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主流党史写作的困境何在

　　今日，历史虚无主义到处蔓延，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但其中必定有的一个重大原因是：主流党史叙事缺乏令人信服的权威性。

　　在这里，讳言官场机会主义，并策略性地把相关表现挂在毛教员名下，这样一个人为选择的起点，造成了后续党史国史写作中间难于超越的系统困境。这个困境是全面而系统的存在：不仅存在着史料短缺和推理逻辑上的难题，还无法在党史研究中间应用科层制和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积累。是一个人为选择的起点，决定了后续的全部困境。由此，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及其学养深厚的大批研究人员，至今受制于这个无法超越困境，无法依靠自身的创造性努力去确立起权威的党史国史叙事。

　　一、党史写作中间的“史料短缺”问题

　　历史虚无主义猖獗，与党史写作未能确立起应有的说服力，有很大关系。其中，史实甄别方面的缺陷不少，有些地方可能属于不了解，但有些就是受困于主题先行了。《周恩来传》中间，不少地方甚至引用1980年代才生产出来的“后生产史料”，去佐证1958年的事情，这个应该还不是学风不够严谨，而是直接受制于“史料短缺”的可怕困境。

　　这些后生产史料，当然不够严谨，但毫无疑问，特别合用，这才导致不得不优先应用。后生产史料中间，有的是“事实性”的——例如说毛教员在政治局会议上硬要凭空增加20亿元投资额度(P1227)，有些属文学渲染性质的——例如范若愚回忆说因为心理压力大导致周总理“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P1394)。这样的材料甄别手法和写史选材，照说应该参加作协去写小说，那肯定会大有前途的，而错位地选择这样“后生产史料”去建立主流的党史叙事，就太勉强了，其可信度是否能够经受住常识性的检验，就不无疑问了。

　　中央文献编撰的《周恩来传》用了不少“后生产史料”，这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两例

　　上左这份材料，老田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完全不靠谱，属于典型的记忆误差，或者别的什么偏差。显然，中央文献自己也没有在档案馆查到相关会议记录，所以就只能够以一份20多年之后的口述回忆，勉强地用孤证去支持立论。

　　在胡乔木追忆的那个时间段，恰好是毛教员刚刚听完43个工业部汇报、还于4月2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篇讲话的主旨是对一五计划决策权过度集中于中央进行纠偏，要求对地方政府和企业放权，以发挥两个积极性。依据刘少奇秘书邓力群的回忆，这个思路后来被刘少奇概括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并写入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假如胡乔木没有记错的话，那就说明，毛泽东很热衷于从中央层次直接定投资盘子，而不是把相关权能下放给地方政府和企业去掌握(这恰是 《论十大关系》讲话的精神)，那么，同在1956年4月底这个时点，毛教员竟然表达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