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长征中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关系

　　摘要：在关于红军长征的研究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不时引起学界的关注。在《史说长征》一书中，作者夏宇立持这样的看法：毛泽东应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负主要责任；毛泽东为“争夺军权”向张国焘设下“陷阱”；“密电”是毛泽东给出的“政治交代”。这些看法是非常错误的，必须予以辩驳。

　　1935年6月18日，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一、四方面军从会师到分裂这一过程中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关系，不时引起一些人的关注和研究。夏宇立在《史说长征》(以下简称为“夏著”)一书中认为，在张国焘分裂事件上，毛泽东应当负主要责任。夏著认为，毛泽东为了夺取军权，对张国焘设下“陷阱”进行斗争，导致张国焘进行反击，最终走上分裂道路。夏著甚至还认为，“密电”的说法是毛泽东为分裂红军和率部单独北上找的一个借口或“政治交代”。这些看法严重违背史实，必须予以澄清。

　　01、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责不容置辩

　　夏著认为，张国焘的野心不一定会闹出分裂的结局，毛泽东等人的处理失当是导致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主要原因。在夏著看来，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是“被逼出来的”，因为张国焘是“下定了决心一同北进，实行松潘战役”的，也是“按照原定方案去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的，但是由于受到中央的批评，才造成心理失衡；又恰逢噶曲河涨水，所以才将对毛泽东和中央的积怨“通过拒绝北上的方式全都爆发出来”。在夏著的修饰下，张国焘的分裂变成了一种迫于无奈的行为，这是在为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辩解和开脱，明显与史实不符。

　　通过对红一、四方面军从会合到分裂这一过程的梳理，可以发现，两军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张国焘与党中央在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上具有根本分歧，张国焘错误的战略方针会对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造成极大危害。红一、四方面军实力上的差距，刺激了张国焘攫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在这种野心的驱使下，张国焘开始了一步步的争权行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了实现军队团结和共同北上，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对张国焘的争权作出了许多的让步，但仍然无法阻止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近四个月的时间内，张国焘与党中央围绕北上还是南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最终发展到“另立”中央，公然打出分裂主义的旗帜。概括起来，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主要分为四个层面。

　　一是违抗党中央的命令。1935年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虽然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但惧怕敌人，想要避开敌人主力，南下四川、西康。当各路红军开始行动时，张国焘又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还没有解决，拒不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延宕红军的北上行动。中共中央对于张国焘延宕红军北上的错误，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对于他提出的要求，在不违反组织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充分考虑，就是希望他能够觉悟过来，服从中央领导，加强红军的团结，共同北上。但对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苦心，张国焘不仅不能体会，反而继续违抗中央的命令，同党中央作对。由于张国焘的延宕，红军错失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的战机。中央重新制定了新的夏洮战役计划后，将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两路军北上。党中央和毛泽东率右路军穿过草地北上，等待着张国焘率左路军前来会合，张国焘却一再拒绝执行中央的命令，坚持其南下主张。其间，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详陈南下弊端，希望张国焘以北上抗日大业为重，以党和红军的革命前途为重，能够快速北上会合。但张国焘却一再找借口拒绝执行命令。一直到8月30日，张国焘终于开始命令左路军向班佑行动，与右路军靠拢。但到了9月3日，张国焘又变卦了，他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说噶曲河涨水以致无法架桥涉水，加上缺粮，故左路军已准备赶回阿坝。张国焘电报中所陈述的难以北上的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左路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地取材搭建渡河工具是不成问题的；阿坝地带的粮米比毛儿盖地区要多，左路军的粮食绝不会比右路军少，是可以通过草地的，何况中央还要派部队去接应他们。徐向前在回忆中指出，张国焘此举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实际是要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