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变革与开放”：奠基新中国计算机事业的“紧急措施”

　　我国电子计算机产业的起步和发展得益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关注。

　　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积贫积弱的这个古老东方国度迎来了真正的科学技术的春天，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毛主席在会议最后一天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给予广大科技工作者极大鼓舞。

　　在国家大力支持下，有关方面开始计算机研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电子工业是由军委通信部管理的。1951年10月29日，周总理在军委通信部部长兼电信工业管理局局长王诤《关于建设无线电零件厂和电子管厂的报告》上作出批示，表示同意，并对设计、布置、贸易谈判等问题作出具体批示。

　　1953年1月，由华罗庚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研究组，任务是“研究电子计算机的原理和设计，并实验其主要部分”。经周总理批准，1953年电信工业局终于成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所属的738、718、774等一批北京酒仙桥地区的电子工厂，都参加了电子计算机的生产，新中国的计算机事业自此起步。

　　1958年，根据苏联设计图纸做修改的103计算机研制成功，并生产了36台。

　　1959年，以苏联还在研制中的БЭСМ-II计算机为模板，成功研制104计算机。103计算机和104计算机的诞生，使中国计算机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跨越。而且因为是仿制苏联的先进计算机，在技术起点上比较高——103计算机和104计算机在技术水平上仅次于美苏。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自行设计的107计算机研制成功。

　　1965年，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在上海诞生，只比美国晚了5年进入集成电路时代。

　　1972年，自主研制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在四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诞生，实现了从中小集成电路发展到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跨越。美国从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发展到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用了8年时间（1960-1968），我们在美苏封锁扼杀的情况下只用了7年，仅仅比美国晚了4年！

　　1973年，北京大学和国营738厂（北京有线电厂）联合研制的每秒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150”问世。“150”计算机测试了3000多个小时的试算运作，依然性能稳定，这就是中国计算机的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1977年，中国首台微型计算机问世，在1978年还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的重大成果奖。

　　毛泽东时代厚积薄发的结果是1983年，国防科技大学研制出了“银河”1号巨型计算机，也是中国首台运算速度高达每秒1亿次以上的计算机。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巨型计算机的国家……

　　1984年，联想成立……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从零起步的新中国计算机事业从起步起飞，用了不到20年就成长进入追赶美国的世界“第二梯队”，按照这样的速度追平世界先进水平完全是可以预期的。这个成就的取得，与毛泽东时代勇于“自我革命”的变革精神以及敢于也善于学习世界先进科技的开放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变革精神之一：举国一盘棋的“紧急措施”的出台

　　1956年2月10日，苏联科学家代表团来中国短期讲学，并帮助拟定科学规划。当周总理得知电子数字计算机的文字处理与解析功能如此强大，在国外军队中已成现役装备，而我国对计算机的应用方面却还是空白时，立即有了强烈的紧迫感。他认为必须下定决心大力追赶，计算机必须和军事联接，必须尽快应用于工业生产。曾参与我国计算机专业筹备的原二机部十局副总工程师罗沛霖和原清华大学电机系总支书记凌瑞骥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当时总理听到我们目前做不了该项技术时，他斩钉截铁地说：“依靠一个部门力量做不出来的计算机，在党中央，在国务院的领导下，集中全国力量，难道还做不出来吗?”这句话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周总理感到发展计算机在国家的工业生产和国防方面的应用是一项非常必要和紧急的任务，并因此提出和制定了一个“紧急措施”。之所以定义为紧急措施，因为当时苏联专家帮忙制订了一大摞子科学规划，必须要划出重点项目成为“紧急措施”，规划与措施悄然并列。

　　1956年5月20日，“紧急措施”由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国务院审议，7月5日，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式印出“四项紧急措施”文本。“紧急措施”包括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这四个领域都是我国当时发展还是很薄弱，但极具战略价值的科技门类。

　　1957年1月1日，按照周恩来的要求，“紧急措施”的执行单位中国科学院、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机部签订了“合作发展中国计算技术协议书”。三方议定，用超常规办法集结人才，建立发展计算技术研究基地。组织原则是“先集中，后分散”，先从二机部、军队抽调专家集结到科学院计算所，制造一台快速通用电子计算机，然后专家返回原单位建立研究机构，发展计算机。

　　1957年中国向苏方提交的“中苏科学院合作项目表”，第一项就是计算技术，“计算技术科学研究与工业基础的建立”成为苏联帮助中国进行的重大科研项目。这种技术转移是一个技术体系，包括从理论、技术、器件到工艺，从研发、生产到应用，从组织体系、机构到人才培养各方面，并非只是仿制几台机器的技术引进。根据“紧急措施”，中国科学院派出20人的赴苏实习队到苏联学习了18个月，回国后他们都成为计算机专业的骨干人员和学科带头人，在当时的实习队员中，后来走出了三位院士。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6年时间里开办了4期计算机和计算数学两个专业的训练班，培训近800位学员，他们成为计算机领域的中坚骨干。1958年，经党中央批准，原学习汽车、电机、管理等专业的287名高年级大学生转成清华大学定向培养自动控制和计算机专业人才，其他高校也多次为计算机专业调配学生。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王选就是其中一位。他响应号召，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创始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66年，高校计算机专业入学学生超过6000人。

　　1959年，中苏关系迅速恶化，赫鲁晓夫撤走了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中国已很得不到苏联技术支援。在美苏的技术封锁下，使中国只能走自主设计、自主生产的发展路线。但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封锁吧，封锁他十年八年，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紧急措施”充分发挥了举国体制和大兵团协同作战的优势，新中国的计算机科学从一个研究小组迅速发展为专业研究所，北京中关村成为“计算机的摇篮”；“紧急措施”使电子计算机成为我国的一个涵盖科研、教育、工业，国防的新兴产业，计算技术和计算数学从科学学科提升为国家重器。

　　变革精神之二：“构建完整体系和生态”的战略前瞻

　　毛泽东时代的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并非单兵突进，没有出现偏门和瘸腿，而是按照整体产业链完整布局，形成了链条完整、门类齐全、发展均衡的电子计算机产业体系。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例说明几个关键领域。

　　光刻机

　　光刻机又名掩模对准曝光机，是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核心设备，是制造和维护需要高度的光学和电子工业基础。

　　毛泽东时代，中国芯片光刻工艺研究起步比美国晚，但比韩国、台湾早10年。1975年，就在台湾刚刚向美国购买3英寸晶圆厂时，大陆已经完成了DRAM核心技术的研发工作。

　　光刻技术从最开始的是接触式光刻，发展到后来并一直沿用至今的是投影式光刻。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有了接触式光刻机，因为掩膜和光刻胶多次碰到一起太容易污染了，接触式机台后来被接近式机台所淘汰；1973年，拿到美国军方投资的Perkin Elmer公司推出了投影式光刻系统；1978年，GCA推出真正现代意义的自动化步进式光刻机。

　　中国利用光刻技术制造集成电路芯片的时间是1965年，那一年中国科学院研制出65型接触式光刻机。1970年代，中国科学院开始研制计算机辅助光刻掩模工艺；1981年，中科院的半自动接近式光刻机研制成功；为了追赶美国先进技术，1979年，机电部45所开始了分步投影式光刻机的研制，对标的是美国1978年推出的4800DSW，1985年正式研制成功，此时与美国的差距只有不到7年。而靠美国技术转让起步的光刻机巨头ASML也不过是起步于1984年。

　　然而，这是这个7年差距成为工业党抹黑攻击毛时代计算机产业水平的“证据”，观察者网风闻社区的《40年前中国就能造光刻机？真是“开局一张图......”》对毛时代积攒的“简陋”技术极尽嘲讽，其口吻与1980年代非常相似。“春天”来临以后，国内“资深专家”跑到国外考察一圈，回来痛心疾首地说，“全国共有600多家半导体生产工厂，其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ー”，“如果再这样下去，中国的年轻科学家将丧失与国际科学界对话的能力。”全然不顾那时美国资本为了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占领更广阔的市场，已经将技术和产业向日本、韩国、台湾大规模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力不行、发展速度不及日本，回看这段历史“洋奴哲学”真是误人不浅。

　　863计划实施以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引进之路。当时的一份报告指出了引进出现的问题：

　　1.各种整机引进是“万国牌”＂的，整机厂要的品种，电路厂做不出来；电路厂生产的，整机厂又不要，电路厂没有做到市场导向。

　　2.在引进工作中，大量引进硬件——设备和仪器，而不注重引进软件——技术和管理，这是引进未能发挥应有作用的教训。

　　3.科研与生产结合不紧密，厂、所内部运行机制不顺畅。

　　后来的情况，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三星、台积电迅速占领了大陆的芯片制造市场，先进工艺的生产完全依赖外资企业或进口。

　　如果80年代能够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上坚持更新迭代，我们的光刻机、我们的芯片完全不会是今天这个被打局面。

　　存储器

　　说到中国自主的存储器，就不能不说计算机存储大师范新弼。范新弼1940年9月至1945年1月在重庆中央大学电机系学习，1948年1月至1951年6月，就读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从1952 年4月开始在美国宝来公司研究部从事微波电子器件的研究工作，诸如磁旋管、磁控管、离子计数器，以及静电印制中的电离子技术等。1953至1954年，他参加了十多位留学生给周恩来总理秘密上书，要求打破美国政府封锁，回国建设新中国，并于1954年9月18日，登船离开美国回国。1956年任国家科学规划计算机和计算数学规划组委员，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1956年9月，正式调入计算技术研究所参与了计算技术研究所的早期筹备工作，曾作为中国计算机科学家赴苏联访问，任中科院计算所室主任，主要负责计算机主存储器的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

　　在当时国内人员技术、设备紧缺的困难情况下他克服困难，带领年青的科研人员先后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批计算机用的记忆磁芯、104机和119机存储器，在109丙机的研制中，他提出了均分负载推二级管译码的电流驱动方案，并被采用；他领导的M0s静态1024位随机取数存储器件研制，首次投片即获得成功。

　　1959 年4 月，中科院计算所研制成功电流重合法磁芯存储器，容量为1024 字，存取周期为32 微秒，代替103机的磁鼓后，计算速度提高了60 倍。

　　1975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又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8820个元器件，达到国外同期水平；70年代末，我国又陆续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随机存储器，后者达到国际同期的先进水平；可以生产NMOS256位和4096位、PMOS1024位随机存储器；1983年，16KMOS动态存储器研制成功，4KMOS静态存储器进入小批量生产……然而，这些良好基础在80年代中后期也都丧失殆尽。到今天，我们95%以上的存储器芯片依赖进口。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是管理计算机硬件与软件资源的计算机程序，同时也是计算机系统的内核与基石。

　　1964年，哈军工成功研制出新中国第一台全晶体管计算机441B-I，仅仅比美国第一台全晶体管计算机RCA501晚了6年。441B系列计算机是我国第一台具有分时操作系统和汇编语言、FORTRAN语言及标准程序库的计算机。

　　1974年，国家立项748工程，成功研制出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汉字精密照排、微型机汉字操作系统、汉字数据库系统、汉字工具软件、汉字全文检索系统以及汉字输入、输出设备。

　　西方的图形用户界面（可视化系统）崛起于苹果公司的Mac OS操作系统，1985年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诞生，但那时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已经自废武功，走上了联想的贸工技路线。Windows迅速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为中国计算机使用者所熟悉，绝大部分的桌面应用都是围绕Windows搭建。如果中国的电子计算机产业继续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拿出搞748工程的劲头，发展出成熟、自主的操作系统以及应用生态也绝非什么难事。

　　开放态度：自主研发为主，技术引进为辅

　　现在一说起毛泽东时代，就要扣上“封闭保守”的帽子。事实上，并不是我们不想学习西方、哪怕是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而是人家根本不给，美苏两大帝国联手对我们实行全面的封锁。

　　建国以后，毛主席从来没有反对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来往，关起门来搞建设；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和西方原本剑拔弩张的关系有所缓解，中国从西方了大量引进钢铁、化工等传统行业西方淘汰的技术（四三方案），对于当时属于高科技领域的半导体产业，中国虽然始终无法从官方途径大规模引进半导体设备和技术资料，但也通过特殊渠道少量购买单机设备，并将其消化吸收后，大量仿制，推陈出新，搭建了自己的生产线。

　　无论是50年代末引进苏联技术资料，还是70年代通过特殊渠道少量购买欧美先进设备，走的是都“消化吸收、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举一反三”的路线，技术引进不仅没对自主技术造成冲击，反而使其融入自己的工业体系中，使中国自主技术更上一层楼。这与80年代囫囵吞枣式的全面引进是截然不同的。

　　前几天，钱学森同志1995年1月2日致王寿云等六同志的信被披露出来，我们才得知了“钱学森之问”的真相，钱学森同志在信中问道“毛主席要我们创新，我们做到了吗?”“(今天)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有重要创新吗?”钱学森列举了毛泽东时代科技工作者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取得的一系列创新成就——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可以做到的事情，今天却做不到了？钱学森同志痛心疾首地说“我认为我们太迷信洋人了”。看看那群去国外考察后回来葬送我国计算机产业的资深专家，钱学森同志的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

　　毛泽东时代，在国外对我国进行先进技术严密封锁的形势下，中国科学院、军队、高等院校和企业的科技人员用双手做出上千台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计算机，完成了许多国家急需的高难度课题，其中包括“两弹一星”和经济统计、石油、电信、铁道、钢铁、造船、水利等许多涉及国民经济的重大课题，还培养了十余万人的计算机研究与应用的人才队伍。

　　不可否认，新中国工业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毛泽东时代的确存在人海战术、“手工攒高科技”的阶段，我们的制造工艺相较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是，依靠突破两弹一星、大飞机、电子计算机这样高度集成的尖端科技产品，可以带动众多基础科研领域和基础工业部门的跨越式发展，通过更新迭代、不断改进，在社会主义多部门无间隙协作、技术工人和科研工作者紧密协同无私奉献的制度优势下，赶超发达国家并非遥不可及的。

　　以航空工业为例，中国同西方航空工业的差距原本是30年，搞了运10，差距缩小到15年，不搞差距只会更大，以还有15年差距来否定运10的价值是非常可笑的。美国人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爆炸成功用了7年零3个月，而中国靠自己的力量只用了2年零8个月。波音707于1954年首飞，波音727于1963年首飞，前后用了9年时间；今天还在飞行的波音737于1967年首飞，相较707用了13年时间。运10飞机继续坚持下去，中国民航大飞机赶上美国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的电子计算机从零起步，到70年代末追到处在世界第一的美国四五年的差距，也是同样的道理。

　　遗憾的是，1984年之后，中国的电子计算机产业却走上了“造不如买”的歧途，辜负了周总理制定“紧急措施”发展计算机产业的良苦用心，彻底葬送了整整一代中国计算机科学工作者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开创的大好局面。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