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辉：党和国家必须为人民掌控金融主权

　　当前资本垄断与无序扩张的性质及应对策略

　　——兼谈蚂蚁金服、货币主权与普惠金融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的垄断与无序扩张必然对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秩序构成腐蚀与冲击，甚至威胁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所谓“无序”就是指对社会主义的制度与秩序的挑战与破坏。在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和国际资本并存的情况下，国家资本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力量，因此，那些能够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挑战国家经济秩序的资本力量只能在私人资本和国际资本当中产生。由此引申出一个亟需回答的现实问题：现阶段是哪一类资本在中国形成垄断和无序扩张?如果没有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很可能因诊错病而拿错药。

　　一、现阶段资本垄断与无序扩张的性质

　　在蚂蚁金服A股完成发行并即将上市的前夕，监管部门及时按下了暂停键。这一果断措施体现了党管金融的国家治理原则，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好评。有关部门针对蚂蚁金服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整改方案是：把蚂蚁金服的金融服务与互联网科技分开，成立蚂蚁金融控股集团并接受金融监管。但是，这个方案并不能解决逐利的垄断资本与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深度结合所产生的垄断问题与社会问题。

　　资本与技术的结合会推动社会进步，但是，一旦突破某个临界点，事物的发展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当互联技术可以把14亿人口“一网打尽”的时候，以逐利为目的垄断资本与互联网的深度结合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将会对经济生态、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资本仅仅是人类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资本的生命曲线上，成长期的逐利资本往往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变革力量，而成熟期的垄断资本往往是阻碍经济发展、破坏社会和谐的腐朽力量。技术进步(特别是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正在把资本从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变成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资本开始自我否定。这预示着作为人类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生产关系表现形式的资本，极有可能在互联网经济领域率先走向历史的终点，而“后资本时代”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第一缕阳光将出现在互联网经济领域的地平线上。这构成我们观察互联网经济存在的问题并思考解决方案的历史角度。

　　蚂蚁金服是互联网科技与金融服务相结合的复合型交易平台，拥有7亿个人用户和8000万机构客户。这些客户在完成交易之后，把交易数据和行为特征留痕于平台公司，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大数据。由于平台公司既没有向个人客户和机构客户签约购买他们的交易信息和行为信息，也没有向个人和机构的集合体代表方签约购买他们共同形成的大数据信息，因此，从财产权属上看，个人和机构的交易数据信息及其行为特征信息应该归属个人和机构，由此形成的大数据信息应该属于相对应的个人和机构的集体财产。无论单个数据还是大数据都不属于平台公司。平台公司无偿使用个人和机构的数据信息及其派生的大数据信息，实际上属于盗用行为和独占行为。盗用属于侵害，独占派生垄断。平台公司利用独占的大数据优势、闭环商业生态优势和通路主导权优势，既可以对商业生态圈之外的竞争对手实行封锁屏蔽，构成垄断;也可以对商业生态圈之内的客户进行精准打击，构成不公平竞争。互联网平台公司拥有垄断性的竞争工具和精准打击的竞争优势，必然造成整个社会商业生态的恶化，大树底下寸草不生，其结果必然是社会财富迅速向平台公司集中，社会严重两极分化，最终危及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

　　中国互联网经济领域出现了垄断与资本无序扩张现象，并呈现出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但是，这种垄断与资本的无序扩张并不是国内本土资本的垄断与无序扩张，而是美元资本的垄断与美元资本的无序扩张。在互联网平台公司的第一梯队里，至今还看不到本土资本的踪影。中国主要互联网平台公司，如阿里、腾讯、京东、百度、滴滴、美团、拼多多等等，都是背靠华尔街的美元资本代理人。这些互联网平台企业把美联储发行的美元纸币转化为在华的美元资本，并通过互联网技术渗透到国民经济诸多领域中，以攫取资本暴利。经济增加值总是有限的。美元资本的暴利同时意味着多数民众的贫困。这一点已经在互联网经济领域得到印证。

　　蚂蚁金服也是在从阿里系母体内通过补贴大战完成了最初的客户积累与数据积累，可以说，蚂蚁金服也是美元资本的产物。美元纸币必须依靠中国企业转化为可持续盈利的美元资本才能维护美元霸权，否则，美元纸币只能是纸币，而不能成为可持续盈利的资本。

　　自1995年开始，中国央行逐步丧失了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主动权：人民币基础的发行与外汇储备挂钩，即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外企贸易顺差和国际热钱等因素被动地发行基础货币。随着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与美元纸币流入数量的深度绑定，中国逐步丧失了基础货币发行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这意味着中国丧失了货币主权和金融主权。人民币绑定美元纸币，这不仅是美元纸币可以在中国实现资本化的金融制度基础，而且是“中国宏观经济总在调控、总调不到位、总达不到预期”的深层金融根源。金融是经济体的血液，其中，基础货币发行制度决定着经济体血液的来源与质量。血液源头的污染是致命的，这是经济体的百病之源。

　　当美元资本打造的中国互联网平台开始控制中国企业和民众的脑袋、钱袋、米袋包括菜篮子的时候，政府和民众终于觉醒了，开始出现“反垄断、防无序”的舆论和行动。但是，“反垄断、防无序”的舆论和行动并没有抓住目前中国经济垄断和资本无序的真实主体，因此，就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在中国经济体系内，尤其是互联网经济领域，“反垄断”应该反对那些由美元资本打造的、背靠华尔街金融势力的美元资本代理人(企业)所形成的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首先应该在源头上抵制美元纸币在中国的资本化、同时在各个经济领域防止美元资本的无序扩张。

　　因此，在互联网经济领域“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需要从货币金融的源头入手，制定系统的解决方案。

　　二、阻止美元资本垄断与无序扩张的对策

　　1、建立人民币资本化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以人民币资本制衡美元资本，防止美元资本的垄断与无序扩张。

　　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应该与美元纸币的流入数量脱钩，而与国内的股权与债权挂钩。人民币的“货币之锚”应该是中国资产、中国资源和中国产业的生产能力，而不应该是外汇储备。央行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投资标准，通过购买国内的股权、债权以及其它有价证券主动地投放基础货币，而不是根据美元纸币的流入数量被动地投放基础货币。

　　自1995年开始，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逐步与美元纸币流入量挂钩，从而逐步丧失了国家货币主权，由此造成了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是以美元纸币流入数量为中心，还是以中国资产(国内股权和债权)为中心?是以美元纸币持有者的需求为中心，还是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为中心?是以美联储背后几大豪门家族的私利为中心，还是以中国人民的公共利益为中心?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金融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主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掌管中国金融还是由美联储背后的私人家族掌管中国金融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掌控中国的资源与财富的分配枢纽还是由国际垄断利益集团掌控中国的资源与财富的分配枢纽的问题。

　　如果没有建立起以中国资产与中国资源为中心的主权货币发行机制，没有在基础货币发行的源头建立起人民币资本化的机制，那么，就不可能有效地防止美元资本的垄断与无序扩张，也不可能实现以中国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导的健康的大国经济体，而只能逐步沦为依附于美元经济版图的经济金融殖民地。

　　解决中国互联网领域垄断与资本无序扩张问题、以及避免未来再度出现类似问题，其根本出路在于必须以中国资本代替美元资本、由中国资本主导中国互联网新经济的发展。

　　2、成立“央行投资局”，打造人民币资本化的平台，以人民币资本化替代美元纸币在华资本化，在科技领域和生产领域直接投放基础货币。通过精准投放基础货币，补科技短板、促产业升级，避免“货币空转”，是供应侧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

　　央行投资局借助专业的产业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等金融投资工具，通过参与一级市场股权投资、二级市场股票和债券投资等方式，可以完成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投放，可以实现人民币的资本化，可以把基础货币精准地投入于技术创新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基础货币属于“高能货币”。在实体经济领域和科技创新领域，通过定向精准投放“高能货币”，可以有效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货币空转”问题，可以有效地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央行投资局”不仅是一个基础货币的投放机构，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可以为宏观经济提供新的更有效的调节手段。央行不仅可以通过增持资本市场上流通的各类有价证券来投放基础货币，增加市场流动性;而且可以通过抛售各类有价证券、回笼资金来紧缩市场流动性。央行的货币投放政策可以与产业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协同与配合，共同构成可互补、可对冲、可平衡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

　　在日益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国内产业体系亟需打造“极限生存能力”，亟需补好产业短板和技术短板，这就需要加大产业短板领域和技术短板领域的资本投入。美国通过中美贸易协定提出了霸王条款：中国必须为美元纸币的流入打开金融大门并提供投资便利(即以美元纸币换取中国资产的便利)，但是，中国决不能要求美元资本附带着技术进入中国。这一“封锁美国科技、放纵美元纸币”的围剿策略意味着未来进入中国的美元资本仅仅是占有中国资源、掠夺中国财富的金融工具，而不再具备推动中国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意义(详见笔者《美国剑指中国三大领域，中美贸易协议后果严重》一文)。中国的技术短板和产业短板不可能由美元资本来填补。人民币资本必须替代美元资本来完成中国技术与产业的自主升级。人民币资本化可以解决中国的资本来源问题。如果没有建立起人民币资本化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中国供应侧改革的主要目标将难以实现，同时，也难以从“高能货币”这一金融源头上应对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的经济技术围剿。

　　那些质疑人民币资本化的人往往会以货币投放量增加会导致通货膨胀的理由加以反对。他们对人民币绑定美元纸币而发行没有疑义，但对人民币绑定中国资产而发行却加以反对，似乎中国资产不如美国纸币。在中国经济金融领域，“四个自信”仍然仅仅停留于口号而没有落实到政策与行动上。他们不仅没有“四个自信”，而且没有正确的经济金融理论，甚至缺乏起码的经济金融常识。货币投放与通货膨胀之间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如果增发的货币是投放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流通环节用于购买商品，在商品供给有限的情况下会引发通货膨胀;但是，如果增发的货币是投放于科技和生产领域，可以形成有效的商品生产能力并提供大量的商品供给，那么，不仅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而且还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有利于币值稳定。货币投放于买鸡蛋，还是养母鸡?不同的货币投放方向对鸡蛋价格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那些把投放货币简单等同于通货膨胀的观点，其错误在于混淆了“买鸡蛋”与“养母鸡”的不同行为。如果若干年前，央行通过高科技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把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在阿里、腾讯、宁德时代等公司股权上，那么，不仅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而且可以获得巨大的资本增值收益，可以增强国家的财富积累，进而提高人民币的含金量。

　　国家经济主权主要体现在财政主权和金融主权上。金融主权主要包括基础货币发行权、金融资产定价权和汇率定价权。其中，基础货币发行权处于金融主权的核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如果中国央行根据美元纸币流入数量来发行人民币，再由美元纸币持有者把美元纸币兑换成为中国央行发行的“高能货币”进行投资，像以往一样投资于阿里、腾讯、京东等互联网企业以及其它高科技企业，而不是由中国央行或者中国投资机构直接投资于这类本国企业，最终让美元纸币持有者获得巨额收益，使得人民币仅仅是美元纸币的影子货币，那么，这意味着中国央行把货币发行权让渡给了美联储，由美联储行使中国的货币主权;意味着中国丧失了货币主权，也丧失了通过金融市场调控经济的核心能力。

　　中国虽有央行，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实体经济领域和科技创新领域普遍缺钱、缺资本。这具体表现为国内利率长期居高不下，大量优秀企业持续流失到海外资本市场而成为美元资本版图上的棋子，成为美元纸币在华实现资本化的代理人。这种货币短缺综合症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中国货币金融主权的丧失，是人民币资本化功能的丧失，是国内资本市场资源配置能力的丧失。如果人民币仅仅是美元纸币的影子货币，那么，美元资本才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决定性力量。在人民币是美元纸币的影子货币的前提下，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实质上是让美元资本在中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追求增值是资本的天然本性，能够带来增值的货币才能够称之为资本。资本的本质不是货币和资产，而是特定的生产关系。私人资本的增值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外国垄断资本的增值是资本主义殖民地经济制度的基础，而只有公有资本的增值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货币金融主权的丧失将无法长期维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和政治制度。从长远角度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如果没有货币主权，没有主权货币资本化，没有主权货币转化为公有资本和本土私人资本之后的增值与积累，就不可能有稳定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一旦无地可卖，又没有足够的财产税比如遗产税和赠与税可以征收(因为股权类、债券类财产都在外国资本手中)，最终，政府必然在财政高赤字和高负债中走向破产，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将难以维持。正因如此，党和国家必须把金融主权和货币主权上升到国家命运的高度。

　　中国央行在国内股票市场上的持股数量是0，而日本央行是日本40%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从这个角度看，日本金融制度似乎更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长期以来，日本央行根据其国内外经济形势，通过主动调节股指起落，对冲汇率波动，承担着保卫国民财富、防止国际资本掠夺的职能。这一点尤其值得中国借鉴。

　　总之，只有重建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以本国资产、本国资源和本国生产能力作为“货币锚”，通过人民币资本化来增加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资本投入，牢牢掌握实体经济领域的产业主导权和虚拟经济领域的资产定价权，才能打造出自主型大国经济体，才能形成中国经济的极限生存能力，才能避免海外资本在中国的垄断与无序扩张。

　　3、建立“国家大数据中心”，在垄断资本与大数据之间建立起合理利用各行各业大数据的管理机制，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可以开展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防止资本垄断与无序扩张;同时，利用国家大数据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经济调控和产业升级，提高资本投资和资源配置的预见性和计划性，减少重复投资与产能过剩造成的巨大浪费。

　　国家大数据中心具有集中大数据、管理大数据、保护数据安全、填平数据鸿沟、征收数据税等多重功能。

　　所有企业的客户数据尤其是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客户数据必须上存到国家大数据中心。客户信息属于客户的私人财产，归属于企业和个人;基于客户信息形成的大数据属于公共财产，归属于代表全民利益的国家。国外企业尤其是国外互联网平台企业不得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境内开展经营性业务并获取中国企业和居民的各类信息;境内外资企业收集的数据信息，比如特斯拉汽车收集的客户信息和地理信息等，不得传输出境。国家大数据中心成立之后，对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腾讯、百度、苹果、特斯拉等“大数据收集型企业”，首先必须把客户大数据上传到国家大数据中心，然后经过签约、付费和授权之后才能挖掘和使用相关的大数据。

　　国家大数据中心实现了资本与大数据之间的适度分离，避免了各类企业尤其是“大数据收集型”企业对客户大数据的直接占有和无偿使用所形成的垄断与无序扩张。资本与大数据之间的适度分离更有利于全社会大数据向国家大数据中心集中，更有利于国家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从而更有利于各类社会资本公平有序地利用国家各类大数据。

　　国家大数据中心可以根据不同的保密级别对各类数据进行分类，并根据不同的密级，向不同的单位、企业和个人有偿开放大数据。各类大数据开发企业可以与国家大数据中心签订合同，在履行国家规定的责任与义务的前提下，可以有偿购买相关的大数据模块进行分类开发与应用，也可以与国家大数据中心进行联合开发。国家大数据中心所得的收入相当于“大数据税”，归国家所有。

　　国家大数据中心不仅可以把各类企业，特别是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大数据集中起来，拆除各类企业之间的大数据篱笆，而且可以把企业大数据与国家收集的银行、保险、证券、支付、电信、海关、税务、房产、医疗等大数据结合起来，形成更加精准、更具价值的大数据产品，可以服务于国家政治安全与宏观经济调控，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降低政府治理成本;可以服务于企业产品开发与销售，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国家大数据与金融资源相互配合，有利于建立国家普惠金融制度，实现城乡“金融扶贫”和精准扶贫。

　　4、成立“国家普惠银行”，利用国家大数据中心的数据优势，对城市和乡村亟需短期流动性贷款的工人、农民、学生等低收入群体精准提供短期低息贷款。资金与数据是现代社会的两大重要经济资源，而资金与大数据的结合可以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这正是蚂蚁金服等中外资本拼命争夺资金与大数据的重要原因。“国家普惠银行”应该集中和整合大数据资源和金融资源这两大关键社会资源服务于广大基层群众。社会主义中国不仅需要“国家开银行”，而且需要“国家普惠银行”。这是“需求侧”改革的重要内容。

　　目前，国内单个房地产商可以占用上万亿的银行信贷资源，像特斯拉这样的外国企业也可以取得数以百亿的信用贷款，而城乡低收入群体中的个人往往难以得到几千元的短期低息贷款，他们只能接受互联网金融的高利贷甚至“砍头贷”。这种金融生态不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无法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精神。蚂蚁金服、微众银行以及曾经备受推崇的PtoP网贷平台并非“普惠金融机构”，而是“普而不惠”的高利贷金融机构。在贴着普惠金融标签的天平上，一边是少数资本大佬财富的快速积累，形成资本垄断与无序扩张;另一边是大多数低收入者贫困与债务的快速积累，形成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这不应该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金融特色。因此，国家需要像重视“国家开发银行”一样重视“国家普惠银行”的建设。党管金融的目的就是要把金融体系的服务对象转移到“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改变目前把主要的金融资源服务于各类中外私人资本(包括房地产商、外资公司、以及需要人民币融资的外国证券投资者等)的现状。

　　社会主义普惠金融具备三大特征：(1)由国家资本主导而不是由中外私人资本主导;(2)为城乡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提供短期流动性贷款;(3)提供优惠的利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普惠金融可以概括为：国家主导，普惠兼备。

　　“国家普惠银行”与“国家大数据中心”相互配合是实现社会主义普惠金融的重要手段。“国家大数据中心”具有跨行业、多维度整合大数据的能力，可以精准地分析出贷款主体的行为特征、信用等级和资金用途，由此可以评估出贷款主体的信用额度，同时把不该提供普惠金融的群体剔除出去(比如热衷于博彩者、沉迷于游戏的学生以及其他不适合人员等);“国家普惠银行”应该向全体符合条件的社会成员提供额度不等的低息优惠贷款。“国家普惠银行”应该体现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特色，不以盈利为目标，普惠贷款利率略高于活期存款并可基本覆盖贷款不良率即可。

　　“国家普惠银行”的贷款资金来源：(1)各商业银行上缴央行的存款准备金;(2)中央财政拨款;(3)央行直接投放的基础货币。央行收缴存款准备金的目的是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和生产过剩，而普惠金融贷款主要用于短期周转与带动消费，有利于平衡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普惠金融具有城乡扶贫的性质，可以接受中央财政拨款;普惠金融主要服务于广大群众日常生活的资金周转，可以高效地拉动内需，避免资金沉淀。因此，建立普惠金融制度可以成为投放基础货币、激活国内市场、建立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金融手段。

　　三、结束语

　　面对国内外严峻的政治经济挑战，经济金融政策需要反思和调整。涉及改革开放的重大经济金融政策，都需要纳入“目标—制度—政策”体系中进行论证与评估。部门和地方制定的经济金融政策，不能违背“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目标，不能违背“独立自主、以我为主”实现工业现代化的经济目标，不能违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一切经济金融政策必须接受目标约束和制度约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不能允许任何侵蚀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政策的出台。改革开放以来出台的各类经济金融政策，应该对照党的政治目标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精神，重新梳理和调整。这应该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解决国家财政金融困难、消除社会矛盾的根本之路。

　　金融与大数据是商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金融与大数据的结合可以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蚂蚁金服和互联网金融已经展现了金融与大数据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的财富收割能力，也暴露了二者结合所产生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巨大破坏力。只要资本及其主人控制了金融和大数据，必然造成资本垄断与无序扩张;只要境外资本及其主人控制了中国金融和中国大数据，必然造成外国资本的垄断与无序扩张。资本垄断和无序扩张必然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破坏党的执政基础，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因此，国家必须控制金融和大数据，把金融主权和数据主权置于同等重要地位，通过建立新的基础货币发行制度、国家大数据管理制度和普惠金融制度，重塑新时期中国经济金融秩序，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奠定长治久安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