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他们无愧于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称号

　　曹征路去世后，我和几位左翼文化界的朋友曾计划举办一个线下的追思会，但由于疫情和其他原因，未能如期举行，我一直很遗憾，现在，陈映真读书会举办这个纪念活动，从某种意义上弥补了我的遗憾。

　　读书会把曹征路和陈映真放在一起纪念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这不仅因为陈映真生前曾亲自撰文评论过曹征路的作品，还因为这两位作家在艺术和思想上存在着深刻的联系，正如活动举办方所说，陈映真和曹征路都“同为思想型作家”“关怀劳苦大众”，“在其所属的生存环境中，关心社会、国家与世界，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超越、克服了意识形态的枷锁，为我们留下来极其珍贵的思想资源。”

　　鉴于曹征路和陈映真各自的生存境遇和精神背景迥然相异，他们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和进行中的现实的认知，也存在明显的不同。探寻他们之间的异同点，梳理其间的来龙去脉，既是文学史家的任务，也是思想史家的责任。

　　2016年，陈映真先生去世后 我曾经写过一篇《走近陈映真》，其中写道：“作为一名左翼知识分子，陈映真对大陆的频繁造访，显然带有某种政治和文化上的‘寻根’意味。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大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使许多诸如追求平等公正、反抗资本压迫和特权等级制度等一系列价值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具备了对跨国资本侵略和西方殖民化的抵御能力，所以一旦两岸关系稍稍解冻，他便迫不及待地踏上了自己的寻根之旅。包括对整个大陆社会，文化界以及文化人，他都渴望了解、交流，探讨，那种同志式真诚平等的交流。”

　　但结果呢，陈映真不仅没有找到自己的同志，反而遭受了包括张贤亮、阿城等在内的一群大陆伤痕文学作家的冷嘲热讽，陈映真心里的失望可想而知，后来，他在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说：“所谓的左翼，就是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仅仅瞩目于进步，经济发展，东西多而已，而是我们关注到这个过程里面一些弱小者被当作工厂的报废品，不合格品一样被排除出去的那些人，为什么关心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穷，我们才关心，穷人都是好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站在人的立场，人毕竟不是动物，不是靠森林的法律来生活，人固然有贪婪、欺压别人的行为，可是内心的深处也有一种需要去爱别人，去关心别人，去帮助别人。”他还说：“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问题同台湾在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逐渐逐渐有些类似性，我愿意以我小说的方式，同大陆的思想家、读者、学者们共同思考，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人的问题。”

　　陈映真这些话，像是替自己辩解，又像是对同行喊话，但此时中国大陆社会和文坛都沉浸在对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控诉和向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中难以自拔，哪里听得进陈映真这些肺腑之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