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革命中，为什么有人忽左忽右？

　　李文林与毛泽东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而不能仅仅看成个人意识品质的争斗，或者仅仅看作“肃反扩大化错误”。

　　这种思想路线的分歧贯穿于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不仅国民党内存在，共产党内也同样存在。这就是当掌握了一定权力以后的公共性追问：为公还是为私？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服务对象是穷人还是富人？

牢记并实践共产党宗旨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历史担当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十九）

　　上一篇谈到，1930年10月攻取吉安的胜利，暂时缓解了来自中央的压力。

　　其时中央已经对“立三路线”进行了批判，只是下层还不清楚，部队中出现了盲目乐观轻敌的情绪，要求继续攻打南昌、九江。

　　在毛泽东的内心，始终认为红军应该在根据地积蓄力量壮大自己，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打大城市有百害而无一利。但这话又不便公开说，因为此前他对长江局代表周以粟有过承诺：“打下吉安再打南昌九江”。

　　10月17日，总前委开了一夜的会，讨论过不过赣江，会上周以粟以上级身份拍了桌子，毛泽东只好屈从，命令部队向南昌“推进”。

　　正在焦虑中，敌情逆转，江西行营调集了10万大军压过来，这就是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10月25日，在新余的罗坊再次召开总前委会议，研究应对围剿的策略。

　　此时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再去打南昌根本不可能了，大多数干部也都不再提这件事。

　　但在罗坊会议上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的表现却耐人寻味。他不但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主张，而且认为“不打南昌九江，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是断送中国革命”。

　　而在半年前的“二七会议”上，李文林同江汉波一起，就连进攻吉安都是反对的，“土地革命不是目的，社会革命才是目的”。

　　针对反围剿他的意见是：“哪有把敌人引到家里来开战的道理？不是让苏区人民遭受重大损失？”

　　他主张“夹江而阵”，意思是让红军在赣江与湘江之间与敌人决战，别在苏区打。

　　如此忽右忽左究竟为什么？

　　罗坊会议的结果，自然是“诱敌深入”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连原先督促毛泽东打南昌的长江局代表周以粟也同意毛泽东的策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也是红军以后几次反围剿斗争取得成功的主要法宝。

　　但这次会议却引起了毛泽东、朱德、周以粟的警觉，因为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在10月4日攻克吉安缴获敌人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个大地主写下的AB团活动经费收条，而此人的儿子正是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

　　大战在即，为谨慎起见，这些扑朔迷离的情况只能控制在毛、朱、周等人小范围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