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辉：关于改善宏观经济管理的六项建议
【编者按】本文完成于13年前的2008年6月，现首次公开发表。文中作者提出了六大宏观经济管理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体系的各项政策建议。这些前瞻性的分析、判断与建议，对当下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有赖于国家经济与金融的安全，而国家经济与金融的安全取决于经济与金融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以国际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应该尽快扭转以外需、外购、外资来支撑国内经济增长的局面。中国应该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把“外需推动型经济”转变为“内需推动型经济”。只有建立了“内需推动型经济”，中国才有真正的经济安全与金融安全，从而才有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作者还提出，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资本市场政策、产业政策、物价政策、财政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并构成一个八维的政策平衡体系。任何一项政策建议的提出和实施都必须在这个八维的坐标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所谓“合适的位置”是指该政策的实施必须有利于社会经济系统的稳定和优化，而不是顾此失彼或代价巨大。这对目前个别学者提出的激进的人民币升值建议具有警示和纠错作用。
前 言
宏观经济管理需要达到多重目标。设定宏观经济管理目标不仅需要明确，更需要正确。
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政府经济管理手段和宏观调控政策不能成为海外经济与政治势力牟利的工具、不能成为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扩权的工具、不能伤害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目前，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必须突破那种追求GDP达标和CPI达标的狭隘性，不能作茧自缚。为了改变宏观调控的被动局面，改变调控越多、问题越多的状况，必须确定新的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体系。新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体系必须体现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并以正确且明确的新的宏观经济目标体系来衡量现行经济政策的对错与效能，来纠正经济政策的失误，形成政策之间的配套与协调。
根据国际和国内复杂的经济状况，宏观经济管理必须围绕着新的目标体系展开，并为实现这些经济目标进行政策设计与配套、决定现行经济政策的取舍。
新的宏观经济目标体系应该包涵六个方面的内容，即：1、巩固经济运行的物质基础；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3、保卫经济版图；4、保护经济发展的成果；5、防范经济与金融方面的系统性风险；6维护社会稳定。相对而言，GDP和CPI等统计指标作为现行的宏观调控主要目标内容显得十分单薄和片面。
政府的宏观管理和宏观调控需要兼顾上述六大目标的实现。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资本市场政策、产业政策、物价政策、财政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必须围绕着上述经济目标进行检讨、调整、梳理和重新设计。
关于改善宏观经济管理的六项建议
建议之一：宏观经济管理必须巩固经济运行的物质基础
粮食、能源、主要矿产资源以及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是经济运行的物质基础。建立和完善粮食、能源、主要矿产资源和高素质劳动力之稳定的供给体系，改变粮食、能源、主要矿产资源和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供给不稳定的状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各级政府追求GDP等数量指标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宏观经济运行之物质基础的巩固与培育，甚至挪用了本该投入于物质基础建设的资源，使得中国经济运行的基础十分脆弱。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谁控制了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谁就可以左右甚至控制中国的经济。当中国各类金融机构纷纷撤离农村市场的时候，外资金融机构借助中国银监会的方便之门和政策庇护大举进军中国农村进行排兵布阵。金融从来就是统治经济的工具。农村金融是统治农村经济的工具。长远地看，如果外资控制了中国的农村金融，外资就控制了中国的农村经济，就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基础。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动用经济手段、政策手段甚至政治手段大力推进本土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服务，同时，及时制止外资插手中国农村金融。中央对某些部、委、办出台的危害中国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的政策需要及时纠正。
新时期的宏观经济管理需要全球视野。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历程中，技术创新应该盯住第一世界，但是，资源保障应该盯住第三世界，特别应该与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发展合作关系。
与其拨付2000亿美元成立“中投公司”到国际资本市场高价购买股票，不如将这部分美元以抵押贷款的方式借给国内各类企业用于在非洲、南美洲等地区收购土地、矿藏、以及建设其它各类资源保障性基地。中国已经是世界性的加工基地，因此，中国需要尽快建立全球性的能源、原材料、矿产、以及重要的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同时，减少国内资源的消耗。建立全球性的供应基地应该由国内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来完成。为了避免遭受西方国家的攻击和阻扰，政府应该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到境外发展各类供应基地。政府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移民政策等方面工作应该与建设全球性的供应基地相互配合。
建立全球性供应基地应该列为国家战略，但是，这不是一个可以大张旗鼓宣传的国家战略，这是一个只能做、必须做、不能说的国家战略。
建议之二：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落实到实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应该停留于空泛的口号之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表现为企业乃至全社会的收入来源结构的转变，也就是说，企业和社会的收入来源中，依靠各类资源消耗所创造的收入比例在降低，依靠股权投资的收入、技术与专利使用的收入、品牌效应的收入、规模经济的收入、技术服务的收入、金融服务的收入等在总收入中的比例在提高。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始终停留在口号之上，各级政府在经济管理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责任之一：各级政府对石油、电力、粮食、水资源、环保处理、各类矿产资源利用、劳动力工资和劳动保护等，采取低价格政策和低标准要求。这些变相的补贴措施使得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经营模式有利可图。对资源使用者的经济补贴对刺激GDP增长和控制CPI水平是有作用的，但是，这种发展模式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责任之二：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没有形成有利于本国产业资本发展的空间，相反，还剥夺了本土资本的产业升级机会，使得国内产业资本的增长模式难以实现有效的转变。台湾的金融服务业来自于制造业资本的升级，比如，台湾第二大人寿集团——新光人寿是由纺织业的资本演化而来的。大陆的纺织企业迄今还是纺织企业，没有哪家纺织业企业或其它制造业企业升级为金融服务集团。中国产业升级的机会垄断在政府管理部门的手中，具体地说，产业资本的升级机会掌控在主管的部长、司长或处长手中。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些产业升级机会往往被主管部门的官员用于与境外资本进行交易。在对外开放的谈判桌下面，外资从政府官员手中拿走了中国产业资本升级的机会：外资占领了国内市场，本土企业就无法再创造出规模效益；外资拿走了股权，本国企业和居民就不可能拥有股权性收入；大量的海外零售集团在中国的大小城市建立超市，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流通领域，中国的制造型企业不仅在海外难以取得高回报，而且在本国市场也难以取得应有的工业利润；在外资制造业挤占了国内市场空间、外资零售业挤占了工业利润空间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企业就没有经济实力开展自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开拓销售网络、创立自主品牌；外资渗透到高端服务业的每一个领域包括金融领域，客观上封锁了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对外开放的“大跃进”没有体现科学发展观，打乱了中国本土企业开展产业升级的本来步骤，阻碍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为了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愿望落实到实处，政府需要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为本国企业创造三个基本条件：
条件之一：各类经济资源定价必须市场化。石油、电力、水、粮食等农副产品、矿产资源、土地、环保标准等资源与服务的定价必须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进一步提高资源税，征收暴利税；取消资源出口的鼓励性政策，实行限制资源出口的政策；进一步强化劳动者保护制度。根据花旗集团的研究，我国各项生产要素的低价政策和环保欠帐相当于每年给消耗这些资源的企业和个人3.83万亿的补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补贴也是对外资的补贴、对国外投资者和国外消费者的补贴。资源的低价政策和环保的低标准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条件之二：政府应该把国内的市场份额留给本土企业。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本土的市场空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经济。如果中国的市场被外资占领并主导，资本性收益主要归海外股东所有而不是归本国国民所有，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建立起自主的、具有创新能力的市场经济。中国丢失了90%的汽车市场，并没有换来世界一流的汽车制造技术和品牌。只有把本土市场中主要的市场机会留给本土企业，才能创造规模经济效益、才能拥有定价权、才有经济实力开展自主创新。在保护本国市场空间方面，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
条件之三：政府应该把产业升级的机会和高回报的投资机会优先给本国资本。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意味着收入结构必须转变，意味着中国企业和个人来自于股权性投资收入的比重和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收入的比重必须大幅度提高。如果把产业升级的机会和高回报的投资机会给了海外资本，那么，中国企业和国内居民的收入结构就不可能得到质的改变。如果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收入结构仍然主要由出口资源、出售低端制造业产品、出卖廉价劳动力所构成，那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能是一句空话。中国把价值数以万亿的金融企业股权主动地贱卖给外资机构，这是世界大国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我们已经无法向后代交代。令人遗憾的是，出卖者还在出卖而没有得到审判。在保护本国股权资源和产业升级机会方面，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
建议之三：必须保卫中国的经济版图
国家的经济版图是一个国家之市场与股权的总和。宏观调控应该有利于保卫中国的经济版图，而不应该造成经济版图的丢失。事实证明，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是不成功的；以股权换外汇的政策是失算的。在强权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之下，中国必须学会保卫自身的经济版图。
中国是大国，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有赖于国家经济与金融的安全，而国家经济与金融的安全取决于经济与金融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此，应该坚决避免出现以外需、外购、外贸、外资来支撑国内经济增长的局面。外需、外购、外贸、外资的主动权掌握在其他国家手中，如果国外的政治联盟和经济势力在外需、外购、外贸、外资方面实施联手打击，那么，可以轻易地制造中国的“经济休克”，并且通过制造中国的“经济休克”达到制造政治动乱和社会动乱的目的，从而达到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目的。中国应该通过宏观调控把“外需推动型经济”转变为“内需推动型经济”。只有建立了“内需推动型经济”，中国才有真正的经济安全与金融安全，从而才有自主决定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大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应该来自于内需而不应该来自于外贸，应该来自于国内市场而不应该来自于国际市场。以国际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是十分危险的。
建立“内需推动型经济”要求内资企业必须主导绝大部分国内产业、国内资本必须控制着绝大部分本土市场、以股权分红和资本利得等方式表现的资本性收入主要由国内企业和国内居民享有。如果外资控制了国内主要产业和市场，股权性分红和资本利得主要由外资获得并转移到外资的所在国，本土资本被抑制于产业链的低端环节，本国居民仅仅依靠低工资来维持生计，同时，为数不多的储蓄存款还经常被国外资本大鳄通过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和外汇市场的操作所席卷，国内企业和居民既没有投资能力，也没有消费能力，那么，建设“内需推动型经济”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和社会安全就得不到根本保障。
可见，只有保卫好中国的经济版图才能实现中国经济从“外需推动型经济”向“内需推动型经济”转变，才能确保中国经济金融安全、政治与社会稳定。从这一角度看，把出卖中国经济版图和经济利益的行为界定为叛国行为或叛国罪是合适且必要的。
对于如何保卫本国经济版图，我们同样应该借鉴美国的司法制度和组织设计：
首先，中国应该尽快制定并颁布《爱国法》，把爱国的义务和责任以法律的形式落实到政府、企业和个人。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商务部的一把手必须是爱国主义者、必须是中国经济版图的守护者。
其次，引进“共同诉讼制度”。这是发挥民众监督和法律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对于政府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以及人大代表的提案如有存在危害国家利益之处，社会公众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通过法律途径给予及时纠正。“共同诉讼制度”有利于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有利于提高政府官员制定部门法规时的自律能力。
最后，设立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机构。中共中央应该成立“经济与金融安全审查小组”，全国人大应该设立“中国经济与金融安全委员会”，对各级政府部门出台的汇率政策、引进外资政策、出让股权政策、开放市场政策和重大的外资并购项目等进行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审查。党如果不能指挥枪就没有政治安全，同样，党如果放任政府和企业出卖国家经济版图、出卖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就不可能有经济与金融的安全。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利必须在制度上接受中央、全国人大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与约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维护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的观念和方法已经体现于经济活动的诸多细节之中。
对外开放不是无原则的开放、不是赠与或出卖，而是对等开放和平等交易。只有珍惜并保护好国内市场资源和股权资源，才能换取国外的市场资源和股权资源，才能形成对等开放的局面。
建议之四：宏观经济管理必须保护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外汇储备、储蓄存款、股票债券市值是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主要存在方式和主要表现形态。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种种现象，诸如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并持续贬值、热钱大举入境套利、通货膨胀上升、储蓄存款贬值、股票市值暴跌等等，已经证明，实施多年的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失误，造成了国民财富的巨大损失。如果任由这一状况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必将爆发全面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从而，可能导致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
截至今年4月底，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757万亿美元，超过西方七国外汇储备总和。今年前4个月外汇储备同比增长40.9%，远远高于名义GDP增长率。预计2008年底外汇储备余额将达到2.2万亿美元。按目前的增速，每24个月中国外汇储备增长一倍以上。目前，国外净资产在中国货币供应量当中所占比重从2003年的16％膨胀31％。这意味着：（1）中国的货币发行权丢失了31％，这部分货币发行权转移到了外国中央银行（主要是美联储）；（2）人民银行从本国企业手中抽走了31％的人民币供应量交给了美元资产持有者，国内企业资金紧张、周转困难、大小商业银行流动性危机显现的根源在于此；（3）中国央行和商业银行实际持有美元资产高达2.1万亿，每月汇兑损失接近2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每月发生一场年初雪灾的损失，国民财富大量外流；（4）根据目前外汇储备增长的速度，2年或3年之后，美元持有者所占据的人民币供应量将从目前的31％膨胀到60％以上，其结果是中国货币主权进一步转移，对应的国内产业控制权被外资所有者掌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金融基础基本丧失。可见，行业政策的失误，损失的仅仅是局部；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失误，丧失的将是全部。中国经济与金融正在走向危局。为此，我们不仅需要及时的反思，更需要果断的行动。
中国企业与居民的储蓄存款和国家的外汇储备是以破坏环境的代价、廉价出口资源的代价、贱卖股权的代价、丢失本土市场的代价、广大劳动者忍受低工资的代价所换取的。中国实行的错误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得储蓄存款贬值、外汇储备贬值、股票市值暴跌、热钱套利剧增、财富流失加剧。因此，把保护经济发展的成果列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并把经济发展成果是否得到有效保护作为衡量宏观调控正确或错误的标准，已经刻不容缓。
为了保护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宏观调控政策必须作出如下调整：
第一，人民币立即停止升值并转向贬值，通过人民币贬值，使得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比价恢复到正常的水平，然后，继续实行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是确保中国经济安全的“金融长城”。只有固定了汇率，才能运用弹性的利率，才能保证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牢牢地掌握在中国政府的手中，否则，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权必然被美联储所控制。
自从人民币升值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已经陷于极其被动的局面。相反，中国货币政策的被动成全了美联储的主动。美联储操纵着中国的汇率政策，巧妙地控制了中国的货币政策，从而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周期，掠夺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外汇储备在贬值、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储蓄存款在贬值。美联储成功操纵中国汇率政策的手段是：政治高压、舆论诱导、买办配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汇率政策是用于攻击发展中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经济成果的重型武器；对中国而言，汇率政策是保卫中国经济安全的“金融长城”。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自于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由此可见，美国对这一重型武器的重视程度。相反，中国只是把汇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交给了央行和外汇管理局，甚至中国央行把汇率政策用于控制CPI。关于汇率政策对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理解，中国央行与美国国会之间认识上的差距类似于当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之间的差距。
第二，在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情况下，把利率逐步提高到通货膨胀率之上，即，把负利率逐步转变为正利率，从而避免通货膨胀对储蓄财富的侵蚀。利率政策必须主导汇率政策，而不应该以汇率政策来主导利率政策。因此，提高利率的幅度决定着人民币贬值的程度，从而，把海外热钱在中国的静态收益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这个“合理水平”就是指海外热钱的收益只能等于它的资金成本。
第三，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企业直接融资的行政管制，加大社会资金供给的数量、效率和灵活性。提高利率是抑制通货膨胀、保护经济发展成果的有效手段，但高利率政策会增加企业成本，对宏观经济是有负面影响的，因此，在推行高利率政策的同时，必须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企业直接融资的行政管制，加大社会资金供给的数量、效率和灵活性。宏观调控不是平衡矛盾，而是对冲阴阳（矛盾始终对立，阴阳才是互补）。利率政策、存款准备金政策和直接融资政策之间的反向运动形成互补，才能产生正面的预期效果。宏观调控的政策组合不能仅仅是只有打击、没有保护的组合，而应该是正确目标指导下的进攻与防守的组合，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
建议之五：宏观经济管理需要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领域是经济体中各类风险的集散地，也是社会财富分配的枢纽。防范金融风险的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但是，只要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就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1）审慎使用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防止实体经济部门产生风险；（2）防止实体经济风险向金融部门转移和集中；（3）形成金融监管部门和各类金融机构良好的风险抵御能力；（4）防止政府制定金融政策的自主权被削弱，政府对金融市场拥有主导能力和控制力。
目前，中国存在着金融风险集聚趋势、存在着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国内金融风险形成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失误已经伤害了实体经济并造成国民财富流失。国内的能源、原材料、水资源、粮食等主要商品和主要资源的价格没有与国际价格接轨，而是被人为地实行低价政策，环保标准没有跟国际接轨，环境欠帐严重。这就形成了人民币价值被低估的假象。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及时采取措施尽快完成上述资源的市场化定价和环保标准的国际接轨，而是选择了人民币升值的错误政策。资源价格低估和人民币升值趋势导致外资和热钱迅速涌入国内进行套利，形成了通货膨胀。
宏观调控政策的失误造成了中国财富的四大损失：资源低估的财富损失、人民币升值造成外汇储备的汇兑损失、通货膨胀下存款贬值的损失以及经济衰退预期下股市暴跌市值缩水的损失。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财富同样遵循能量守恒定律：热钱的暴利正是来源于国内财富的四大损失，或者说，中国国民财富的损失成就了国际热钱的暴利。
价格管制抑制了供给、财富流失又抑制了需求，从而造成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市场萎缩、周转困难、效益滑坡。实体经济的风险形成了。
第二，实体经济风险向金融机构传递和集中。资本市场的行政管制剥夺了企业的资本自主权，同时也抑制了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资本市场没有成为实体经济与金融机构之间风险缓冲地带，银行融资依然是企业融资的主要形式。不仅如此，资本市场的行政管理者不仅没有发挥资本市场的减震作用，而且还加大了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共振作用：即，当银行放松银根时，股市指数高涨，证监会往往加快企业直接融资的行政审批的速度，使得社会资金更加宽松；当银行收紧银根时，股票指数下跌，证监会往往通过放慢审批融资项目的节奏，使得企业资金更加紧张。这种错误的管理方法导致了实体经济大起大落，增加了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
第三，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还十分脆弱。商业银行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存贷款利差，同时，商业银行贷款主要集中于房地产等周期性行业和资金密集型的大客户之上；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的收入与波动性很大的资本市场密切相关；国内金融业的开放并没有换取国外市场对中资金融机构的开放，国内金融机构的收入来源集中于国内市场，但是，金融领域的过度开放造成了高端客户的流失和收入的减少，挤占了国内金融机构的利润空间。跨国金融机构可以在全球分散经营风险，而国内金融机构并没有通过开放国内金融市场而换取海外的生存空间。单一的市场、单一的客户以及单一的盈利模式决定了金融机构抵御风险能力不足，同时，外部经济环境的大起大落进一步增加了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
第四，政府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已经严重被削弱。首先，所谓“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变为“人民币升值机制”，“人民币汇率主权”成为继“台湾问题”之后第二个受制于美国的主权问题。中国央行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与美国政策之间只有相应和顺从、没有博弈和对抗，从而，体现着美国经济政治意图的国内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成为国际资本搬运中国国民财富、占领中国经济版图的金融工具。当“汇率主权”被削弱时，中国失去了保护经济安全与金融安全的防护堤。其次，国际垄断资本已经控制并主导着国内诸多产业部门，本土优质公司纷纷引进外资并在海外上市，削弱了政府掌控宏观经济局面的能力。决定在华外资企业资金来源和海外上市公司资金来源的因素是欧美日本等国的央行政策及其海外资本市场，而不是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本土资本市场。中国宏观经济的紧缩政策不仅不能制约在华外资企业和海外上市公司的在国内的扩张步伐，相反，国内紧缩政策在制约本土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却为国际资本和海外上市公司提供了廉价的并购对象和没有对手的扩张机遇。同时，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作为保卫中国经济与金融安全的重要部门并没有把好“经济国防的大门”，相反，某些监管部门还以对外开放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出卖国家利益。外资攻城略地、热钱跨境涌入、外汇储备骤增、内资企业流动资金匮乏、外贸企业出口艰难、沿海加工区工人纷纷失业，这一切表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没有体现科学发展观、没有体现自主创新精神、没有经济安全意识和金融安全意识、一些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缺乏起码的爱国精神甚至缺乏起码的为政道德。
针对中国经济与金融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防范和化解风险必须采取以下对策：
防范金融风险对策之一：采取平衡互补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法，及时调整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资源定价政策，维持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地发展，避免宏观经济大起大落。
具体操作步骤是：
第一步，人民币停止升值，并一次性贬值20％以上，降低国际热钱的收益率，同时，为提高利率、治理通胀预留出加息的空间。根据测算，人民币兑美元一次性贬值20％至30％才能体现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才能维护中国经济的稳定。通过本币的一次性贬值，不仅可以逼退热钱，而且可以大幅降低热钱的收益率，相应地减少我国的财富流失；同时，通过人民币一次性贬值，为提高利率、改变负利率状况、实行正利率打开了利率上升的空间。
逼退热钱、提高利率是从货币政策角度治理通货膨胀的根本性手段，但是，采取这一货币政策的前提是人民币必须贬值。
第二步，提高石油、电力、粮食以及其它各类资源价格，并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彻底扭转中国资源补贴全球、掏空自己的被动局面。各类资源的定价必须体现中国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资源是维持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以资源低价政策补贴全球、换取大量贬值的美元外汇将严重侵蚀中国经济和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提高各类资源价格并与国际接轨将会增加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成本，降低出口行业的竞争力，不利于稳定社会就业；但是，通过人民币贬值可以提高出口行业的竞争力，有利于促进就业。因此，提高资源价格与人民币贬值属于彼此互补的一揽子政策，必须同步实施。
第三步，在提高资源价格的同时，必须相应提高资源税的税率，把因资源价格上升所产生的大部分超额利润集中到国家财政，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将所增加的财政收入用于补贴社会的弱势群体。提高资源价格和提高资源税之税率可以提高资源类企业的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同时，增加资源消耗类企业和个人的支出。政府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将这部分增加的财政收入支付给社会的弱势群体。一方面，通过提高资源价格和资源税，增加财政收入，并增加社会富裕阶层的支出，以此来抑制资源的过度消费、避免中国资源补贴全球；另一方面，通过增加财政收入、并把所增加的财政收入用于补贴社会贫困阶层，达到缩小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的目的。
如果说经济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那么，缩小贫富差距则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前提。
防范金融风险对策之二：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谨慎推出衍生品市场，尽快完善资本市场的税收制度，发挥资本市场的减震功能。
宏观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实施需要一个运行效率较高的资本市场的配合。如果企业直接融资制度继续实行目前低效率的官僚化的行政审批制度，如果企业缺乏起码的资本自主权、资金成本结构及期限结构的选择权，如果企业仍然缺乏一个高效率的市场化的股权融资市场和债权融资市场作后盾，从而真正解决企业直接融资难的问题，那么，在银行存贷款利率与通货膨胀挂钩从而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支出的情况下，一些优秀的企业可能因为股权融资难而成为高利率政策的牺牲品，企业资金链就可能断裂，经济增长可能出现停滞，实体经济的风险必然传导至金融机构和金融部门。从某种角度看，资本市场自身的“市场化”改革是利率政策调整和汇率政策调整的重要条件之一。
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的措施包括：取消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的行政审批制，改为交易所的备案制；把证券交易所恢复为公司制的交易所而不是作为证监会的下属部门；取消中国证监会发行部；在资本市场超涨超跌的制度性根源没有消除之前，暂缓推出指数期货等衍生产品；健全资本市场的税收制度，尽快征收资本利得税，在虚拟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形成公平的税赋环境。征收资本利得税可以增加投资者的透明度和资本市场的透明度，而增加透明度是提高资本市场监管效率的前提，从而，也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
利率和汇率的政策调整必须与直接融资的市场化改革形成互补和平衡，这样才能有利于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
防范金融风险对策之三：增强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
在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加、实体经济风险开始向金融机构聚积的情况下，增强金融机构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提高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主要必须做好以下二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及时补充资本金的机制。
金融机构资本金的来源有三个渠道：一是自我积累；二是本国政府注资；三是国内资本市场的股权性融资。为了建立及时补充资本金机制，应该鼓励金融机构发行股票并上市。只要符合公募发行并上市的基本条件，金融机构都可以上市；同时，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鼓励金融机构之间的重组与并购，壮大金融机构的规模，增强抗风险能力。在特殊情况下，政府可以动用资金对金融机构继续注资。在此，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必须立足于国内投资者和本国资本市场，必须防止外资控制中国金融机构。
其次，金融机构必须进一步拓宽经营渠道、形成合理的收入来源结构。
金融监管部门应该鼓励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业务创新和管理创新。任何金融产品都是平衡风险与收益的产物。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就是经营具有风险的金融产品并换取相应的收益。金融监管部门只要管住金融机构的主要风险控制指标，并建立起金融企业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其它所有的创新活动应该全部下放给金融企业。目前，金融机构的监管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指标的设计与控制上、没有着手建立金融企业及时补充资本金制度上，而是把大量精力放在金融产品包括金融创新产品的行政审批上。中国金融机构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要障碍是主管部门的行政管制。以资本市场的业务为例，证券经营机构的增资、重组、增设营业网点、资产管理产品设计与发行、为客户提供的融资创新方案、定价方案和重组方案等等，全部需要中国证监会不同部门的审批。中国资本市场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证券经营机构缺乏竞争力，而中国证券经营机构缺乏竞争力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证监会的行政管制剥夺了金融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发达国家资金涌入中国而发达国家市场并不欢迎中国金融企业发展的情况下，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应该有所转变，应该挡住外资的攻势，放开内资金融机构的手脚，让本土金融企业尽快占领国内市场。只有壮大了本土的金融机构，才能增强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
防范金融风险对策之三：增强政府制定金融政策的自主性，避免金融政策的制定被海外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所左右，加强金融政策出台之前的风险后果评估，同时，必须彻底扭转政府对金融市场影响力不断被弱化的趋势。
中国产业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付出了市场份额、付出了股权。中国的对外开放应该换取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开放，让中国本土企业可以得到相应行业的市场份额和投资机会。能否取得对等的市场机会和投资机会应该成为中国政府决定是否开放某个行业、是否对某类国家和地区开放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坚持对等开放原则的对外开放思路和政策才符合科学发展观，才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坚持独立自主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能屈从于海外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利诱威逼，而应该服从于外汇储备的保值、企业与居民储蓄存款的保值、国内经济增长的稳定、本土企业市场份额的保护。目前，持续升值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与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搭配，正在损害着本土产业的发展，加速着国民财富的流失，这实质上是在酝酿着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防止经济与金融领域不对等的对外开放政策削弱政府抵御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能力。中国经济与金融的过度开放已经严重削弱了政府抵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能力。
从商业银行角度分析，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的法人银行数量远远超过中国在海外设立的法人银行的数量。外资银行吸收的人民币存款本来属于中资银行的存款。中资银行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实体产业的放贷，但是，外资银行吸收了这部分人民币存款之后，往往贷给海外热钱的持有者。具体操作如下：海外热钱持有者把外币存单抵押给在华外资银行的海外机构，相应地从在华外资银行贷出人民币资金，然后用于股市和楼市的炒作。这种普遍采用的跨境操作，逃避了中国政府的监管，削弱了中国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和金融控制力。因此，中国应该停止批准设立外资银行，象美国一样限制外资银行吸收本国企业和居民的存款，严查外资银行的贷款用途，规范外资银行经营行为。
从资本市场角度分析，政府在资本市场方面抵御风险的能力已被削弱。中国银监会要求国内各大商业银行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引进外资，因此，国内商业银行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全部是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目前，国内各类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多达31家。尽管外资在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只占25％－49％不等的股权，但是，合资双方往往约定外方指派总经理和投资总监，全权掌控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决策。对于一个注册资本一亿元的基金管理公司，外资只要出资2500万到4500万人民币，就可以拥有数百亿甚至数千亿资产的投资决策权。只要海外金融集团联手买进或卖出，足以左右中国资本市场。在这种格局之下推出股指期货，又增添了外资机构搬运中国财富的金融工具。中国资本市场大起大落与资本市场自身的制度缺陷有关，同时，也与外资实际控制的基金管理公司的操作有关。因此，为了防止中国财富支配权的进一步丢失，应该停止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审批，对于外方指派总经理和投资总监的有关约定必须进行纠正；对于拒绝纠正的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应该停止审批新的基金产品。
合资类和独资类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审批必须执行对等开放的原则：国外给中国几张金融牌照，中国对应给出相同数量的金融牌照；国外给中国企业多大的金融股权比例，中国监管部门对应地给出相同比例的股权；如果中国金融监管者批准给予外资的金融牌照和金融股权超过了国外金融监管部门给予中国企业的金融牌照和金融股权，那么，这表明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已经过度，需要停止进一步开放，同时，敦促国外政府对中国金融企业开放。敦促外国对中国开放应该成为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在对外工作领域的主要工作之一。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必须换取国外对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只有对等开放才能实行彼此融合和交流，才能形成反制的金融力量，才能主动地抵御经济与金融风险，才能避免中国政府金融控制力被日益削弱的状况。
建议之六：宏观经济管理应该有利于维护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
防守能力决定着进攻的能力，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能力决定着经济政策的进取能力。经济金融政策应该积极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目前有关经济与金融政策没有把积极维护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作为目标，主要表现在：“三农”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还十分脆弱；广大中小企业没有得到商业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的金融应有支持，过度的对外开放政策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同时，人民币升值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就业形势的严峻；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造成全体国民财富的流失，侵蚀着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过度开放的金融政策影响着中国金融的稳定；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行政性支出和投资性支持比例偏大，教育、医疗、失业保障、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的支出比例偏小。
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方面，仅仅盯着CPI是不够的。在一定条件下，高通胀反而有利于社会稳定，人为地控制通胀率可能削弱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因此，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经济金融政策应该放弃追求CPI达标，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在保障城市居民和社会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加大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同时，提高基本生活保障的标准。通过借鉴发达国家救济制度，把政府采购与发放实物购物券结合起来，以食品实物券、医疗救助、上学补助相结合的方式代替单一的现金发放，确保社会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如学生、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伤残人员等）可以取得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推行经济改革、实施新的经济与金融政策的重要前提。
第二，提高农副产品、能源、水资源、其它矿产资源等基础性商品价格并与国际价格接轨，改变中国资源补贴全球的局面。基础性商品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资源类企业收入和财政收入，防止资源流失，同时，能够有效地增加基础性商品的供给，特别是有利于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提高基础性商品价格会推动CPI指标的上升，对城市居民生活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只要财政对社会贫困入口和弱势群体提供了及时的保障，就不会影响社会稳定。相反，通过提高基础性产品价格有利于巩固基础性产品的长期供给的基础。
第三，金融政策和资本市场应该向农村倾斜、向中小企业倾斜，从而，为创造充分就业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目前的金融政策和资本市场是抽取农村资金向城市倾斜、向大型企业倾斜，同时，对外经济金融政策有利于热钱跨境套利、有利于外资企业抢占国内市场，不利于本土企业的发展。这种局面需要及时转变。政府应该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本土金融机构把营业网点铺设到广大农村，同时，坚决阻止外资金融机构控制中国农村市场和农村经济；鼓励本土商业机构发展农村农资连锁商业和消费品连锁商业，同时，坚决阻止外资控制中国农村连锁商业。中小型企业是社会就业的主要承担者。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应该向中小企业倾斜，废除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行政管制，取消中小企业募集资金投向和发行定价方面的管制和约束。比如，对于募集资金在一亿元以内的首次发行（IPO）可以走绿色通道；对募集资金在二亿元以内的再融资也可以走绿色通道。只要中小企业拥有了直接融资的绿色通道，就可以有效地降低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商业银行就有了支持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中小企业能够得到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的支持，可以有效地化解国内的就业压力，从而创造出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
第四，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整应该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充分就业、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前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恰恰与这些目标背道而驰。人民币停止升值甚至一次性贬值到国内产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把基础性资源价格提高到合理水平并与国际市场接轨、提高利率水平并逐步改变负利率的状况、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从而扩大货币供应量、尽快推出创业板市场、暂缓推迟股指期货，上述政策的配套出台都将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提高社会就业水平、保护经济发展的成果、维护社会稳定。
结束语
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资本市场政策、产业政策、物价政策、财政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隔的有机整体，构成一个八维的社会经济坐标系。任何一项政策建议的提出和实施都必须在这个八维的坐标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所谓“合适的位置”是指该政策的实施有利于社会经济系统的稳定和优化，而不是顾此失彼或代价巨大。因此，未来制定宏观经济各项政策必须改变缺乏全局性、缺乏长远性、互不配套、相互制肘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