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再谈与方方之争：像魏巍一样战斗！

　　01

　　再谈与方陈斗争：公知们要的是“少数人的暴政”

　　狂飙社：几年前，您曾经在网上公开举报原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陈应松涉嫌违纪的问题，尽管举报信的重要内容基本属实，但陈应松只是被批评诫勉，您却受到了警告处分，以至有网友吐槽湖北省纪委是“吃错了药”。最近，网传您于今年五月份再次受到党内处分，网上一片哗然。据您撰文披露，这次被处分是因为“方陈团伙”举报您在网上发表了“错误言论”。很多人都知道，在您和陈应松的名誉权纠纷中，方方力挺陈应松，曾多次在网上对您进行攻击，您还把她告上了法庭。请问，您说的“方陈团伙”是指方方和陈应松吗？

　　刘继明：不是特指他们二人，而是包括他们的一批支持者和存在利益关联的人。几年来，这伙人与方、陈沆瀣一气，持续不断地对我进行攻击污蔑、造谣诽谤，并且通过扎车胎、喷油漆、死亡威胁和写匿名信诬告等手段，对我实施了一波又一波的疯狂报复。早在今年元旦前后，他们就扬言要“启动”对我的举报，在网上搜集了我的多篇文章，罗织成所谓“错误言论”，寄给了有关部门。近期，又是他们在网上奔走相告，四处传播我被处分的消息，欢庆自己的“举报”成果。其所作所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

　　狂飙社：我在微博上看到了您的“错误言论”截图，例如这段：“1979年以来，'社会主义'被官方意识形态定义为‘发展生产力’，但资本主义同样作为一种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标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社会制度，它跟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邓X平当初提出改革开放不问姓S姓Z，也许更多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和权宜之计，可当中国社会出现因片面发展经济带来的诸多现实矛盾之后，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就暴露出来了，如何化解这种危机，不仅涉及到怎样评价今天的中国社会，还关系到如何破解当前面临的一系列思想难题。”

　　还有这段：“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历史上很少像今天这样，没有为理想的生长留下任何空间。资讯空前发达，言路却如此逼仄，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角斗场，每个人都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基本的公共关怀，极端利己主义在'自由’的旗号下大行其道。趋炎附势，明哲保身，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真理蒙羞，英雄落难。面对这样的世代，倘使佛陀耶稣和马列M重临人间，也会目瞪口呆、一筹莫展。”

　　我从中看到的是您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对社会丑恶现象的痛斥，以及对党和国家前途的深刻忧虑，何错之有呢？

　　刘继明：这两段文字都出自我和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旷新年的对谈《新左翼文学与当下思想境况》，发表于《黄河文学》2007年第3期，《新华文摘》曾摘要转载，后来我在微博上摘录发了一下，文中批评的是当时中国社会和知识界的真实现状，没想到被他们断章取义，作为我的“错误言论”举报了。

　　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呢。比如这段话：“只要毛泽东像仍然高悬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切反抗社会不公平、不正义的行动就是天然正当的，无须法律认可，无须各种精英同意，因为这是毛泽东与人民的约定，也是1949年革命的精神，是新中国之所以为新中国的理由——这是新中国最高的宪法原则。”原本是我在《为中国革命辩护——读曹征路<重访革命史>》一文中引用的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宪法学家冯象的话，也变成了我的“罪证”。

　　狂飙社：当初您举报陈应松时，方方及其拥趸言之凿凿地说“不举报不告密是做人的基本底线”，现在他们不是自己打脸吗？

　　刘继明：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举报都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形式，也是每个人的正当权利和义务。问题在于公知们只许他们举报别人，不准别人举报他们，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不仅应该享有治外法权，还应该享有不被举报的豁免权：自己检举揭发和“质疑”乃至谩骂他人是行使正当的监督权、批评权，别人如果对他们行使同样权利就成了“恶毒攻击”和“诽谤构陷”。当人民大众通过批评、质疑和举报行使民主权利时，他们斥之为“多数人的暴\政”，暴露出十足的双标嘴脸。可见，公知们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压根儿不是什么民主，而是维护自己特权的“少数人的暴\政”。

　　狂飙社：您被二次处分的原因，除了网上的所谓“错误言论”，还因为在台湾出版了文化随笔集《辩护与呐喊》，以及主编网刊《中LIU丛刊》。能否具体谈谈？

　　刘继明：有关部门把这两件事加在一起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坐实我的所谓“政治错误”，但同样都站不住脚。我在《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和方方们的斗争远未结束》一文中，对这本书的出版和内容以及《中LIU丛刊》的情况，都有具体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想了解情况的读者可以去这个网址看：http://www.wyzxwk.com/Article/yulun/2021/07/438451.html

　　其实，对于方陈团伙的举报，我一点也不生气，我完全尊重他们的举报权，尽管他们从未尊重过我的举报权，从未停止过对我的诋毁和谩骂，所谓的举报只不过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构陷。但最令我感到震惊的是，“有关部门”对待举报采取的双重标准和所持的政治立场。

　　02

　　“两面人”最危险

　　狂飙社：我看到您近日在微博上公布的给中J委的申诉信，里面提到陈应松公开发表的某些言论，如攻击中国“一个残酷革命几十年的的国家是没有人性的”，宣称“要以摧毁既定政治秩序的勇气写作”，大骂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是“土匪暴徒”等等，明显违反了宪法和党章，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对他处理，却反而认定您那些维护社会主义价值观、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和社会丑恶现象的言论是政治错误，真可谓乾坤颠倒、黑白不分，让人不得不质疑，您说的那个神秘的“有关部门”代表谁？他们所讲的究竟是共产党的政治，还是别的什么党的政治呢？

　　刘继明：这也正是让我感到匪夷所思和忧虑的地方。我同方方、陈应松进行斗争的这几年，是中国公知从鼎盛到衰落的转折点。从去年到今年，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围绕方方及其日记展开的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斗争，极大地打击了公知们的嚣张气焰。可以说，公知们在舆论场上指点江山、呼风唤雨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其影响力并没有消失，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隐蔽、蛰伏下来，但支持和保护他们的大有人在，而且这些人在体制内都身居要职，掌握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领导权。

　　这些人就是中央三令五申要警惕的“两面人”。中共目前最危险的敌人已经不是公知，而是这些隐藏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纪检文宣系统的“两面人”。他们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以组织的名义，专门打压那些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正共产党人，像古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木马那样，起到了公知们无法起到的从内部摧毁和瓦解共产党的作用。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和方方、陈应松之间的斗争，绝不只是个人意气之争或名誉权纠纷，而是一场严肃而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因此，对于有关部门给予我的处分，我并不觉得耻辱，反而感到光荣。尽管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为了捍卫共产主义理想而受到处分，听起来有几分荒诞。

　　03

　　像魏巍一样战斗！

　　狂飙社：网络学者滠水农夫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叫做《有一种光荣叫“污蔑”》，一篇叫做《有一种“处分”叫光荣》，为您进行了庄严的辩护。他认为您两次被处分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一件值得欢呼的“好事”：“我们要为刘老师欢呼！他从污泥浊水、死水一潭的主流知识界勇敢地跳跃出来，用犀利深刻的文字作投枪、匕首，挺立在思想战斗的最前线，坚决顽强地捍卫马列M主义阵地，令他的敌人也不得不心惊胆寒，无所不用其极地向他发射无数的暗箭与毒箭，泼下无尽的污泥和脏水，然而战士终究是战士，虽然身体可能跌倒，但意志永远不会倒下。阴谋者虽然可以得利于一时，却不会永远得计，终将遭到历史和人民的清算。”

　　还有一篇署名为“青年毛思想信仰者”的文章说：“刘继明与方、陈团伙在一个比较有限范围里的交锋，正是2020年那场群众性的、全网性的大张旗鼓的反公知斗争的预演或序幕。刘继明不仅是反公知的斗士，而且是反公知的先锋。他正是以某种‘第一人’的姿态，触碰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核心，实际揭开了2020年那场群众性反公知斗争的序幕。”

　　我认为他们说的很有道理。您觉得呢？

　　刘继明：我曾经说过，相对于“作家”，我更看重“战士”这个称谓。对我来说，“战士”与其说是一种荣誉，不如说是一种使命和鞭策。

　　狂飙社：您曾写过一篇文章，称魏巍先生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您被举报的“错误言论”中就有一条取自这篇文章。您主编的《中LIU丛刊》，被境外媒体认为是魏巍创办的《中LIU》杂志的“复活”，有人因此认为您继承了魏巍的事业：“刘老师在《中liu》2003年被封杀之后，又重新举起这面旗帜，在体制内文人都在争名逐利，明哲保身的时代，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多么的令人肃然起敬呵！”（付欣宇2：《可爱的人与可恨的人——评刘继明与方方们的斗争》）。您怎样评价魏巍？

　　刘继明：魏老去世前留下的遗嘱“继续革命，永不投降”，与毛主席的晚年思想是相通的。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探讨的是在无产J级专政条件下防止中国出现X正主义的问题，而魏巍探讨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防止Z本主义复辟的严峻课题。

　　我觉得，晚年魏巍比青年和中年时期的魏巍更伟大，因为晚年之前的魏巍仅仅是他那一代众多有过革命经历的作家中的一员，而晚年魏巍则从“众人”中走出，成为了一个真正“不忘初心，继续革命”的“逆行者”。他曾在《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写道：“已经尝到社会主义甜头并已成为国家主人的工人农民，随着他们主人翁政治地位的丧失和生活的恶化，以及面临的生存的威胁，是不会长期沉默的。那些深受马列主义教育的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也必然会重新凝聚自己的力量，再度坚强地团结起来，领导人民群众，向Z产阶级的代理人进行坚决的斗争……新世纪将仍然是一个艰难斗争的世纪，也将是一个重新掀起世界革命高潮的世纪。让我们勇敢地迎接这个有希望的世纪吧！”

　　每当回想起魏巍这些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和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文字，我身上就沉甸甸的，觉得应该肩负起他未完成的使命。魏巍曾说，这是一个马列M主义者受难的时代。毛主席曾提出过著名的“五不怕：“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为了坚持真理，守护信仰，别说受到几次处分，即使被开除党籍或坐牢，我也不会退缩。

　　狂飙社：今年8月24日，是魏巍先生逝世13周年纪念日。在此，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刘继明：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魏巍是继鲁迅先生之后又一个称得上“革命家”的文学家。他不仅是写出过《谁是最可爱的人》《东方》等优秀作品的杰出文学家，更是杰出的W产阶级文化战士。他终其一生站在W产阶级立场上，为工农大众而歌，为争取劳动人民的利益战斗到最后一息，并因此被诬为“极Z”，长期受到主流文坛的贬斥，还由于反对Z本家入党，一度遭到软禁。相对于那些沉浸在“纯文学包厢”里嘤嘤梦呓、自私自恋的文人，魏巍是一座令人仰视的高山。在广大劳动人民心目中，他是一个慈祥的导师，也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作为后来者，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像魏巍一样战斗！

　　04

　　“我来自你们，也必将回到你们中间”

　　狂飙社：您既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个“行动知识分子”，这两种身份在您身上是否互相冲突呢？

　　刘继明：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冲突。作家特有的敏悟力，使我能够对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透过现象看本质，越过局部看整体；而“行动知识分子”的实践品格，又给我封闭狭窄的生活空间注入了鲜活的经验，催生出新的写作动力。二者相得益彰，毫无违和感。

　　狂飙社：您曾经说过，同“方陈团伙”的斗争，使您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关心政治，是否会影响您的写作？

　　刘继明：这个问题很奇怪，难道作家不应该有自己的信仰，不应该关心政治吗？尽管在今天作家这个职业已经被一些人严重玷污，差不多成了负面词汇，所谓文坛也几乎成了一个藏污纳垢之地，但我还是想说，在我的价值座标中，信仰比写作重要得多，写作如果不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石上，就像人没有灵魂，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

　　问题还在于，不是我要关心政治，而是政治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曾说过，作为一名作家，在拉丁美洲，不关心政治简直是一种罪过。这句话对中国作家同样适用。

　　顺便说一句，马尔克斯本人也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信徒，十分敬佩被西方主流舆论视为“独C者”的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两个人曾长期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狂飙社：最后一个问题：您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在中国文坛享有盛名，被誉为“文化关怀小说”和“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后来又以长篇小说《人境》被评论家誉为“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开拓者”，在近几年的斗争中，许多陌生的网友认识了您，称赞您是“新世纪的人民作家”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请问：您更看重文坛的荣誉，还是普通网友对您的赞誉呢？

　　刘继明：在与方陈团伙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致你们》，其中写道：

　　“我将对一切邪恶力量的反抗，为争取一切被压迫和损害者的权利而呐喊，当做我写作的全部意义所在。在这个充满不公的世界，在强者与弱者之间，我会近乎本能地站在弱者一边。因此，当文坛堕落成一个蝇营狗苟的名利场乃至'铁三角'的一部分时，我毅然掷出了手中的投枪。

　　“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只是一名作家，而是成为了一名战士或游击队员。是的，游击队员，意味着我不会遵守他们划定的所谓'底线'，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与他们'作战'。诋毁、报复和谣言不仅不能使我退缩半分，反而会激发我内心深处潜藏的勇气。既然我能一次一次独自面对群狼撕咬，别说敌人的中伤，就是智识阶级乃至所谓'同一阵营'的冷眼，我也毫不在乎。相对于那些被失业的工人、被失地的农民、被失踪的青年以及被车祸、被死亡的举报者，我已经很幸运了……

　　“‘你们’——

　　“可能是为数很少的‘一小撮人’，也可能是一个庞大的令人吃惊的群体；有时离我那么远，面目模糊不清，有时又离我如此之近，仿佛连五官都清晰可见。最可能的是，你们来自一个沦陷的阶级――不同的时期你们有不同的称谓，如无\产者、劳\苦大众、领导阶级等等，现在，则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弱势\群体。从根子上，我与你们血肉相连。你们的痛苦与快乐、屈辱与抗争、权利和尊严，都与我息息相关；反之，我的一切也与你们有关。

　　“甚或，‘你们’不是一个具体的所指，而仅仅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但我知道你们存在于我的内心，从我选择当一名作家开始，你们就存在着。我来自你们，也必将回到你们中间。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宿命……”

　　我觉得，这些话正好可以用来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