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从茅台院士说起：理工科大学如何办以及相关技术贡献的评定问题

　　其实，如果有茅台院士，为了公平计，就可以有五粮液院士，还应该有酱油院士，白醋院士等等。这样一来，院士就太多了，一个工程院就有点盛不下，这就需要考虑分门别类设立工程院，同时也可以更加专业滴开展评审和授予院士职位，例如酿造工程院，勾兑工程院，还可以有川菜工程院，湘菜工程院等等。在科学的春天里，对这些都没有必要吝啬，毕竟，人才辈出是盛世的主要标志。

　　说这些，倒不是抬杠，而是说工业工艺与生产环节的务实技术贡献，如果需要以评选院士的方式，进行肯定和定评，那确实就有一个“类属问题”，需要由此追问：同一类问题是否都给予同样的办法解决?

　　有人抬杠说，这么说那袁隆平也只能成为“大米院士”了，其实，较真的话，袁隆平连大米院士都不能够算。之所以袁隆平被确立为个人英雄，是改开朝的“故事新编”的成果——把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密集型育种协作成绩，硬要“扣在个别人头上”去讲述，然后，才凭空包装出一个个人英雄出来。如果硬是要依据个人主义标准，去搜寻个体对集体协作攻关的独特贡献，那么，在三系育秧技术突破中间，“野败”的发现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那么就不是袁隆平，而是他的助手李必湖才贡献更大，至少在海南发现“野败”是出于李必湖“眼尖”，而不是袁隆平先看到的。很显然，这样的“故事新编”，只是一个对“旧成果”贡献的再分配过程，而袁隆平作为曾经的安江农校教师，他的团队对于三系育秧成功的贡献是有限的，正如他有时候公开讲话中间还会提到“在党的领导下”才会有成果那样——有组织的集体努力对于新成果的贡献才是最重要的。

　　目前网友群嘲“茅台院士”，显然是认为院士评选过程中间，出现各种力量渗透和“强行公关”——包括资本的力量及其积极活动，这不是第一起了。不惟如此，从较为具体的院士评定标准，到一般性的技术性知识的学习与评价体制，都有必要提出来反思。

　　有人提到毛远新的名言——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对于这个观点肯定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上了大学之后当白领，这样一种大学体制，是否必然如此，还是可以讨论的，就跟什么样的人当院士一样。上大学掌握了技术，提升了个体在生产环节的重要性和地位，这对个体而言，是努力奋斗改变阶层——从蓝领到白领的提升，但对于社会而言，则是新技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和个体中介，在生产环节起作用。

　　理工科基础研究，确实要求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去操作专门研制的技术设备，这部分努力完全独立于具体生产过程之外。而西方的大学体制中间其他的应用技术领域，之所以发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确实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相关的——方便少数人去控制大多数人的过度劳动。换言之，这个大学体制源于泰勒制“概念与执行相分离”的设计——这样一来大多数劳动者分工定位于“简单程度劳动方便提高工作频率和熟练度”，而技术性内容则剥离出来之后予以专业化，并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于是在生产的第一现场，就出现了白领工程师与蓝领体力劳动者的分工和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