瑞体(此时应为莽应龙(1530-1582年)——作者注)窘甚”[192]。思个遂求明军迅速驰援以歼缅军，时巡抚云南巡抚王毅菴得张居正复信：

　　滇中自从嘉靖以来，屡婴多故。其初皆起于甚微，而其祸乃至于不可解。穷荒绝徼之外，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费财力以事无益，使无辜之民肝脑涂地。不仁哉。[193]

　　最后张居正千万叮嘱：

　　今仗大略抚定，造福于远人多矣。此后惟一务安静，严禁军卫有司，毋贪小利，逞小怨，以骚动夷情，则可以高枕卧治矣。[194]

　　这封尽洒妇人之仁的复函，等于明示放弃援助思个，书载时云南巡抚王凝“心知其远”，按张居正的指示采取“且防边将喜事，遂一切以镇静待之”[195]的守边政策，“驰使止援军”，罗汝芳接令后撤援。思个在“待援未至”的情况下大败缅军，但失去了抓获缅军统帅莽应龙的机会，此终成虎患。这种貌似达观超然，实则逃避和不担当——此风普遍靡蔓于明朝政学两界——复函，在张居正给戍边大吏的往来信件中比比皆是，今再读让人扼腕。

　　张居正的指示显然与云南前线巡抚的感受严重脱节。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用宾任云南巡抚，在上报自己的治边方略中，他认为朝廷西南治边的政策应当着眼于保持诸夷间的力量平衡的大局：

　　阿瓦与猛乃聚兵相攻，事在夷狄，利在中国。猛乃约暹罗以敌阿瓦也，为天朝也，顺也。阿瓦挟木邦以攻猛乃也，为复缅也，逆也。倘以祖宗之灵、陛下之福，瓦酋歼于猛乃之手则幸矣。万一猛乃败绩，瓦酋收拾缅党，蚕食内地，此时不先事预防，及至缅骑长驱，如思任发故事[196]，可不寒心。[197]

　　陈用宾以认识到如任由缅方阿瓦人扩张危害更大，而利于猛乃人，再联合暹罗(今泰国)、渤泥国[198]以削弱缅人，这样有利中国。为此，陈用宾提出亡羊补牢之策：

　　臣等业便宜选智略之士，由便道往猛乃，及暹罗、渤泥诸国订之并力灭缅之日，不靳裂地而封，再谕木邦不许助逆。倘瓦酋先得猛乃，即饮马于金沙之江，我兵岂可不行迎逆。然在腾冲，兵不满七千，势必调惯战夷兵，少亦当以二万为率，则当用二十万饷，滇力竭矣。乞敕户工二部，权于附近粤西、四川两省各借十万金备缓急，庶能不致临敌而呼庚癸也。随该兵户二部会覆两省，各量借五万两。如绝用夷攻夷，原银随即解还。倘有内犯情形，飞檄前来，再为酌处。惟是猛乃归汉，为我藩篱。彼所必争，我所必救。调兵聚饷，相机征剿。一面宣谕猛乃连属各夷竭力堵截，一面严趣木邦协力从征，一面移会两广督臣檄行暹罗、渤泥、占城等国并力灭攻瓦酋。荡平，升赏裂地，俱所不靳。如或瓦、猛俱各罢兵，亦须整顿士马，加意留防，固不可挑衅以启戎心，尤不可玩冠以贻后患。[199]

　　由于作为阻止缅军北上的主要屏障麓川国的覆灭中国西南边疆主要屏障的坍塌，陈用宾的修补政策已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十月，缅军入侵蛮莫，土司莫思化求救。明军参将吴忠显杀缅将丙侧，缅军“击走之”[200]。《滇略》云：“是时边威稍振，诸蛮皆从缅入贡[201]。二十六年，孟养亦弃缅来归。”[202]当年“车里、老挝、耿马、孟养等各入贡”[203]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莽应里的弟弟良渊侯向北扩张，进攻孟养，为明军击退。此事坚定了孟养和蛮莫土司对明廷的信心，“时思化之子思正与思轰结为唇齿，据金沙江共抗缅”[204]。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缅军出动十几万军进攻蛮莫。蛮莫思正力不能敌，逃入腾越救援。缅军追至离腾越只有三十里的黄连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缅甸北攻期间，从1584至1593年间，缅甸对暹罗连续五次发动但遭到失败的侵略战争，1594年，陈用宾“募人至暹罗约夹攻缅”[205]。自1596年始，暹罗军队开始反攻，缅南受到暹罗“复连岁攻缅，杀缅长子莽机挝，古喇残破”[206]的打击，这迫使缅甸“自此不敢内犯”[207]。今反视之，明廷失去孟养致使缅甸“遂倔强于云南西南境”[208]，当时若没有暹罗(今泰国)，则中国西南防线必将出现大幅北退。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是，尊重中缅交界地带诸邦特别掸邦的特区地位和保持泰国、老挝与缅甸之间的稳定平衡，对中国西南稳定意义重大。

　　缅军兵临城下而城中守军不足，云南副使漆文昌、参将孔宪卿又演“驱虎喂猪”的把戏，杀思正[209]，并残忍地将思正的一只胳膊呈送缅军[210]。云南巡抚宋兴祖[211]是戍边大臣中少有的清醒人，他并不认可这种以杀效忠明廷的土司(思正)以讨好缅人的作法，但为照顾朝廷的面子，他也勉强认可这是“一时济变万不得已之计”，“不得已戮思正以雪众愤，驱缅兵以保弹丸”[212]。缅军复占蛮莫。蛮莫的失陷引起边将的担忧。当年底云南巡抚宋兴祖从地缘政治上指出问题的严重性：

　　蛮莫当缅水陆之冲，有蛮莫则外蔽三宣，内障腾永、远通六慰。一旦扰之，阿瓦六慰皆失，三宣任轹，卒有蠢动，征调何及。[213]

　　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保持可以“悍缅”的地方势力有利于明西南边地的战略平衡及建立其上的明廷控制，反之将会造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214]的形势：

　　昔年思化众议处治，抚臣陈用宾[]215特主容留以悍缅，寻以征缅功授上，同知思化殁而思正内属，仍旧令急而不救则已，且杀之儿为属夷，将必生心，曰内附不保首领土地而附缅得安全，是我连各夷之交而长其敌仇也。臣闻洞酋有猛力者兵强，与思正善出兵，残木邦以牵其内顾，而阿瓦木邦遂疾去以保巢穴。[216]

　　为此，宋兴祖又以婉转批评朝廷“喂猪驱虎”即杀思正以安抚缅军的做法，称杀失思正“不无可惜”：

　　倘思正三日不杀，阿瓦亦去。我有救属夷之名而思正重德，我因内御外忍，不殚力矧，思正部下强兵二三万，足当一面。此事大类杀悉怛谋[217]，不无可惜。[218]

　　宋兴祖认为杀思正以取悦缅方的危害性是深远的，它将造成“折藩篱、弃内附土地人民”，使云南成为“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使缅与我比邻剥肤”[219]的一系列恶果：

　　大率缅夷连兵压境，势甚阽危。有地方之责者谓：何爱一酋，不以保全境，仓卒筹画，惟是杀思正可救缓急。臣何敢以事后议其非。但臣闻阿瓦据金沙江，修造船只，且欲杀洞吾插，乃修往年同天朝杀缅之怨，滇无兵往救，又蛮莫既阻，无路可通，倘所并诸夷尽服缅而为缅用，是缅昔在数千里外，今与我错壤而居得无烦备御者。昔止一缅，今诸夷皆缅。而我只一滇，苟强弱殊途，以无险无兵无法无食无蔽之滇，当诸夷连合横结之势，或一蠢动则祸中门庭而腾永危，又顺义系缅路后冲，新城兵弱，酋或繇此问道，而蒙化大理危。为滇南计，惟有豫裕兵食，急杜衅孽两端而已。环滇皆土司，有事率调土司兵以夷攻夷也。调之非行粮不行，既行非日粮不养。滇在万里外，奏请必半年乃达。一有缓急，待请饷而后调兵，势已不可为。[220]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云南巡抚陈用宾、宋祖兴等忠臣重臣的无奈之举。无奈的是明廷上下充斥着以张居正为代表的空论议事的大臣，这些人“崽卖爷田不心疼”，对于明太祖确立的积极的“御边之道”[221]及明宣宗确立的“驭夷之法”[222]尽从消极方向理解并被曲解为不担当的托词。毛泽东曾批评王安石变法：“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223]若将毛泽东这个评价用在明廷中以张居正为代表的“团团伙伙”们身上也是合适的。王安石变法结束至北宋亡(1085～1127年)，凡42年;张居正改革至明亡(1582～1644年)，凡62年。

　　就这样，元代留下的越过今缅甸曼德勒直抵都加山脉西南边疆到明代被迫退至今瑞丽即从东径94º向东退至97º～98º之间——这种边界形势大体延续至今。

　　毛泽东看二十四史时说：“看《明史》最生气，做皇帝的大多搞得不好，尽做坏事。”[224]不说西北和东北，只看看西南的边疆治理结果，笔者深以毛泽东的评论为然。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别是注意其中导致国家毁灭的人的因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225]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长。

　　70多年后，缅甸从中国西南方向的附属一跃成为明廷“尾大不掉“的劲敌，天启年间，明廷对西南安边已没信心，留下的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天启七年(1627年)，也就是在明亡前的第十七年，云南巡抚洪学痛陈明廷一错再错的治边失误：

　　遐考洪武时，既定云南，我太祖各假名号以示羁縻，其大者为三宣，为六慰。今三宣无恙，而六慰安在哉。以六慰言，其一缅甸宣慰司，即缅也;其一车里宣慰司;又一曰八百;一曰木邦;一曰孟养;一曰老挝。尔时，地丑力齐，各自雄长，犹犬牙相制也。即嘉靖初，缅甸为孟养所灭，其酋莽纪岁举族皆死，惟莽瑞体[226]兄弟数人是免，入洞吾寨[227]，供其兵力复仇，日渐强盛，四面吞并，遂成尾大不掉矣。[228]

　　洪学指出明廷自毁长城的恶果甚于造成战国二百年大战乱的“三家分晋”[229],战国前是“晋分之而六者”,现在则是“今合之而一”：

　　以嘉靖末年灭八百;以万历八年掳孟养酋思个，再以十八年逐思远，遂灭孟养;以万历十年掳木邦酋罕拔，再以三十三年掳罕盖，遂灭木邦;以嘉靖间破老挝之揽掌，挝已失东偏，惟西偏仅存，未尽属缅，然亦不通中国。是昔分之而六者，今合之而一，而缅安得不大也。[230]

　　尽管已晚，洪学还是提出亡羊补牢之策，但大明朝廷上下空议国事的学风和脱离实际的政风已将西南戍边信用资源透支殆尽。随着明末的乱局出现，从汉代至元代先辈们在西南边疆开创出的大好局面已一去不返。

　　读史至此，联系昨日西南果敢之乱局 ，为明日计，不能不令人扼腕心痛。

　　二 西域地缘形势与中国古代西北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

　　（一） 西北臂指相连，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继则京师危矣。

　　——西域地势及其地缘政治意义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地区等。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231]。出河西走廊以后，进入中亚的线路依天山分为北疆和南疆两线[232]：北路西端有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等，在南路西端则有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和喀喇昆仑山口等。经过这些通道，便产生了中国与中亚、南亚、小亚细亚、乃至欧洲的交流。

　　以天山为中线，有几条南来北往通道，由东至西，有哈密至巴里坤湖、库尔勒到乌鲁木齐和库车至独山子这三条线路。其中最重要的是中段的库尔勒到乌鲁木齐线路。控制这条通道，也就基本隔断了南北疆的沟通。当年左宗棠就是先收复乌鲁木齐，由此截断阿古柏军北窜的通道后，才全收南疆的。

　　西线的北南两疆的线路因其地形和位势不同，对中国安全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位于北疆的线路地势东高西低，西进困难而东出容易。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是其西出的重要通道。从这里出去就是一马平川的西西伯利亚继而东欧大平原，它是中国古代游牧势力(比如公元5世纪和13世纪的匈奴人和蒙古人)进入中亚和欧洲的最方便因而是主要的通道。1931年，时任日本陆军步兵大佐、后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Seisirou Itagaki)考察后认为：“伊犁河流域这块地方在战略上极为重要，因为这就是早期俄国多次入侵军队所必经的‘各民族的大门’”[233];“从古以来，伊犁地方当西方交通之要冲，阿拉伯和印度等文明都是从这里进入中国的。”[234]

　　丝绸之路的南疆线路沿塔里木盆地北南两线分为北道和南道，以帕米尔高原为西界，其地势西高东低，从西入疆容易而从东出疆却十分困难——此与北疆线路正好相反。当年张骞一行就是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道”，过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葱岭，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后顺东帕米尔南下，经大月氏(阿姆河北岸)至大夏的蓝氏城(阿富汗喀布尔西北的瓦齐拉巴德)。继而东折重越葱岭，沿塔里木盆地的南道，从莎车(今属喀什地区)，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经河西走廊最终返回长安。拉铁摩尔对北南两疆路线比较后认为：

　　北路绿洲的结构和南路一样，所不同的是北路绿洲对草原是开放的，草原征服者可以沿着北路绿洲移动，其历史因此比塔克拉玛干绿洲要多灾多难。大量的人口更换时有发生，绿洲中畜牧和农耕也交替发展。和这种情况相反的南路绿洲则各自形成一个“口袋”，其农耕与人口都相当稳定。在中国强盛的时候，汉族的统治从一个绿洲发展到另一个。而在草原民族强盛时，他们可以席卷北路的绿洲，却只能越过山来一个一个地攻击南路的绿洲。[235]

　　在地区安全上，南疆与北疆齿唇相依且互为依托。南疆的发展将以北疆为依托，失去北疆，除喀什附近的几个狭窄通道外，几乎就断绝了大规模物资补给交换的地理条件;而控制北疆，若再卡住河西走廊继而哈密，基本就对南疆事态形成合围之势。19世纪70年代阿古柏叛乱并形成为祸十年的地方割据。为了平息叛乱，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州设制造局，为平叛提供装备，卡死河西走廊继而哈密，而后出兵北疆，1876年先攻下乌鲁木齐，从北路荡平。从南北两向对南疆阿古柏形成瓮中捉鳖之势，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次年春，左宗棠军收复吐鲁番，至此完全控制通往南路的门户，随后便全线进逼南疆，当年消灭了阿古柏反叛势力。

　　此外，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还有一条“顺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东西向的一条路”[236]这条路不仅是经南疆进入帕米尔、中亚或南亚的通道，还是新疆与西藏联系的重要通道。由疆入藏的主要路线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由叶尔羌至阿里，此道至前藏迂远;东路走喀剌河，经青海入藏;中路经格尔木至腾格里海(那木错)入藏，此路最为便捷。清朝“驻藏部队每年夏天到腾格里海驻防，冬天因大雪封山而撤离。”[237]1731年西藏噶布仑阿尔布巴与盘踞新的准噶尔部串通，阴谋反清。雍正告诫驻藏云贵总督鄂尔泰，“谆(准)噶儿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严令卡断双方相互流窜的通道。　　

　　帕米尔高原由几组山脉及山脉之间宽阔的谷地和盆地构成，分东、中、西三部分，东帕米尔是帕米尔高原海拔最高的部分，地形较开阔坦荡。沿中国西陲南下的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喀喇昆仑山口等都是由南疆线进入东帕米尔的重要出口。

　　帕米尔高原是东西之间来往交流的必经之路。南疆北南两道汇合至喀什地区后进入帕米尔高原，沿“葱岭古道”直达位于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238]。再往南便是铁盖卡和明铁盖达坂，释道安《西域志》说：“有国名伽舍罗逝。此国狭小，而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239]学者钟兴麒经考证认为：这个“伽舍罗逝”即葱岭古道上的铁盖卡和明铁盖达坂[240]。从那里起，又分南北两道，一线西向经伊朗、叙利亚到土耳其至欧洲，另一线南下至印度次大陆北部。这样，塔什库尔干——它西北与塔吉克斯坦、西南与阿富汗接壤，南与巴基斯坦相连，东与叶城和莎车、北面与阿克陶县相连——就成了南疆线进入中亚的关键通道，而位于新疆西南的喀什地区则是扼住由南疆西北进入费尔干纳盆地、西南进入塔什库尔干、继而瓦罕走廊的咽喉地带，其东北方向的阿克苏则是控制整个南疆的战略枢纽。拉铁摩尔说：“这条路的重要性是可以使商队从近东直达中国，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不经过草原，也就不受草原民族的要挟和干扰。”[241]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疏勒是亚洲贸易最重要的战略点之一，也是印度之路的目的地。”[242]

　　与中国境内塔什库尔干接壤的阿富汗地处帕米尔高原和伊朗高原间的高原宽谷地区，是影响中国西陲稳定的关键邻国;瓦罕走廊是沟通中国和中亚国家交流的要路。瓦罕走廊位于阿富汗东北部，东西走向，北依帕米尔高原南缘(与塔吉克斯坦相邻)，南傍兴都库什山脉最险峻高耸的东段(与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尔相接)，西起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及其支流帕米尔河，东接中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243]。整个走廊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最窄处仅15公里，最宽处约75公里。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只有92公里。海拔4 923米，由于属于高寒山区，一年之中有数月大雪封关。

　　南疆线向西进入帕米尔高原，经兴都库什山经伊朗高原直至叙利亚。与北疆线正好相反，南疆线西高险而东低缓的地形使其在历史中多是进入中亚的西方力量——比如古代的亚历山大学国、罗马、十字军，近代拿破仑法国、英国，甚至还有今天的美国——影响中国的传统通道。清人魏源注意到这点，他在《海国图志》中指出：

　　夫中华在葱岭之东，则山脉自西来，愈西愈高，高至葱岭而止。西洋在葱岭西，则山脉自东往，愈东愈高，亦高自葱岭而始。[244]

　　北疆线东高西低、较南疆相对平缓开阔，有利于军事作战力量的大规模部署和机动，这使得它成了纵横于蒙古高原的东方游牧民族比如匈奴人和蒙古人大规模西进的线路，当然也是历代中原王朝治疆政策较容易推行的线路——正因此，仅北疆的汉族人口就占全疆同族总人口的73.29%，而南疆的汉族人口只占26.71%。[245]左宗棠则从国家统一的视角指出新疆的重要性，他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指出：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246]

　　俄国近代崛起并东扩后，蒙古高原的西进势力和中亚伊斯兰势力在俄国的挤压下日渐式微，东北大平原上女真势力被迫聚合南下。中国西北安全由汉时的匈奴问题、唐时的伊斯兰问题，至17～18世纪时已大规模地转变为俄罗斯问题[247]。哈·麦金德说：“现代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248]也就是说，中国西域安全压力比较突出的时期是汉唐时期，那时颠覆性的危机多发韧于西北大漠。这时东北问题是从属于西北问题的。明代以来，中国边疆安全的主要压点由西北转到东北，颠覆性的危机多发韧于东北大平原。这时西北问题就从属于东北问题。因此，以下关于中国古代西北治边经验的总结限于汉唐时段。

　　（二） 千里之差，兴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

　　——两汉期间西北边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西南边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也在西北方向有规律地展现。

　　秦末汉初，匈奴崛起于北方，控制西域，对秦汉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西汉武帝时，匈奴遭到重大打击，被迫退居漠北分裂为五部。公元前119年，将军霍去病在汉军及投降的匈奴人簇拥下“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今贝加尔湖)”。公元前53年，南面的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率众投降西汉。汉元帝刘奭(shì)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朝汉，自请为婿，王昭君出嫁与其为妻，此后60余年汉与匈保持着和平。东汉时匈奴再次分裂为南、北匈奴。公元48年，南匈奴䤈落尸逐鞮单于率众投降光武帝刘秀，被安置在河套地区。北匈奴的叛服不定。在南北交战中，北匈奴多次为南匈奴“却地千里”。建武二十七(公元51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永平七年(公元64年)，北匈奴遣使至汉清求和亲。东汉朝廷内部对北匈奴政策一直争论。有人认为依南匈奴故事，接受其归附，遣使监护。也有人主张趁北匈奴饥荒内斗之际，将其一举荡灭。对于这两种意见刘秀均没采纳，并告诉武威太守“勿受其使”。永平三年(公元60年)于阗起而击败并取代莎车为南疆的统治。此后“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于是代莎车而为南道之长。”[249]

　　鉴于王莽治理失和，东汉初，中原王朝的控制力退出西域。这时匈奴已控制北道诸国，支持龟兹攻占疏勒，通过鄯善进入小宛、精绝、戎卢、且末等南道东部地区。这些对中原安全形成较大压力，东汉大将耿秉[250]看出问题所在，他说：“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251]但东汉朝廷对于西域的纷争没有采取汉武帝“单极天下”那样的彻底打击政策，而是采取“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252]即不卷入且引导其力量平衡的政策。光武帝对包括匈奴在内的西域诸力量间的冲突，均采取“大兵未能得出”[253]即不干涉，任其自生自灭。这在客观上使南北匈奴处于相互制衡状态。东汉朝廷对北匈奴采取羁糜政策，颇加赏赐，但不遣使。这样在塔里木盆地就形成了匈奴与莎车继而于阗两大势力相互牵制的局面。

　　西汉武帝的北疆治理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西汉宣帝和东汉光武帝对此都有深刻的总结。他们二人共同的特点是不主张打破北疆的战略力量间的平衡。

　　光武建国初期，马上得天下的大臣们一个个磨拳擦掌，他们还要在马上再建“令万世刻石之功”，这些都为光武帝喝止。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开国功臣宫臧、马武联名上书请灭匈奴，“愿得五千骑以立功”，要抓住机会。宫臧、马武敦促出兵的理由是：

　　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254]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靠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255]

　　光武帝笑着对宫臧说：“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吾方自思之。”[256]光武帝考虑后明告宫臧、马武：

　　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乐其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257]

　　这里，光武帝是在总结西汉武帝至王莽期间北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尽管没有点名，但言有所指,光武帝指责王莽——类似今日“团团伙伙”式的政客们——之失在乐身，全凭主观意志办事;西汉武帝对中国北疆稳定贡献很大，其不尽人意处在于“舍近谋远”和“务广地”，战略目标大大超过国力极限，以至“劳而无功”和“劳政多乱人”。接着，光武帝提出自己的治边主张：

　　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258]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259]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260]

　　需要说明的是，光武帝在这用了“广地”和“广德”两个概念。前者不难理解，就是扩大可控制的地盘，而后者即“广德”在先秦和秦汉时的理解与今天有一定的差异。对“德”的理解可追溯到老子的《道德经》，这本书最早称《德道经》，“德”先“道”后，[261]这说明老子最重视的范畴是“德”而不是“道”。“德”为具体的“事”，“道”为抽象的理。它讲的是从具体“事”里讲“道”，“道”孕于“德”中。在老子《道德经》中，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德”。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管子说“德者道之舍”[262]，《易•乾》中说的“君子进德修业”[263]都是一个意思，即“德”是“道”的具体物质载体，是个体事物的存在方式。道是无限的，而德是有限的。由此引申到做人办事上，“德”最初指的就是人的立身之本，处事之位。体，人之本也。“心之在体，君之位也。”[264]因此，“广德”的含义在此不主要指“仁义”这样一些观念上的东西，而是指国家力量的现实性和有限性，《管子》说：“强不能徧[265]立，智不能尽谋”[266]。意思是再强也不可能遍占天下地，再聪明也不能尽算人间事。这与光武帝的“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是一个意思，意即要量力而行，不要做鞭长莫及之事。

　　理解了“广德”这个关键词，其他就迎刃而解。“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地占的多了反守不住，目标超出国力反倒虚弱。“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量力而行者安全，超出国力的占领伤国，这样的盲目扩张政策，即使成功，也是失败。理解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光武帝对宫臧所说的“常胜之家，难与虑敌”[267]的深刻内含。遗憾的是，光武帝的这些治边思想在51年后即和帝永元期间窦宪的“铭功封石，倡呼而还”的豪迈中灰飞烟灭。

　　耿秉对光武帝的这些治边思想有深切的认识。东汉章和二年(公元88年)“鲜卑击破北匈奴，而南单于乘此请兵北伐”[268]。窦太后问策于耿秉，耿秉意见表达得比较婉转：

　　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及王莽篡位，变更其号，耗扰不止，单于乃衅。光武受命，复怀纳之，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威胁归义，威镇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269]

　　耿秉用“事遂无成”婉转地批评汉武帝“单极天下”的边疆治理政策，又用“以夷伐夷，国家之利”概括了东汉光武帝北疆治理的要义，认为这一政策使得“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威胁归义，威镇四夷”。如果细读这封折奏，耿秉就南匈奴请伐北匈奴的“宜可听许”的态度的是有保留的和勉强的。其前提是不能破坏“以夷伐夷”的局面，不能再犯武帝“单极天下”和“事遂无成”的错误。是时，章帝崩，窦太后临朝，窦太后需要一个军事胜利稳固自己的地位，这时身为大将的耿秉就不能在军事表示出退却之意。

　　与耿秉的婉转相比，尚书宋意的反对意见就表达得斩钉截铁，其战略认识也更为深远。书载：

　　章和二年，鲜卑击破北匈奴，而南单于乘此请兵北伐，因欲还归旧庭。时窦太后临朝，议欲从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远中国，幽处北极，界以沙漠，简贱礼义，无有上下，强者为雄，弱即屈服。自汉兴以来，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难，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来降，羁縻畜养，边人得生，劳役休息，于兹四十余年矣。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捍，巍巍之业，无以过此。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可许。[270]

　　宋意的意思是，西汉武帝“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的治边方式并不可取，这与《后汉书》作者范晔对武帝“寇虽颇折，而汉之疲耗略相当矣”[271]批评相当。宋意认为，东汉的边疆治理要遵循汉光武帝的遗训，采取“羁縻畜养，边人得生，劳役休息”的长治方式。光武以来鲜卑听命汉庭，克制匈奴，中原朝廷坐享大功，百姓也不受影响，“汉兴功烈。于斯为盛”。宋意总结光武以来边疆稳安的原因就在于“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他坚决反对朝庭出兵攻打北匈奴，认为以往鲜卑之所以可以听命朝廷攻打匈奴，是因为它们可以从中获利，有功了朝廷还能给予重赏。如果朝廷听从南匈奴的意见，打掉北匈奴，那今后就要会徒增禁止和限制鲜卑发展的负担。北匈奴既失，而南匈奴又臣属汉朝，这样鲜卑就没有就近抢掠的环境，在朝廷得不到功赏，其结果必然会向南为祸中原。北匈奴曾请求归附，朝廷应该接受，将其作为外界的屏障。这对未来的边疆稳定，可谓是无以伦比的“巍巍功业”。相反，若听从南匈的请兵攻打北匈奴，那不仅会耗费赋税，而且边地治理也会“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最后宋意斩钉截铁地表达了“诚不可许”的意见。

　　与宋意持同一见解的还有朝廷重臣袁安，他认为“光武招怀南虏，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时之算，可得捍御北狄故也”，现在“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272]。与宋意不同的是袁安是在“太后不听，众皆为之危惧”[273]的压力下仍坚持自己的意见的。北匈奴被打败后，窦宪“欲结恩北虏，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274]袁安与窦宪针锋相对，上折认为：“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并领降众，无缘复更立阿佟，以增国费。”[275]

　　遗憾的是，急于以军事胜利显示其权威的窦太后对宋意的意见不以为然，她要借此机会彻底消灭北匈奴，彻底结束东汉朝廷与北匈奴在西域长期形成的拉锯局面，建不世之功，以确立其权威的合法性。

　　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东汉朝廷命车骑将军窦宪、征西将军耿秉会同南匈奴三万余骑出塞远伐北匈奴。六月窦宪大破北匈奴，事后二人又东施效颦，模仿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祭天、在姑衍山(今蒙古肯特山以北)祭地的仪式，史载：

　　宪、秉遂登燕然山(今杭爱山)，刻石勒功，记汉威德。[276]

　　次年(公元90年)五月，窦宪再遣耿夔出居延塞，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之，北匈奴主力被迫西迁，由里海、黑海之北与前汉时西徙的匈奴合流，逐渐西移，大约到四世纪初，这支败旅西迁至欧洲。

　　事后看来，宋意、袁安等人的意见无私且极有远见，而耿秉的婉转及窦太后、窦宪假公逞私的北进政策则给后来的中国带来百年大战乱。

　　（三） 漠北空，鲜卑起，西域安全压力演变为整个北方对中原政权的压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西北边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东汉窦宪击败北匈奴的“胜利”造成大漠南北力量失衡，后果相当严重。西汉时，鲜卑远居辽东塞外，东汉初南北匈奴攻战，匈奴力量削弱，鲜卑乘机坐大。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率众内归，至洛阳朝贡，刘秀封他为王。明帝永平年间，辽东太守支持鲜卑攻杀北匈奴，和帝时，窦宪击败北匈奴以至“漠北空矣”并因此“铭功封石，倡呼而还”的壮举在半个多世纪后，便演化为一场更大的边疆危机：此后，鲜卑据匈奴旧地，又纳匈奴残留人口十万余，鲜卑渐入强，从中原王廷的属夷转为劲敌。

　　前门驱狼，后门进虎。鲜卑决意填补北匈奴留下的战略真空。《魏书》说鲜卑首领檀石槐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北三百多里弹汗山设立王庭，统一鲜卑各部。“檀石槐既立，乃为庭于高柳北三百余里弹汗山啜仇水上，东西部大人皆归焉。”[277]此后鲜卑“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278]，以至“汉患之”[279]。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还是鲜卑领导层在后来十六国角逐中脱颖而出[280]，最终形成支撑西魏、北周政权的骨干力量即“关陇集团”[281]，在这个集团中又诞生出的像隋炀帝杨广[282]和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高度汉化的胡人领袖颠覆了以秦汉文明为底色的汉人政权，成为隋唐两朝开国领袖。

　　第二，《后汉书》对西汉以来朝廷对北疆治边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总结。赶走北匈奴的严重性后果是窦太后、窦宪等根本意识不到的。出于与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同样的初衷，范晔在写《后汉书》时特别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毛泽东说：“《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283]谈到东汉历史，毛泽东说：“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284]

　　范晔总结了西汉以来朝廷对匈奴的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肯定了汉宣帝分而治之治边思路：

　　论曰：汉初遭冒顿凶黠，种众强炽。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围。太宗政邻刑措，不雪愤辱之耻。逮孝武(武帝)亟兴边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将，戎旗星属，候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犹鸣镝扬尘，出入畿内，至于穷竭武力，单用天财，历纪岁以攘之。寇虽颇折，而汉之疲耗略相当矣。

　　作者认为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在位)的北疆反匈奴政策华而不实。他将汉武帝与汉宣帝的政策作了比较，认为随后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在位)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是可行的，而王莽时期北疆动乱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是这一政策遭到破坏：

　　宣帝值虏庭分争，呼韩邪来臣，乃权纳怀柔，因为边卫，罢关徼之儆，息兵民之劳。龙驾帝服，鸣钟传鼓于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单于，朔、易无复匹马之踪，六十余年矣。后王莽陵篡，扰动戎夷，续以更始之乱，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复生，乘闲侵佚，害流傍境。

　　作者指出，刘秀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又恢复了宣帝的北疆分治的政策，形势开始好转：

　　及中兴之初，更通旧好，报命连属，金币载道，而单于骄踞益横，内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诸华，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难，徒报谢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边屯之卒。及关东稍定，陇、蜀已清，其猛夫捍将，莫不顿足攘手，争言卫、霍之事。帝方厌兵，闲修文政，未之许也。其后匈奴争立，日逐来奔，愿修呼韩之好，以御北狄之冲，奉藩称臣，永为外捍。天子总揽群策，和而纳焉。乃诏有司开北鄙，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驰中郎之使，尽法度以临之。制衣裳，备文物，加玺绂之绶，正单于之名。于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仇衅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觇望风尘，云屯鸟散，更相驰突，至于陷溃创伤者，靡岁或宁，而汉之塞地晏然矣。

　　作者又将汉武帝与汉宣帝比较后，又将汉光武帝刘秀的政策与窦太后的匈奴政策效果放在一起比较，认为这次“并兵穷讨”的效果与武帝政策相似，作者并不赞赏窦太后、窦宪、耿秉等的这段“铭功封石，倡呼而还”的壮举。作者特别批评了事后朝廷没有合理的善后措施，认为没有及时迁南匈奴北上去填补这个战略真空，则是“窦宪、耿夔之徒”造成的问题所在;范晔肯定了东汉重臣袁安的意见，认为若能及时“还南虏于阴山，归西河于内地”的话，那就可以利用这次胜利“上申光武权宜之略，下防戎羯乱华之变，使耿国[285]之算不谬于当世，袁安之议见从于后王”：

　　后亦颇为出师，并兵穷讨，命窦宪、耿夔之徒，前后并进，皆用果谲，设奇数，异道同会，究掩其窟穴，蹑北追奔三千余里，遂破龙祠，焚罽幕，坑十角，梏阏氏，铭功封石，倡呼而还。单于震慑屏气，蒙氈遁走于乌孙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时势，及其虚旷，还南虏于阴山，归西河于内地，上申光武权宜之略，下防戎羯乱华之变，使耿国之算不谬于当世，袁安之议见从于后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

　　漠北空，鲜卑起;“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286]永平三年(公元91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可能是窦宪才意识到北疆战略力量失衡可能产生的危险，窦宪复上书“乃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287]。但此时江心补漏，为时已晚。是后，帮助窦宪驱走北匈奴的鲜卑人“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288]。最后作者深刻地指出窦宪“忽经世之规”造成令朝廷陷入“自后经纶失方”，其错“降及后世，玩为常俗，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终至国以三分的悲剧：

　　而窦宪矜三捷之效，忽经世之规，狼戾不端，专行威惠。遂复更立北虏，反其故庭，并恩两护，以私己福，弃蔑天公，坐树大鲠。

　　最后作者愤恨之深，扼腕痛呼：

　　永言前载，何恨愤之深乎!自后经纶失方，畔服不一，其为疢[289]毒，胡可单言!降及后世，玩为常俗，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呜呼!千里之差，兴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290]

　　《后汉书》作者范晔，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6年的史事。《后汉书》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晔[291]，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范晔特别重视史论，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一文中自述其编纂《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292]。因此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1965年3月4日，毛泽东在《后汉书》封面上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293]

　　（四） 颠覆性的后果：鲜卑杂胡入主中原

　　——“关陇集团”推动隋唐王朝建立

　　此时的鲜卑一改半个世纪前帮着东汉朝廷攻打北匈奴跟班的形象，对中原政权软硬不吃。桓帝派中郎张奂率兵征讨，被鲜卑打败;又派使者持绶封檀石槐为王，并欲与之和亲，“檀石槐拒不肯受，冠钞滋甚”[294]也遭拒绝。檀石槐俨然以北方霸主自居，试图反用汉廷用平衡分封匈奴势力的方式操纵中原政局[295]，试图形成以鲜卑为中心——18、19世纪英国用这种方式制衡欧洲、20世纪40年代日本人也试图用同一方法控制中国——的中国地缘政治格局。《魏书》记载檀石槐：

　　乃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辽)〔东〕接夫余、〔濊〕貊为东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弥加、阙机、素利、槐头。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从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其大从曰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而制属檀石槐。[296]

　　根据“诸矢量间夹角越大合力越小”的原理，中原政权可以分封边地以造成“矢量”对等的有利于控制边地的地缘政治结构，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中原王朝可以利用力量平衡的方式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地缘政治格局，那么，边地政权是否也可以逆推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力量结构呢?理论上是可以的，在实践上西方欧洲也不乏成功的案例，比如欧洲罗马帝国解体后就曾出现过以意大利教皇为中心以德国为边地，继而以德国为中心以意大利为边地，最后到近代以英国为中心以欧洲大陆国家为边地的地缘政治结构，但这在中国历史上就尚未有成功的先例。究其原因是中国以中原为中心的周边地带没有足以形成地缘政治中心的经济资源。中原地区与其边地的这种绝对不对等的资源存量，决定了占据中原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此国情下形成的“逐鹿中原”就是争衡天下的认识。

　　但对政治原理的认识是需要鲜血来洗磨的。檀石槐领导下的鲜卑集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此付代价政治集团。

　　据学者研究，“东汉晚期(公元180～220年)气候又趋寒冷，这可能是魏晋气候大降温的前奏。”[297]此间“不仅是中国，朝鲜的气候也明显恶化。据《三国史记》所载，从公元150年到200年朝鲜寒冷多雪，和高句丽抗争也越发激化”[298]。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降水量和湿润指数都大幅下降[299]，与西南方向不同，北方大降温的寒冷天气加剧了北方游牧民族汹涌南下并对中原政治形成较大的冲击。

　　汉灵帝时，檀石槐鲜卑集团大举南下,“大钞略幽、并二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其毒”[300]熹平六年(公元177年)，灵帝派夏育、田晏、臧旻等率汉、匈三万骑兵“三道并进，径二千余里征之，檀石槐帅部众逆击，旻等败走，兵马还者什一而已”[301]。此后，“鲜卑众日多”[302]，为乱中原，甚于匈奴，以至演化为后来的“五胡乱华”的大变局。

　　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檀石槐死。此后，鲜卑陷入分裂。西部鲜卑叛离，漠南自云中以东分裂。东晋十六国时期(公元317～420年)，鲜卑各部趁中原混乱，在关东建立慕容氏诸燕(后燕、西燕、南燕、后燕、北燕)、西秦、南凉、代国等国家。另外在青海、甘肃一带，还有由鲜卑慕容部分化出来的吐谷浑政权。公元385年，拓跋部建立北魏，并在公元439年统一北方。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举汉化。鲜卑族共建立十个国家。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公元557年，北周取代西魏，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汉化鲜卑人为主体的“关陇集团”，这个集团就成了建立隋、唐两朝的中坚力量。陈寅恪写道：

　　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303]“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的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

　　至此，由东汉桓帝(公元147～167年)时檀石槐率鲜卑在中国北方崛起到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中国经历了近五百年的从大乱到大治大变局。其间，中国曾裂分为数十国，分合反复，终以汉文化核心融合为新形态中华民族：秦汉以来的传统汉人及其统治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被打败，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被迫迁徙到遥远的岭南，以往的“胡人”与中原汉人相融合后成为中原新的统治集团即“关陇集团”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包容性更为广泛的新文化，这种文化经韩愈的“复古”到宋时确立为新儒家文化。

　　（五） 前车之鉴，后人之师

　　结果并不坏，只是过程太残酷。好结果说明中国很难形成欧洲那样的各国对等分裂的形势，不管谁统治，只能有一个中心。融合即冲突，以秦汉文明为底色汉政权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经由北而南的胡唐、蒙元、满清与由南而北的(汉)宋、(汉)明和民国反复冲突和拉推，最终将中华民族融合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304]。这个过程的残酷性或许——如果当年窦太后采纳了宋意、袁安等的意见的话——是可以避免的。值得注意的是，造成这些颠覆性大变局的风暴起点都在中原北方蒙古高原而不是南方山地，除了气候的原因外，也不能不考虑有是中原王朝边疆治理政策失误的原因。或许因发迹于北疆的缘故，胡、蒙、满诸族入主中原后下功夫最大、对中华民族贡献也最大的就是边疆治理，其间也是中国周边疆域最大、边疆稳定系数最好的时期。在这方面，他们留给我们的文治武功及丰富的治边经验，值得今人发掘。除了中国学者外，美国中国边疆史学者拉铁摩尔在比较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英帝国后，对中国的边界政策制订提出了的意见非常贴近中国的经验，值得重视，他写道：

　　一个边疆政策无论其怎样在两极之间摇动，其长时间的平均结果却必然是否定该边界在包容或隔绝方面的作用。无可避免地，维持边界的国家必然要干预到边界以外的本来要隔绝的人们的事务。于是，显然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线状的边界概念中的限制或隔绝意义，会渐渐变得缓和中立，而且这种边界也会从一条物理边界本身转变为边疆地带的人群。边疆政策的发展是要寻求将边外少数民族中立化的方法，令他们不对边界产生压迫，但也不退出这个维持边界国家的干涉调节的范围。

　　大体说来，罗马帝国、中国、英印帝国都是一样，最佳的方法是谋求那些本应被边界隔绝的民族的帮忙，使他掉转方向，背向边界而不是面向边界。这样，绝对边界的概念，在管理上及政治上就变成一个地区体系，它包括边界的本身与其不同的居民、邻近边界的边疆部落(这些部落的外缘被认为外边疆地区)、更外面的不能改良的少数民族社会。这个政策的功效和过去一样，因为它代表着维持边界的国家的利益、国内若干特殊团体的利益、边疆部落团体利益的调和。但是，它又令推行这个政策的帝国感觉不安，因为它形成一柄双刃剑，在有力者的手里，它可以对外攻击，而在一双无力的手中，它会向内砍来。[305]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与时下某些“援助穷国不值当”[306]的舆论相似，西汉后期也有人指责国家为了建立平衡的周边关系“虚费府帑”，认为这样得不偿失。史载哀帝建平四年(公元3年)：

　　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时哀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307]，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308]。上由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309]

　　公元前3年，匈奴希望能参加第二年的大朝活动，哀帝正患病，觉得不吉，比较为难，征询大臣们的意见，群臣认为“太费国库”，劝皇帝“可且勿许”。对此，杨雄则持相反意义，认为应当接受匈奴的请求，其回应有力且对当下的我国的周边关系的处理有借鉴意义。杨雄论从史出：

　　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310]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

　　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311]，卒[312]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尝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妄阿顺指[313]!”于是大臣权书遗之[314]，然后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侯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315]，欲诱匈奴，使韩安国将三十万众徼于便地，匈奴觉之而去，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316]，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翰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汉廷对匈奴政策由高祖以来的忍让到武帝时的全力反击，杨雄认为，“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长熬当然不如短痛：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317]?以为不壹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318]，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

　　宣帝始，北疆出现了难得的“大化神明，鸿恩溥洽”的安稳环境，而匈奴内部发生分化，宣帝及时抓住历史时机，软硬两手，接纳了部分匈奴的“归化”。

　　至本始[319]之初，匈奴有桀心[320]，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猎其南，而长罗侯以乌孙五万骑震其西，皆至质而还[321]。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322]，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323]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化，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324]。

　　自此之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325]。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326]以恶，其强难诎[327]，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238]，交接赂遗，威仪俯仰[329]，如此之备也。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330]之壁，籍荡姐[331]之场，艾[332]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333]，固已犁其庭，扫其闾[334]，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335]，前世重之兹甚[336]，未易可轻也。

　　杨雄认为，今日北境安定形势，是前朝先辈们付出重大代价换来的，且不可因小失大，因短失长，面对朝廷可以因轻视匈奴善意而可能造成的国家灾难，杨雄疾呼：“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337]，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338]以来厌之辞[339]，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340]!夫款[341]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342]，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蒙恬、樊哙不复施，棘门、细柳不复备，马邑之策安所设，卫、霍之功何得用，五将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343]。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344]，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氓)之祸。

　　后面杨雄又用王莽边疆失败的教训反证了自己所说的“万世之固”而非“一时之事”[345]的认识，此不再赘引。

　　杨难论从史出，总结了秦汉以来国家北疆治理的正反经验，认为匈奴是打不完的——用斯大林的话说就是“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346]，在中国北方，其他民族都比较容易臣服汉朝，“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对付匈奴的最好的办法是多培养像康居、乌孙这样可以“以制匈奴”的盟友并引导匈奴成为汉朝的友邦。为此即使“费岁以大万计”，也是值得的。汉廷决不能因眼前小利“费十而爱一”，使百年的辛苦经营下来的北疆稳定毁于一旦。杨雄的意见不仅对当时，甚至对当下认识周边，特别是东北亚问题，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奏章上达后，“天子寤[347]焉”，召还匈奴使者，重新答复了单于来信，允许单于拜见。赐杨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

　　前车之鉴，后人之师。

　　作者：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全文刊发于《印度洋经济体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研究中心主办)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