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对读葛兰西与毛教员：领导权到底咋回事，还那么重要？

　　葛兰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在领导都灵工人的工厂委员会斗争时未能取得成功，他后来反省失败原因，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以及现代君主和有机知识分子问题，这三者都与在工业和城市中间如何确立新的政治领导权直接相关。相比较而言，农村具有与城市不同的空间特点，在1920年代中国的大革命潮流中，广东和湖南农民大范围组织农会并顺势颠覆了乡村的各种观念权力，在乡村中间真正造成了革命性的变化和领导权易手，毛教员从这些经验出发展望中国革命的潜在可能与战略。

毛教员与葛兰西有关领导权实践及其“缺陷填补设计”方面的条件差异

　　对读毛教员的相关分析，与葛兰西对于城市革命失败的反思加以对照，也许可以提炼出表述革命的中心概念——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是什么、如何形成以及怎样起作用等等，由此入手，或能找到相对完整和系统的革命表述方式。

　　一、中国革命与新民主主义政治领导权的最初实践

　　在葛兰西失败的地方，毛教员直接从广东和湖南农民运动实际上造成颠覆旧统治者领导权的“既成现实”入手，展望了新民主主义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领导权。任何领导权看来都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农民组织起来实现组织优势，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二是颠覆各种观念权力(毛教员自己的选词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两者共同构成一个不同于“旧民主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领导权)样式。

　　对照马克思有关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分析，可以看到：全面颠覆旧有的观念权力，直接与解除思想束缚实现普遍觉悟有关;而结合组织起来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组织优势之后，就形成了从事“武器批判”的物质性力量。

　　李放春教授在研究北方土改时，重新把“翻心”打捞出来，他还引用了晋西北农民的说法“刨树要刨根，翻身要翻心。”与“翻心”有关诸方面，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至少也是与翻身同样重要，这两者都内在于这个新的领导权，且与新的领导权互为因果，既是创造新的领导权的路径，也是新领导权存在和起作用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