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从“耗材”的角度看“韦神”

　　北大数学天才韦东奕又上热搜了，媒体称“韦神仅用一天随手帮6个博士解决了困扰他们4个月的难题”。

　　偶然间刷到了一条比较有意思的微博：

　　原博里“耗材”这个词可能会引起一些误会，因为今年3月普京重新定义过“耗材”——

　　“我完全不是在谴责那些在迈阿密或法国里维埃拉有别墅的人……这类人准备出卖自己的亲生母亲，仅仅是为了自己被允许坐在这一更高阶层的大门里面……但他们这是正在忘记或完全不明白，一旦这个所谓的更高阶层不需要他们时，那么他们就会像耗材一样，被用于在最大程度上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损失。”

　　这个定义被国内互联网沿用了过来，成为一个新的互联网热词，用来形容那些“亲美恨国派”。不过，普京显然忽略了一个问题：他所定义的“耗材”一定会反对他，但反对他的却不一定是他所定义的“耗材”。有资格成为“民族叛徒”的永远只能是少数，而更多的是《黑客帝国》里所说的处于打工人地位的被资本秩序无死角榨取能量的“电池人”！

　　原博里的“耗材”指的就是这样的“电池人”。

　　“我们普通人连作为耗材（“电池人”）的资格都要失去了吗？”笔者认为，原博的这个疑问其实就是顺着媒体炒作的逻辑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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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用“炒作”一词，绝非针对韦东奕本人。稍微做些检索不难发现，韦东奕在数学方面的天赋的确是超强的，用“天才”形容毫不为过。韦东奕在北大本科期间参加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包揽了分析与微分方程、几何与拓扑学、代数几何与数论、计算统计与应用四个单项的金牌，要知道这个四个单项虽然都在数学领域，但几乎没有任何的交叉；韦东奕之天才不仅是基础数学领域，人家在应用数学比赛中也拿过奖……

　　媒体凭借一两张聊天截图，把这起事件简化为“韦神一天搞定了六个博士四个月搞不定的事”，却是相当不严谨的，而这样的简化背后更隐含着某种主流的价值观。

　　这样的“爽文”套路的简化的确够惊爆眼球，让人产生“这六个博士很菜”的感觉，反过来又衬托出韦东奕之“神”。但实际做过科研的人应该都应该知道，数学是一切工学学科的基础，所以实际的完整情形应该是这样的：六个流体力学领域的物理学博士遇到了一个难题，花了四个月时间抽丝剥茧，终于将这个物理学问题归结到一个数学问题上，恰巧他们有同学在北大认识韦东奕，又恰巧目前韦东奕目前的研究方向是流体力学中的偏微分方程问题、随机矩阵等，其中就包括曾被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列为7大千禧年难题之一的Navier-Stokes方程，于是韦东奕就“顺手”帮助六个博士解决了这个难题。

　　这个故事不过说明了分工与协作在科研领域的重要性。所谓“术业有专攻”，并非六个物理学博士太水，而是他们的主攻方向并非数学（他们的数学天赋也不及韦东奕），但在解决这个物理学难题的过程中，六个博士其实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完成了大部分工作，最后由韦东奕帮助攻克了应用数学领域的难关。

　　即便是被誉为物理学第一人的“天才”爱因斯坦，在数学方面也没有特别的天赋，他的研究也离不开其他数学家的帮助。例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是在其他数学家的帮助下共同完善的；他在普林斯顿期间的同事——年轻数学家施特劳斯曾质疑他的一套理论，并最终说服他放弃了它；爱因斯坦晚年与量子力学的分歧也与其数学“功底”有一定关系。

　　不过，如果把“韦神一天搞定了六个博士四个月搞不定的事”的过程讲完整了，故事也就不再足够劲爆、足够轰动，也就不能产生足够巨大的流量了；而“流量”又是资本化的媒体赖以生存的基础。

　　进一步地，这样的炒作恰恰符合资产阶级一贯的叙事逻辑。例如，毛泽东时代在兴修水利、农田改造、种子改良、引进化肥生产线等各个方面整整一代人的努力被抹杀，吃饱饭的功劳全划给一夜之间的“分田单干”；无数“码农”默默无闻、996、007的付出，书写了互联网寡头的创业故事，寡头们光环加身、坐拥无数财富的时候，那些猝死的“码农”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寡头们还得意地说“是我创造了就业机会，是我养活了你们”；而更常见的现象，是寡头们利用“六个馒头”和“一个馒头”的逻辑（吃第七个馒头就饱了，前六个馒头原来是废物），在打工人之间造成“内卷”，并借以压低打工人的工资、逼迫打工人加班奋斗……

　　这也就难怪本文开头提到的博主面对媒体炒作的“韦神”故事，会产生“如果你是资本家，你是愿意雇佣他一个人呢还是养那些博士团队？”这样的奇怪问题。

　　而资本媒体津津乐道于“韦神不肯接受六个博士的报酬，最后勉强接受给自己的公交卡充值”。在塑造“韦神”无欲无求的形象的同时，无形中媒体又反过来给打工人施加了道德绑架：“你看人家这样的天才都废寝忘食地工作，给点馒头就行，你还要什么提职、加薪？”这才是完美的“电池人”形态。

　　对于资本化的媒体而言，他们并非真心地关注韦东奕在数学方面的研究究竟对在应用数学、特别是流体力学方面的贡献；“怪才”韦东奕对他们当下最大的价值，恐怕也仅仅在于可以教育打工人“本分”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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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以往关于韦东奕的各种报道，笔者认为韦东奕无欲无求、痴迷于数学的表现至少在目前来讲，是其本真性格的体现。

　　孔子称赞自己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样的人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在私有制社会也是非常稀缺的。

　　韦东奕最初走进公众视野，是因为他在一段探校采访中，一手拎着两个馒头，一手拿着似乎是反复使用的矿泉水瓶，穿着简朴、不善言辞，这与他拿过无数金奖的北大数学青年助理教授的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

　　网上曾有人分析说韦东奕可能属于典型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主要表现上社交困难或社交恐惧、兴趣狭隘，但智力也很可能是远超常人的，可能正是这样的性格成就了韦东奕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和成就。

　　不过笔者并不完全认同现代心理学的这种分析范式，笔者认为韦东奕是更多地保留了人性中的天真、淳朴与善良；他的父母均是大学教授、父亲还是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这样的家境也能支撑他专注于数学。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怎样大量地发现并培养这样的“天才”，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子弟不必苟且于眼前的苟且，使“天才”不被埋没，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说起韦东奕，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另一个数学天才陈景润，他们在性格表现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陈景润1933年生于福州的一个村庄，父亲是当地邮局的小职员，母亲是家庭妇女，因为家庭比较贫困，陈景润上小学和中学生经常被同学欺负，一度萌生辍学的念头。

　　说来也有缘分，韦东奕目前在搞流体力学当面的N-S方程研究，而陈景润的启蒙老师沈元教授（北航创始人之一）恰巧也是搞空气动力学和流体力学的。解放战争时期，心向共产党的沈元教授滞留在福州，被请回母校福州英华中学教数学，同时兼任一个班主任，而陈景润就是这个班的学生。正是沈元教授在陈景润心中播下了“星星火种”，引发了这位“数学奇人”如痴如迷的兴趣。

沈元（左）在国产运10大飞机上

　　从此，陈景润发奋学习，并于1950年夏提前考入厦门大学数理系；1953年，大学毕业的陈景润被分配到北京四中当老师，不善言辞的他并不适合站上讲台，而且又患上了肺结核；时任厦大校长王亚南不忍数学天才被埋没，就把陈景润调回了厦大，专心研究数学；1957年，陈景润的《塔内问题》发表，引起华罗庚的注意，就把陈景润调入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1966年，陈景润在数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个革命性的突破性成就，那就是证明了“1+2”，该研究成果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经过进一步的证明和改进，有关该猜想的论文，直到1973年才写毕发表于《中国科学》杂志上。

　　由于陈景润长期痴迷于数学研究，过度劳累、经济条件也不好，肺结核病魔长期缠绕着他。毛主席的妻子得知了陈景润的事迹之后非常感动，捐出自己的工资给陈景润治病，安排医疗小组专门给他会诊，挽救了陈景润的生命；还专门派人给他安排了一套60平的住房，让他可以专心从事数学研究。

　　1977年9月，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这篇“文学”堪称伤痕文学和“六个馒头与一个馒头”逻辑的鼻祖，“生动”地讲述陈景润如何受到迫害、研究受到干扰、处境如何艰难困苦……报告被后人评价唱响了“科学的春天”，却无视1956年1月毛主席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周总理在毛主席的关心指导下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有远见地提出和确定了四项“紧急措施”，科学春天早已到来的事实。

　　1956年，钱学森（前排左二）、沈元（前排左一）等参加全国十二年自然科学远景规划会

　　80年代曾经流行一个说法，叫“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这是市场大潮初启，私有制催生的功利主义对当时科研领域的真实冲击。到“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思想大行其道后，这样的状况更加糟糕。

　　陈景润的“1+2”（大偶数可以表示为一个质数与不超过两个质数乘积之和）研究属于基础数学领域，如果不是已经被徐迟当作工具而光环加身，这样的基础研究大概率在捌玖十年代是要彻底坐冷板凳而无法持续的。

　　反而是毛主席，不仅重视尖端技术，在1960年7月18日的北戴河会议上号召“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他还特别重视没有短期价值，但具有长远意义的基础领域研究。例如，1963年12月16日，他在听取了聂荣臻元帅的报道之后，强调指出，“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0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而1961年昆明光学厂就诞生了中国的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并在其后持续攻坚，到70年代有了完全自主的晶体材料和专利权。到今天，激光技术在很多领域已经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2018年11月，《中国科学报》自豪地推出一篇报道，《这次，中国技术封锁美国，竟达15年！》

　　而陈景润的基础数学研究同样产生不了短期价值，但却具有着极其重要的长远意义，哥德巴赫猜想一旦证明，将会使数学诞生出新的分支，很可能催生出新的物理理论。陈氏定理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的科研环境下取得的。

　　1995年，钱学森同志发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毛主席要我们创新，我们做到了吗？回想在60年代，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是按毛主席教导办的……但是今天呢？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有重要创新吗？”

　　我国到今天已经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天才”应该不会缺少的，但“韦神”这样的数学天才的出现却是凤毛麟角。其根源就是并不是每一个“天才”都有“韦神”这样的家境，有韦父这样的数学教授陪伴成长；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绝不会考虑每个人的健全与发展，发展每个人的兴趣与特长，绝大多数“天才”在资本将人异化为劳动力商品之后也只能“泯然众人矣”，为了房贷、车贷整日99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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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除此之外，“天才”在今天还可能有另一种危险。

　　资本今天把天才韦东奕当作流量密码，明天就可能把天才当作压迫的工具，甚至将天才吸收为其中一员。一方面，就像美国今天有很多大学教授、科学家，本身又是资本家身份；另一方面，那些鬼才数学家制造出了衍生品工具，最终在美国催生了次贷危机、洗劫底层财富，PDD的不入流数学家将砍一刀“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大数据算法充当了“监工”的角色……

　　1945年，当看到自己的质能方程作为基础理论之一制造出来的原子弹在日本爆炸，造成日本平民伤亡的庞大数字之后，爱因斯坦陷入到深刻的自责与心痛之中，并在战后积极开展反对核战争的和平运动和反对美国国内法西斯的不懈斗争。

　　并不是每个科学家都有爱因斯坦这样的觉悟，恰巧他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之一；而另一个例子，就是出走中国为中国人民养了一辈子牛的美国年轻女核物理学家——寒春。

　　这其实就引出了笔者想说的第三个问题，“红专”与“白专”的问题。

　　很多人误以为陈景润是“白专”，这其实是相当不准确的。试想一个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社会培养起来的数学家，怎么可能如此呢？

　　70年代末，很多人已经开始给自己谋利，而陈景润却把出国讲学的7500美元酬金全部上交给了国家；他结婚时婚礼特别朴素，家具都是旧的，还拒绝别人送礼，只收下了他最尊敬的华罗庚老师的保温瓶。80年代外界谣传不重名利、不善言辞的陈景润是“怪人”，陈的妻子由昆深感不平，她总对记者解释，“我觉得他很正常，他感情比一般人丰富，且明白事理，特别是他的心，象金子一样”。

　　与那些昧良心说假话、办假事的人截然不同的是，有一件小事其实就很好地体现了陈景润的真实品格：

　　90年代初，陈景润去福州中医学院疗养，与记者谈起了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问题。陈景润回忆自己中学、大学时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很苦；而自己的儿子由于生活条件好，未去过农村，不懂玉米、稻谷是什么。要让儿子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就必须让儿子到农村体验生活，磨练一下对艰苦环境的适应能力；让孩子常与工人、农民的子弟交朋友，将来才能对社会有贡献。

　　陈景润的这些家庭教育思想全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遗憾的是，陈景润之子不到16岁时，陈景润就因为常年患病而英年早逝，这些想法最终未能实现……

　　所以，作为一节普通的“电池”，对于韦东奕的数学天赋只能仰望；今天的韦东奕仍旧保持着相当的朴素、善良，作为一节普通的“电池”，也只能希望资本不要“毁”了他，希望他能像陈景润一样的“红专”吧。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