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三个抗疫大问题

　　前天，有位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发生在某市的真实事件，一男子突因脑梗去世，其唯一的孩子还在读初中，想见去世的爸爸最后一面，向社区申请无用，向警方求助也无用。

　　如果算上前期发生的无数起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除了愤怒之外，我有越来越多的担忧，中国的抗疫历程正在被某些人某些地方破坏容颜，如果处理不好，离毁容为时不远。

　　今年三月以来，国内外合流的一股势力正在将中国抗疫形象朝三个负面方面引导：

　　其一，中国抗疫模式错误，外国抗疫模式科学，他们把外国人没有能力实现的妥协式办法视为真理，把有能力实现的成功模式抹黑为邪恶行为，“成功”与“不成功”倒置宣传。

　　其二，把个别城市或地区因管理失败导致的负面事件上升到国家根本制度的缺陷，他们把外国的死亡硬说成是自由制度的优越，把中国减少死亡的努力反污为制度缺陷的表现。

　　其三，有关核酸和疫苗的传闻铺天盖地，有些可能是真的，有些不排除是谣言，但无论对哪种传言，都没有官方出面进行解释和澄清，很可能出现“传言”向“阴谋论”的过渡。

　　中国抗疫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抗疫，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这么坚信的。

　　在取得如此大成就的前提下，为何某些人还可以把中国形象往三个负面方向引导？不得不提出三大抗疫问题供大家思考。

　　第一个大问题：抗疫管理机制问题。

　　应急机制为何不应急？

　　以某市生死两隔的悲剧为例。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只要每个社区有应急防护服的储备，就能给死者的直系亲属配上防护服，在医疗应急点工作人员指导下，可以实现“见最后一面”的愿望。

　　什么是应急？生离死别的事，人命关天的事，救死扶伤的事，不就是急吗？为这些事制定预案难道过分吗？难道无法实现吗？新冠不一定致死，病人有死亡风险，两者相较取其重，救人就更为重要，这难道说不通吗？

　　防护服早已经不是紧缺物资，成本也降到很低位置，应急使用，当事人付费也便是了，不加重政府抗疫负担，也不会增加太多麻烦。

　　全国性抗疫标准为何迟迟不能出台？

　　通过近三年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并不是经济越发达的城市，抗疫水平就越高，也不是网红医院越多的地方，抗疫效果就越好，一些不怎么突出的省市倒是做得非常科学到位。比如说长沙，2020年，就跟着武汉封了一阵子，其后平安无事，2021年，因为南京疫情外溢受到局部影响，但半个月内解决问题，其后平安无事，2022年，因上海疫情外溢，又影响了部分人半个月，其后非常平安。可以相信，只要国家不反转抗疫模式，长沙就不会像某特大城市那样恶性塌陷。当然，除了长沙之外，还有不少二三线城市做得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