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政府透过防疫强化监控民众损害自由？

　　有一个广泛流行的说法，从高大上的美国《纽约时报》到中国的公知，都说政府利用用户手机轨迹信息防疫，会逐步建立一个全面的监控体系并由此损害个人自由。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表述是这样的：“这种防疫继续下去，最后建立的是把每一个人完全监控起来的社会政治控制体系。很多人似乎还没意识到这种后果的严重性。这种全景式监控体系一旦建立，没有统治集团会轻易放弃的。”依据这个想象力，采取主动防疫措施的中国政府，在搜集和处理信息方面，除了有意愿背负信息搜集方面的无限成本之外，还具有超人一般的信息处理能力，能够完成对全部人口的覆盖。

　　这个说法，即便是从“同情式理解”出发，也完全是出于无知。政府并没有能力和足够的意愿，建立一个独立的监控体系，更不用奢谈全景式的监控体系。目前，在防疫方面，多有依据用户的手机活动信息，识别“时空伴随者”或者密接的做法，实际上，这是对既有的活动轨迹信息的一种应用方式。但是，这一类无知者的想象力，还往往会成为实际的政策设计，香港就有很多人反对政府利用这部分信息，来强化主动防疫政策效果。

　　老田在通讯行业干过一段时间，恰好是在1990年代内地移动通信兴起的阶段，对于模拟和数字网络手机的工作原理尚不陌生。移动网络与手机之间的通信原理，并不复杂，由于每个基站的信道都是有限的，需要很节约地加以使用，为此，基站呼叫用户只能够由最接近用户的那个基站，单独进行；不容许所有基站同时呼叫同一个用户，如果那样设计的话，整个的移动基站网络能够服务的用户数量，就很有限，这就会带来单位服务成本过高而失去普及的可能；为了实现节约基站信道资源以服务更多的用户，移动通信公司需要收集用户手机的即时位置信息，以便在呼入时分配最近的基站和信道，及时联系上用户。所以，在手机与基站之间，需要即时地进行相互寻址（一般是几十秒就联系一次），记录这样的位置信息并保留在通信公司的计算机（交换机）里，随时备用。与这个即时的相互寻址与记录过程相关，基于手机与基站相互联系的记录，就能够画出每个手机用户的活动轨迹。由于移动通信的普及率很高，近乎人手一部手机，这样的信息记录，会产生很多潜在的应用方向与用户。

　　换言之，政府并不拥有收集用户信息与活动轨迹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商业化的通信公司经营着。而这部分被记录下来的信息，除了通信公司自己要用之外，还会吸引其他一些有兴趣的用户，有些是基于商业利益，也有政府和司法机构去开发应用；有时是匿名使用——不要求记录和识别用户的身份信息——例如地图软件的定位作用；有时则要求识别用户个体信息，政府在防疫方面应用移动公司的用户轨迹，就属于要求识别出用户的身份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