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为什么是十月革命而不是七月革命？——驳考茨基的社会主义“早产论”
编者按：关于十月革命的发生，考茨基提出了社会主义“早产论”。其实，考茨基所说的“早产”，是指俄国的社会主义早产，并不是社会主义早产。如果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理，对十月革命从酝酿到发生进行总体性的回溯，发现从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到十月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列宁按照“多数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原则，一步步地推进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每一步都坚实有力，根本不存在俄国社会主义“早产”的问题，更谈不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早产”问题，而是恰恰相反：十月革命向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关于十月革命的发生，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认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做法，就像“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1]。这种社会主义“早产论”一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末，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早产论”似乎得到了某种“验证”，因而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2]。为进一步阐明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回应所谓社会主义“早产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挑战，本文拟基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进行一个总体性的回溯，给予社会主义“早产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反驳，以正视听。
考茨基
一、社会主义并未早产
其实，考茨基所说的“早产”，是指俄国社会主义的早产，而并非是指社会主义的早产。社会主义不但未早产，反而有点“过月”了。
恩格斯早在1843年就指出，
【“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是由上述每个国家各自单独得出来的。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3]
在1844年写作《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
【“共产主义，即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美国的许多公社中以及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已经真正实现，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它们还颇有成效”。】[4]
这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被深刻地概括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43这一论断被后人称为“两个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