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警惕“赛博秦制”：从毛主席评秦始皇说起

　　众所周知，毛主席曾给秦始皇“翻案”，肯定过秦始皇的历史功绩。

　　然而，对于这段历史的细节很多人却不清楚，甚至不清楚毛主席具体是从哪些方面肯定秦始皇的，以至于对这段历史、对毛主席产生了极大的误读。

　　1973年8月5日，毛主席写过一首七律，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其中提到的《十批》正是郭沫若在1945年出版的关于先秦思想史的著作《十批判书》，系10篇文章的集成，其中虽有对黄老儒墨的批判，但重点是对法家和秦王政的批判。郭沫若对孔子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孔孟以人民为本位，而老庄以个人为本位，荀子以帝王为本位，墨子、韩非子以王公为本位……

　　郭沫若正是从人民本位思想出发批判秦始皇的残暴，把秦始皇统一中国说成是“奴隶制的回光反照”，这在当时多少有影射蒋介石的意味。

　　应该说，郭沫若所采取的这样的人民立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遗憾的是他在评价秦始皇的时候，实际上是用道德评价代替历史评价，犯了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没有看到秦始皇对中国历史政治的巨大贡献。

　　毛主席曾在多个场合高度评价过秦始皇的历史功绩，1964年6月24日，他在会见外宾时谈到：

　　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

　　那么，毛主席为何又要在1973年专门写下一首七律，来回应郭沫若28年前的文章呢？历史学家朱永嘉曾在自己的博客撰文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黄永胜在批陈整风会议时，在一纸片上书写了章碣的《焚书坑》一诗，其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黄永胜在这个时节写这首诗，当有所指，是表示对毛泽东的不满，这件事我印象中，中央还发过文件，而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这首七律，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答复黄永胜书写这首《焚书坑》的。

　　毛主席的这首七律最后一句“莫从子厚返文王”中，“子厚”是柳宗元的字，“文王”是周文王、指代奴隶制和分封制。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对比了“周制”和“秦制”，对周朝的“分封制”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分析，雄辩地论证了秦朝开创的“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痛斥当时那些腐儒鼓吹“分封制”的谬论。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柳宗元认为，周制“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制“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用我们今天的话，其实更容易理解柳宗元的意思：世袭分封制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利益集团的“土围子”，列侯骄奢淫逸、底层失去了上升通道、阶层固化，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最终激化并彻底爆发；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则打破了利益集团的“土围子”，消灭了世袭制，“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底层有了上升通道。这就是秦朝的“制度”比周朝的“制度”先进的地方。

　　但柳宗元也尖锐地指出了秦朝灭亡的原因：

　　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柳宗元认为，秦之失“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急功好利，劳民过度，繁重的徭役和严苛的刑罚导致民怨沸腾，威权体制下，“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上下信息不畅，制度运行（政治）出现了问题。

　　柳宗元还指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利益集团拥兵自重，“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

　　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

　　毛主席劝说“熟读唐人《封建论》”，笔者以为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的这些论述都很关键。

　　关于秦始皇的历史功绩，毛主席大致是从三个方面来肯定的：

　　1、秦始皇创造了一系列与夏商周的世袭分封制截然不同的制度，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度，设立郡县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的“中国”；

　　2、秦始皇知人善任，善于发现人才，选贤与能，起用李斯、王翦等人，最终统一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战乱不断、人民颠沛流离的时代；

　　3、秦始皇重视农业和文化建设，为后世开创了很多制度性遗产。

　　1958年，毛主席在出席黄河水利问题的会议上说：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

　　所以，毛主席对秦始皇时代进步性的肯定与柳宗元相当一致，那就是在“制”的层面肯定了秦始皇；但毛主席对秦始皇的种种做法绝不是全盘肯定的，而是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一分为二。他曾多次谈到这样的问题：

　　“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逸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

　　“秦始皇这个人，是有雄才的，但是，他统一了六国以后，就躺在了功劳簿上，开始迷恋自己的功绩了。”

　　关于秦始皇的过错，毛主席同样有三方面的总结：

　　1、秦始皇耽于逸乐、大兴土木、残酷地压迫人民，一个阿房宫就征了70万的劳力，而当时中国人口不过千万左右，此举足让大量的田地荒废，民不聊生；

　　2、秦朝赋税太高了，各种名目的赋税一个接着一个，老百姓不堪重负；

　　3、秦朝的刑罚太残暴，很多刑罚走上了极端，大搞连坐制，老百姓动不动就要受罚，这才有了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

　　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同样是采取了辩证的态度，他曾经对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说过：

　　“秦始皇有焚书坑儒的恶行，因此把他看作是大暴君、大坏人。焚书坑儒当然是坏事，它把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但我们对什么事都应当有分析，秦始皇并不是不问什么书都焚，也不是不问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其实只有四百六十人。”

　　“当然我并不赞成秦始皇的滥杀无辜。当时，要由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不实行专政是不行的，但对孟子一派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太过火了。”

　　毛主席曾说，“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正如毛主席所说，当时的中国“要由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奴隶主阶级肯定是不满和对抗的，能不对奴隶主阶级实行专政吗？

　　而当时的很多儒生实质上是充当了奴隶主阶级代言人的角色，“厚古薄今”，主张复辟周制，秦始皇能不对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实行专政吗？

　　但毛主席也明确指出，“我并不赞成秦始皇的滥杀无辜……对孟子一派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太过火了。”

　　正是因为矛盾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有普遍性，所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那些代表旧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以及新生腐败权力精英的知识分子以及旧势力的后人，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总是心存不满的。

　　他们关于秦始皇和毛主席不也是在“借古讽今”吗？他们对武训式的人物以及蒋介石的歌颂不也是在“厚古薄今”吗？他们希望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甚至希望倒退回去。

　　他们诅咒、谩骂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所谓“仁政”，主张的却是对自己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仁政”，而搞起排除异己来，却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把“专政”的矛头指向自己，却肆无忌惮地把矛头对向群众……

　　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和劳动人民前途与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毛主席能为了刚刚翻身得解放的劳动人民而去“争”吗？

　　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截然不同的是，毛主席主张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鸣大放大辩论”，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哪怕是溥仪这样的地主阶级头子，毛主席也是给了出路，让其积极改造，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去为人民服务。

　　对于秦制“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完全背离群众的问题，毛主席是充分警惕的。1959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指出：

　　“要学习和借鉴秦始皇善于集中力量于主攻方向，同时要学会走群众路线，也就是把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不利于群众的事情就是不利于国家，没有什么有利于群众而不利于国家的事。秦始皇并不是没有过错，给秦始皇翻案，要看到他还有重大的过错。历史上的秦始皇搞专制独裁，同群众路线是根本对立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走群众路线的秦始皇。”

　　为了突破利益集团“土围子”制造的“壁垒”，使基层的真实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得以搜集，中央正确的指示得以传达，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罕见地以《党内通讯》的形式，直接与“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沟通。

　　对于柳宗元总结的“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既得利益集团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问题，毛主席同样非常重视。中唐变乱的藩镇不就是靠军队来搞地方割据吗？林彪、黄永胜之流其实也是类似问题。解决林彪事件之后，毛主席立即着手军队整顿，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就是要防患于未然。所以，朱永嘉才说“《读<封建论>呈郭老》这首七律，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答复黄永胜书写这首《焚书坑》的”。

　　所以，毛主席对秦始皇的肯定，主要肯定的是中央集权制，肯定的是“举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从未肯定过秦政搞苛捐杂税、严酷刑罚这等残酷压迫人民之事。

　　毛主席在中国开创的“民主集中制”，既有“集中”也有“民主”，根本上是要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如果只保留毛主席的制度性遗产中的“集中”，背离群众路线，搞“一刀切”式的令行禁止，显然就舍本逐末了。

　　有网友将“随意赋红码”、“无访村加分”比喻成“赛博秦制”。这个比喻非常形象，“无访村加分”不也近乎“连坐”了吗？专政的矛头应当指向剥削阶级，而绝不应该指向普通群众，而且还是拿科技手段加持，毛主席在天之灵看到这样的现象要作何感想？

　　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地方官僚搞“无访村加分”完全违背了“信访条例”，“随意赋红码”更是对健康码的违法滥用，透支了公信力，严重背离了中央的指示，这些做法恰恰是“土围子”的搞法，必须受到严惩。

　　毛主席劝“熟读唐人《封建论》”，有些人真读懂了吗？“秦之失”的历史教训很深刻啊。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