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当年，那个坐在机床边上的老厂长

　　大约在八十年代前后，当时也正是很多部门都在学习管理学的时候，出现了一种观点。这个观点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厂长或者车间主任总要下到车间生产一线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是不必要的。厂长就是厂长，厂长要做厂长的事情。车间主任就是车间主任，车间主任也要做车间主任的事情。如果厂长和车间主任都到了生产一线了。那么厂长和车间主任的工作就做不好了。西方企业就是讲的各司其职。厂长不需要管车间主任的事情，车间主任更没有权利管厂长的事情。这种各司其职的做法才是符合管理科学的。要不然，厂长和车间主任什么都要自己伸一把手，那么企业就会搞乱了。

　　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厂长要管的事很多，没有必要去车间插一杠子，把车间主任应该管的事也管起来。车间主任也有自己要管的事，没有必要到生产一线而工段长或者班组长管的事也插一杠子。这话听起来都没有什么大错。

　　然而，在实践中，如果厂长总不去车间，车间主任也总不去班组一线，他们对基层的很多具体情况都不甚了解。一旦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们甚至不可能真的知道这些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如果由他们来指挥处理这此事情，估计一定要出乱子。

　　而且，这种观点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指责，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别的意思，那就不好说了。在中国，我们不仅要求厂长要经常下到车间，车间主任也要经常下到班组生产一线，而且还会要求厂长或者车间主任要经常到生产一线参加劳动。这不是简单地到车间晃一下，也不是糊弄半个小时，做做样子，摆个pose，然后摆个照片就算完事了。这些干部参加劳动至少要一天半天的时间。

　　1969年，在我们即将分配工作前夕，我们全年级的同学都分别到北京的一些企业去劳动一段时间。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到了北京医疗仪器修理厂。这个厂子在今天宣武医院往北的一个大庙里。估计今天这座庙已经不存在了。据说这个厂子后来搬到卢沟桥去了。现在那里还有没有这个厂子，也不好说了。估计已经不存在了。当年我们去劳动的时候，厂子并不大，也就几十个工人。我们中的大多数同学都分到机加工车间开车床。我们经常看见一个五十来岁（在北京话里，五十来岁表示还不到五十岁，但也快到了。而五十多岁还意味着已经超过五十岁了）的中年男子，总是拿个板凳坐在车间里。当工人们的活都干得差不多了，有点空闲的时间的时候，这位中年男子也就跟工人们聊上几句天，说说笑笑一番。我们开始都有点纳闷，不知道这个中年男子是干什么的。后来一问车间里的工人师傅们，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厂长。我问他们，厂长为什么不在办公室坐着。工人师傅们说，他坐在办公室里也没什么事，所以经常到车间来看看。

　　后来，我有点明白了。作为修理工厂，没有生产企业那样每月都有明确和清晰的生产计划。他们是医院里有什么仪器需要修理了，就送到他们这里来。修完了再让医院拉走。这样的生产，根本就没有办法制定什么生产计划。而且这样的工厂，如果活多了，忙起来就得不得了。如果活不多，要闲下来也是挺闲在的。

　　我后来又问车间里的工人师傅，说厂长既然事不多，为什么不跟你们一块干活呢?工人师傅们说，我们厂长是个老干部，原来就一直做行政工作。他没有什么生产技能，可是他也不愿意总坐在办公室里，所以就经常到车间来。工人师傅们说，这样其实也挺好。我们总能见着他。如果有什么事，找他也很方便。他虽然不干活，可是跟我们说说话，聊聊天，大家相互之间的感情也都不错。

　　我后来也想，凡事都要讲个实事求是。如果老厂长是干技术的出身，或者原来也会一两门工种的手艺，那么老厂长一定会到车间里找个活来干。现在他没有技术，不知道能做什么样的活计，那么经常到车间来接近工人，也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我们党从来就要求干部要参加劳动，有一段时间还要求干部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对农村的基层干部，也都有过这样的要求。而且企业的领导，无论是厂长还是车间主任，经常到车间或者生产一线中来，既有机会接触工人群众，也能及时掌握企业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企业在生产中遇到什么问题，他们如果能在现场解决问题，那是最好不过。如果当时不能立刻解决，那么回去经过考虑，经过研究，也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来。所以，干部参加劳动，干部深入群众，总是有很多好处的。

　　但是后来，在所谓企业正规化、现代化的要求下，干部们不再经常到生产一线了，也不再和工人群众们有更多的接触和联系。干部们开始成了官老爷，而工人们对于干部们的这种脱离群众，因而造成他们更多的官僚主义，造成他们不懂群众的疾苦就非常有意见。这样一来，干部与群众之间的隔阂就增加了，矛盾也产生了，有的时候，这样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好还有可能被激化。

　　这样看起来，所谓企业的正规化、现代化，不过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模式与管理文化。这种管理模式与管理文化与社会主义企业是有着显然区别的。在日本企业里，如果上级干部对下级职工工作不满意，随便抽俩大嘴巴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下级也不敢说什么，更不会提出什么批评意见了。欧美的企业，虽然不至于随便去抽工人的嘴巴，但上下之间的等级依然是非常分明的。

　　六十年代，中国企业里推出的《鞍钢宪法》，讲的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在技术革新与技术改造上，实行干部、工人与技术人员的三结合。这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文化。可惜的是，经过了文革，这种好的传统和做法没有继续得到发扬光大。

　　在今天的国有企业，我们的这些良好的传统和作风是不是还要继续保留，继续发扬?我想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需要把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的所有观念都看成是完全科学的，完全是天经地义的。这其中必然有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工人劳动者的因素在内。我们对此是应该有所分析，有所批判的。我们不能把明明是我们自己的好的东西，一定要当作破抹布给扔旧，也不应该把带有资本主义腐朽气息的东西一定要当作什么宝贝看得那么珍惜。凡事都要经过我们自己头脑的分析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