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从来都不是虚无缥缈的

　　读中学的时候，就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当时，对于什么是和平演变，并没有清晰和具体的概念。当时的印象似乎是，和平演变发生了，中国就可能回到旧社会去了。另外，还听说的就是，如果发生了和平演变，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那样的场面将非常血腥。

　　而文革的发动，一个主观的目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反对和平演变，就是反对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简称反修防修。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另一个极端的观念，就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我们必须要不断的革命。而不断地革命本身也包括了，我们不能为了钱而牺牲我们革命的信念。甚至出现了所谓越穷越革命的荒谬思想。

　　所谓越穷越革命，这是要讲一定的条件与历史背景的。这个贫穷如果是因为受到压迫而产生的，则可能会产生革命的需求。如果是我们自己因为历史的原因而处于落后的状态，从而使我们还不能很快摆脱贫困。那么在这个时候，说所谓“越穷越革命”，就可能导致南辕北辙。

　　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必要的，改革开放也是必要的。对此，毋庸置疑。我们把劳动绷得太紧的那根革命的弦松了开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其实也已经想到了，我们的对外开放，新鲜空气会进来，而苍蝇蚊子也会进来。但是这个苍蝇和蚊子进来之后，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时的我们，可能并不很清楚。毕竟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更没有这方面的实践。

　　在西方大量的意识形态进来的时候，保持警觉的只是少数人。而更多的人们则认为，既然西方在科学技术领域里是先进的，那么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思想和观念也必然是先进的。所以我们只要简单地拿过来就可以了，其他的问题也不需要想那么多。

　　然而事情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对头的现象。多年来，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所煽动的一次次风雨让人们看到了，颜色革命不是虚构的，颜色革命就是要搞和平演变。中国加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定程度的防范。然而，在我们坚持继续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样一种力度不足的防范在新自由主义的猖狂进攻面前，在所谓普世价值的疯狂的呼啸面前，在历史虚无主义的煽风点火面前，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

　　大批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了，大批工人下岗失业了。问题越来越严重。更多的人们警醒了，更多的人们站了出来，有人已经说出“现在是要唱国歌的时候了”，意思是国歌中的那句歌词“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对那个时期的判断是不是有这么严重，今天还是能够讨论的。但是，这样的呼声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确实是有着很大的必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