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新帝国主义的结构
当今的政治经济结构内嵌着一个不断垄断集中的过程，即一种广义的垄断资本主义，其中，金融资本作为新的垄断和宰制方式，不断深化区域间的不平等和矛盾，并形构成新的帝国主义结构、新的结构性强权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资本主义的特质不仅渗透在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也弥漫于技术、文化与社会等方方面面，使其成为被规训、被支配的一部分。
本期批传“研读”栏目推荐的文章分别来自萨米尔·阿明和丹·席勒，两篇文章分别从资本主义的新帝国主义结构和资本主义与信息技术、媒介的再生产的角度透视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以期激发读者思考，如何在这个资本主义如同一张天罗地网的时代里，去发现其中的缝隙，并由此探索无产阶级团结新路径。
▲ 萨米尔·阿明 ｜ 图源：Google
新帝国主义的结构
萨米尔·阿明 著，陈俊坤、韩俊伟 译
当代的资本主义是广义的垄断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在非垄断企业的海洋中，垄断企业不再是相对自治的一个个孤岛，而是一个综合体系，并因此紧密地控制着所有生产系统。中小型公司以及那些非寡头企业拥有的大型公司都被上游和下游的垄断企业建立的控制网络包围着。因此，它们的自治范围大大缩小了。这些生产单位已成为垄断企业的分包商（subcontractors），这种广义的垄断制度是1980—1990年代在“三合会”国家中发展起来的资本集中化新阶段的产物。
同时，这些广义的垄断企业统治着世界经济体系，“全球化”是它们赋予这种体系的名称。通过这种体系，它们控制着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三合会”国家及其伙伴之外的整个世界）的所有生产系统。这无非是帝国主义的新阶段。
作为一种体制，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确保这些垄断企业能够获得大量的垄断租金，它产生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由于这些垄断企业大多运转于全球化系统的外围国家，因此这种垄断租金就成为了帝国主义的租金。资本的积累过程也因此受到垄断（帝国主义）租金最大化需求的支配。
资本积累重心的这种转移导致了垄断企业对收入和财富集中的不断追求，以及垄断租金的不断增加，并且它们主要被寡头（财阀）所攫取，这对劳动力乃至非垄断资本来说都是一种损害。这种持续增长的不平衡进而又成了经济体系金融化的根源。越来越多的盈余不再投资于扩大和强化生产体系，“金融投资”才是继续维持垄断性积累的唯一可能选择。这种金融化使得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同时使积累盈余不断增加。金融投资（或更准确地说是金融投机） 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其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变得虚假）或生产系统的投资率不成比例。金融投资的惊人增长也使各种形式的债务持续增加，特别是主权债务的增长。政府“减少债务”的承诺明显是一句谎言。金融化的垄断战略需要增加债务，而且这还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手段。正如人们所说，以“减少债务”为目标的紧缩政策实际上会导致债务的增加，而这其实正是某些人所追求的结果。
一、财阀：过时的资本主义新统治阶级
积累的逻辑在于资本控制的日益集中化。形式上的所有权可以分散（如养老金计划中股份的“所有者”） ，而对这一财产的管理则由金融资本控制。
我们已经处在一个资本的支配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资产阶级原有的生存和组织形式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资产阶级的最初形态是稳定的资产阶级家族，一代又一代的家族继承人经营着家族企业。资产阶级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这种稳定性鼓舞了人们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信心，并提高了它们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被接受的。资产阶级享有的舒适生活和获得的财富似乎是对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的回报。从国家层面看，即使这个说辞显得模棱两可又充满局限性，它依然可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但新的统治阶级突然打破了这一传统。一些人将这种转变描述为积极股东（active shareholders）（有时甚至称其为平民股东，populist shareholders）全面重建产权的过程。这种具有误导性的描述使得这一转变合法化，但它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主要涉及的是资本控制的集中程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集中化。新的统治阶级不再像以前的资产阶级那样规模庞大。此外，新的资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新来者”（newcomers）组成，他们的出现更多是由于其在金融业务（特别是股票市场）上的成功，而不是基于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突破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的迅速崛起与其前辈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后者的崛起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
另一方面，权力的集中化甚至比资本的集中化更为明显，它加强了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渗透。资本主义的“传统”意识形态一般会强调财产的优点，特别是“名义上的”小型财产（实际上是大中型财产） ，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它具有能够支持技术和社会进步的稳定性。与此相反，新的意识形态不假思索地对“赢家”大加赞扬，而对“输家”则不屑一顾。“赢家”几乎总是对的，即使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几近违法，同时又不顾及普遍的道德价值观。
通过积累，当代资本主义已成为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英语中的“裙带资本主义”一词不应只用来描述“经济学家”（自由主义美德的信徒们）早些时候所谴责的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且腐败”的资本主义形式，它现在也同样适用于当代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目前这个统治阶级的行为与黑手党非常接近，即使这种比较似乎是侮辱性的和极端的。
财阀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形态。这种财阀制适应了代议制民主实践，因为代议制民主已经沦为了“低强度民主”。你可以自由地投票给任何人，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决定一切的是市场，而不是国会或议会。与此同时，财阀制在其他地方也适应了专制形式的管理或选举。
这些变化改变了中产阶级的地位及其融入全球体系的方式。中产阶级现在主要由工薪阶层组成，而不再像以前那样由小商品生产者组成。这种转变带来了中产阶级危机，其特点是分化日益加剧：特权阶级（高薪阶层）已成为处于支配地位的寡头阶级的直接代理人，而其他人则处于贫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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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买办商人：外围国家的新统治阶级
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对立并不是新鲜事物。从五个世纪前开始，它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是身处独立国家还是殖民地，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虽然与他们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并从全球化资本主义进程中获利，但他们始终是低级别的统治阶级。
这个阶级具有相当大的多样性，它们主要出身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到来前曾在本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那些阶级。在重新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新的统治阶级（官僚与国家资产阶级）往往会取代这些旧的（协作主义的）从属阶级，前者在人民眼中（起初）更具合法性，因为它们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然而，无论是旧帝国主义（1950年以前的形式）还是新帝国主义（从万隆时代到1980年左右），在它们所统治的边缘国家中，地方统治阶级都从明显的相对稳定中获得了利益。新的集体帝国主义（Collective Imperialism，即“三合会”国家）创造的寡头资本主义将这些外围国家的旧统治阶级权力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阶级，我称之为“买办商人”（profiteers）。他们是商人，而不是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他们的财富来源于他们与当地政府及外国主人之间的关系，无论他们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特别是美国中情局）还是寡头。他们充当高薪中介，并从政治租金中获益，这是他们积累财富的主要来源。买办商人不再服从于任何道德和民族价值观。在一幅描绘他们的“他我”（Alter-egos）处于统治中心的讽刺漫画中，他们除“成功”和积累金钱外，对任何东西都毫无兴趣，在对个人主义的“赞美”背后，最为突出的是他们的贪婪。即便他们采取类似黑手党式的犯罪行为，也绝非天方夜谭。
新的买办商人阶级的形成与当代南方世界普遍存在的流氓式发展模式（Lumpen-development）密不可分。但也只有在非新兴国家中，这一阶级才能成为主导力量。而在新兴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势力是不同的。
三、被统治阶级：一种广义却又分裂的无产阶级
卡尔·马克思严格定义了无产阶级，即被迫将其劳动力出售给资本的人，并承认这种出售的条件（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是“正式的”或“真实的”）总是多种多样的。无产阶级的分裂不是一个新现象，而且对于这个阶级的某些部分来说，这种描述是非常准确的，例如19世纪新制造业中的工人，或者是20世纪福特制工厂中的工人。对工作空间的关注促进了共同斗争中的团结和政治意识的成熟，但同时也激活了存在于历史马克思主义（Historical Marxism）中的工人主义（ Workerism）。在现代技术背景下，资本战略的执行导致了生产分散，但却并没有失去对分包或去本地化生产的控制，其结果是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团结意识，同时增强了利益观念的多样性。
因此，无产阶级似乎在它变得更加普遍的那一刻就消失了。小型的、自主的生产形式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小农、工匠和商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分包工作及大型连锁店等组织形式。无论从事的是物质生产还是非物质生产，90% 的工人在形式上都变成了挣工资的工人（Wage Workers）。我发现，工资的多样性远远没有与工人所付出的培训成本成正比，反而愈发极化。但这并没有阻止无产阶级团结意识的重生。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s）声明：“我们才是99%的人。”
这种双重的现实，即资本对每个人的剥削以及这种剥削所采用的各种形式和暴力行为，对左翼来说是一种挑战，左翼不能忽视“人民内部的矛盾”，但也不能放弃朝着目标一致的方向前进。反过来，这又意味着新的无产阶级在组织形式和行动方式上存在多样性。那种搞“运动”的意识形态忽视了这些挑战。要采取进攻态势的话，就需要对具有一致性目标的战略中心进行重建，这是必须要做的。
边缘国家（无论是不是新兴国家）的广义无产阶级在生存状态方面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在新兴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出现了明显的改善；第二，广大农民日益融入资本主义市场，即使这一过程是间接的，他们也受到了资本的剥削；第三，流氓式发展所导致的“生存”活动迅速增加；第四，广大中产阶级在独享增长利益的同时仍持有反动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激进左翼面临的任务是“团结农民和工人”，学会使用“第三国际”术语，同时在反买办（Anticomprador）阵线中将工人（包括所谓的非正式工人）、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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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统治的新形式
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结构的转变改变了权力行使的条件。政治统治现在通过一种新型的“政治阶级”和媒体神职人员（Media Clergy）来维持，他们都致力于为垄断化的抽象资本主义（Abstract Capitalism）服务。在不提出工人和人民夺取权力的情况下，“个人为王”（Individualas King）的意识形态和“运动”的幻象只会强化资本行使权力的新方式，而并不会改变世界，也不会“改变生活”。
在外围国家中，当流氓式发展将权力掌握在买办国家和买办商人手中时，就形成了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形式。相比之下，在新兴国家，不同类型的社会集团行使实际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所实施的政策在经济领域中的功效。“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运作模式”只是新兴国家的幻觉，它有可能会为新兴国家提供赶超中心国家的机会，但在这种情况下，潜在的限制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与政治冲突也可能会成为现实，这一幻觉为各种可能的发展路径打开了大门，它们既有可能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方向），也有可能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失败并重新沦为买办国家）。
五、过时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文明的终结
这里所描述的新统治阶级的特征并不是短期的反常现象，它们完全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运作要求。
资产阶级文明同任何文明一样，都不属于经济制度的再生产逻辑。资产阶级文明包括意识形态与道德方面的内容：赞扬个人的主动性，但也要诚实守法，甚至要与人民团结在一起，而且这些内容至少要在国家层面上表达出来。这个价值体系确保了整个社会再生产的稳定性，同时也标志着其所处世界的政治特征。但这个价值体系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没有任何价值观的体系。无知和粗俗是这个“支配者们”（Dominants）的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人的特点。这种戏剧性的变化预示着一个文明的终结，它再现了在其他堕落时代中清晰可见的东西。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无论当代寡头资本主义获得了多么立竿见影的成功，它都是过时的，因为所有的成果都被完全汇聚到了一条会通向新野蛮主义（Barbarism）的道路上。
当下，“全球化的”（帝国主义的）和金融化的广义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瓦解。这一制度显然无法克服其自身日益增长的内部矛盾，因此注定要走向疯狂。这一制度的危机完全源自其自身的“成功”。直到今天，垄断企业所采用的策略还在大行其道，例如紧缩计划，即所谓的社会（事实上是反社会的）裁员计划，尽管遭到抵制，却仍在实施。即使是现在，这种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垄断企业（市场）及其政治仆从（按所谓市场要求作出决定的政府）的手中。
从挑战帝国主义的统治思想入手来分析斗争和冲突，能够使我们认清由一些“新兴”南方国家所带来的新现象。
然而，资本主义的这个秋天并不与“人民的春天”同时出现，这一判断意味着各国工人和人民在斗争中对自身的诉求作出了准确的界定，即他们不是要“结束资本主义危机”，而是要“结束资本主义”。但这一诉求还没有实现，或者说还没有到实现的时候。把资本主义的秋天与人民可能的春天分开的鸿沟为当前的历史性时刻增添了危险的戏剧性特征。资本主义秩序的捍卫者与抵抗力量之间的战斗还没有开始。因此所有的替代方案（最好的和最野蛮的）都是可能的。
这种鸿沟的存在确实需要一些解释。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以资本剥削劳动为基础的制度，它也是一种在全世界发展过程中以两极分化为基础的体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同一种现实存在，即历史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对这一制度的挑战贯穿了20 世纪的前80 年，这也是一段工人和被统治人民进行长期斗争、取得胜利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下进行的革命、在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开展的改革、在殖民地和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取得的胜利，这一切变化共同建立了一个比以往更有利于工人和人民的发展环境。但是，由于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使其继续发展下去的新条件，这股浪潮遭遇了挫折。这种疲态使垄断资本重新夺回了进攻主动权，并确立了绝对优势，而且能够对其构成威胁的新一轮挑战尚未出现。在黎明前的昏暗微光中，魑魅魍魉轮番登场。尽管垄断资本主义的丑恶是不争的事实，但能够与之抗衡的力量还有待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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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兴模式与流氓式发展
“新兴”这个词被不同的人用在极其不同的语境中，而且通常都没有明确界定其含义。新兴既不是以长期（超过10年） GDP或出口增长率的提高来衡量，也不是如世界银行和传统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通过人均GDP的水平来判定。新兴意味着更多，包括了一个国家工业生产的持续增长，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工业竞争能力的增强。
此外，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这里都涉及到了哪些行业，以及竞争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排除采掘业（矿石和燃料开采），因为只有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中，采掘业才能在不拖累该国所有生产活动的情况下实现加速增长。不属于新兴国家行列的极端例子是海湾国家、委内瑞拉和加蓬。我们还必须考虑经济中生产活动的竞争力以及整个生产系统的竞争力，而不仅仅是考虑那些被选定的若干生产单位的竞争力。通过去本地化或分包，在南方国家经营的跨国企业可以支持这些国家建立起能够出口到世界市场的本地生产单位（跨国企业的子公司或自治单位），这使得这些国家在传统经济学看来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生产系统的竞争力取决于各种经济和社会因素，例如各级工人的一般教育和培训水平，以及管理国家政治经济的所有机构的效率。反过来，所涉及的生产系统不应仅仅局限于加工工业（尽管这些企业的缺失确实意味着该生产体系名副其实的），还应包括粮食生产和其他农业生产，以及保障经济系统正常运行所需的服务（尤其是物流和信贷）。
所以，新兴这一概念意味着思考问题时采取一种政治的和整体的方法。因此，一个国家只有在政府政策旨在建立和加强内向型经济（即使它对外开放）并因此能够维护其国家经济主权的情况下才是新兴的。这个复杂的目标意味着，对主权的主张涉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一项政策必须使一个国家能够强化其粮食自主权，以及控制自然资源和从其国家领土以外获取自然资源的自主权。这些多重和互补的目标与买办型政府的目标形成了鲜明对比。买办型政府只满足于根据“自由全球化”世界体系的要求及其所提供的可能性来调整增长模式。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对任何一个特定国家和社会实施的政治战略方向进行评论，即它们是资本主义的，还是要走向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无法从争论中消除，因为统治阶级的取向选择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有着重大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新兴经济体的政策与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不仅取决于前者的内部一致性，还取决于它们与后者的互补（或冲突）程度。社会斗争（阶级斗争和政治冲突）并非来自“适应”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计划逻辑，它们是国家行为的决定因素。当下的经验反映了这些关系的多样性与波动性。新兴往往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然而，这些不平等的准确含义应予以阐明：这些不平等现象是否发生在使少数人或较多的人（中产阶级）受益于工人普遍贫困化的政策背景下，或者是发生在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但其收入增长率仍低于体制受益者的收入增长率的情况下呢？换言之，这里所指的政策是否可以将新兴与贫困化联系在一起？新兴并不是一个国家可以一劳永逸地获得的地位，它是通过连续的步骤实现的：较早的步骤一旦成功，就将为接下来的步骤铺平道路; 如果不成功，就会陷入僵局。
同样，新兴经济体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充满不确定性，这种关系既可以促进社会团结，也可以将其瓦解。因此，新兴并不是出口增长和一个国家实力上升的代名词。出口的增长取决于一个利益指向明确的内部市场（满足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利益）的发展，前者既有可能支持后者的发展，也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的障碍。因此，出口增长既可以削弱也可以增强新兴经济体在世界体系关系中的相对自主权。
“新兴”不仅仅与经济有关，而且也是一项政治议题。因此，对一个新兴经济体成功与否的评估是建立在对其能力的检验基础上的，即它能否削弱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统治能力。在我看来，中心国家的统治能力是指对技术发展、自然资源的获取、全球金融和货币体系、信息技术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支配性力量的控制权。我还坚持这样一个论点，即帝国主义“三合会”确实存在，它会使用一切方式来维护其在世界统治中的特权地位，并阻止各新兴国家挑战这种统治。由此，我得出结论：新兴国家的野心与帝国主义“三合会”的战略目标相冲突，这场冲突的暴力程度与新兴国家对上述中心特权的挑战的激进程度成正比。
“新兴”也同样离不开相关国家的国际政策。它们是否会与“三合会”的政治军事联盟结盟？它们是否会因此接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实施的战略？或是选择与之对抗？
一个真正的新兴经济体的计划与单方面服从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要求的计划是完全相抵触的，后者只能导致我所说的“流氓式发展”。虽然时空条件不同，但我在这里仍想借用已故的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术语来分析类似的发展。今天，流氓式发展是社会加速解体的结果，这种解体与帝国主义垄断中心强加给外围国家的“发展”模式（其实不配被称为“发展”）有关。这体现为生存活动（即所谓的非正规活动）的急剧增长。换句话说，这是资本积累的单边逻辑所必然导致的贫困化。
但在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验中，有一些不属于流氓式发展的例子非常值得关注。换句话说，在这些情况中，贫困化不会影响到工人阶级。相反，他们的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在这些经验中，有两个例子显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即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在这里，我不会讨论使它们的新兴计划成功的特殊历史条件）。而另外两个国家，即中国和越南，则继承了社会主义革命遗产。如果古巴成功地克服了目前面临的矛盾，它也可以被列入这一群体。
还有其他一些将新兴模式与显而易见的流氓式发展进程结合起来的情况。印度是最好的例子。该国部分地区拥有符合新兴经济体发展所需要的环境。那里具有旨在强化大规模工业体系的国家政策，随之而来的是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而且在技术能力和教育方面也取得了进步。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人口（占整个印度社会的2/3）的贫困化也加剧了。因此，这是一个混合体制的例子，它将新兴模式与流氓式发展结合起来。我们甚至可以在现实中找到这两个方面的互补性。我相信，在不进行过度概括的情况下，其他所有被公认的新兴国家都属于这种混合情况，无论是巴西、南非，还是其他国家。除此之外，在大多数南方国家中，新兴模式的特征非常不明显，而流氓式发展模式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七、毛泽东思想的贡献
▲《毛泽东选集》｜ 图源：豆瓣
第二国际的“工人马克思主义”和“欧洲中心马克思主义”以及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都持线性历史观，在这种观点中，所有社会都必须首先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殖民化（从上述角度出发，它被认为是“具有积极历史意义的”）则为此播下了种子，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与此不同的是，有的观点认为，一些国家（支配性的中心国家）的发展与另一些国家（被支配的外围国家）的“不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这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内在产物。
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固有的两极分化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基本的社会与政治事实，它需要用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来对其进行解读。这种两极分化可以为奉行社会殖民主义（Social-colonialism）的国家中的大部分工人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其自身发展受益于他们的中心国家地位）提供支持。同时，在对抗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长期过程中，这种分化将外围国家转变成了“风暴区”。当然，对抗不是革命的同义词，但它增加了革命的可能性。甚至在中心国家中，也不乏拒斥资本主义模式的激励，正如1968年的例子所展现的那样。超越资本主义，进而向全球社会主义过渡的全球战略，必须协调同时发生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斗争。
最初，列宁脱离了第二国际的主流理论，成功地领导了“薄弱环节”（俄罗斯）的革命。而且，他始终坚信，俄国革命将引发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这是一个落空了的愿望。列宁随后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该观点更加重视将对抗转变为东方革命。但对这一新观点的系统化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完成的。
毛泽东思想对全面评估全球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扩张问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它使我们能够将中心—外围模式与固有的帝国主义扩张及两极分化的“真正的”资本主义作为分析中心进行对比，并从这一分析中得出在所有支配性中心国家和被支配性外围国家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斗争所带来的隐含性教训。这些研究可以被总结成一句完美的中国式表达:“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统治阶级，当他们不是外部力量的走狗和传话人时，这些国家就会努力扩大其行动空间，使它们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行动，从单方面适应帝国主义命令的“消极”行动者发展为参与塑造世界秩序的“积极”行动者。民族，即潜在的进步阶级的历史集团，需要解放，特别是需要“发展”和“现代化”。人民，即被统治和剥削的工人阶级，向往社会主义。这句话使我们能够理解复杂的现实世界，并因此制定出有效的行动策略。它指出了从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而也放弃了第三国际的“短期过渡”概念。
八、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
生态问题几乎出现在所有的争论中。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生态灾难的规模现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些争论很少能免于混乱。只有少数运动能够指出，应对挑战需要抛弃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老牌的大国很快就认识到了危险，并作出了巨大的、据说是科学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实际上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宣传，以证明绿色资本主义（Green Capitalism）是可行的。我在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时谈到过这一点。我认为，马蒂斯·瓦克纳格尔（Mathis Wackernagel）和威廉·里斯（William Rees）的著作说明了在远离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计算（即一种量化的度量）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弗朗索瓦·霍塔特（Franois Houtart）的书剖析了“绿色资本主义”骗局。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以生态学家的身份对马克思进行了精辟的分析。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对于读者来说，了解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可能是有用的，这正是我在许多争论中倡导的观点。以下文字摘自我的《全球价值法则》一书。
▲ 萨米尔·阿明《全球价值法则》｜ 图源：Monthly Review
环境保护主义的主流观点（尤其是原教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不相同，尽管二者都正确地谴责了“发展”的破坏性作用。
环境保护主义将这些破坏性影响归因于“现代性”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普罗米修斯主义（Promethean）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人类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认为人类的需求应该从自然界得到满足。这一论断牵涉到了一个致命的文化主义推论，但也激励了人们去寻找另一种哲学，一种强调人类属于自然、自然是人类“母亲”的哲学。在这一背景下，所谓的替代性和更好的哲学（例如从印度教中衍生出来的哲学）在反对所谓的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受到了赞扬。但这种赞扬考虑不周，因为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印度社会与所谓的西方社会之间并没有任何不同（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印度哲学既没有讨论关于使用暴力的问题（印度社会根本不像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是非暴力的），也没有涉及对自然的剥削问题。
而马克思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展开了他的分析。他将资本积累的破坏性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理性逻辑，这种逻辑完全由追求眼前利益（短期盈利）所决定。他证明了这一点，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以上两种解释历史和现实的方法产生了关于挑战（“发展”的破坏性影响）的不同判断。环保主义者“谴责进步”，从而与后现代主义者一起消极地看待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与此同时，在这种谴责中还产生了一种关于未来的不现实的设想。他们预测某一特定的自然资源将被耗尽（例如化石燃料），然后断言，地球的资源不是无限的。它的前提在原则上肯定是正确的，但却不一定能够从中推论出必然的结论。当然，遥远的未来仍然是未知的，并且永远无法保证“进步”总是能够找到解决未知挑战的办法。科学不能代替对永恒（宗教或哲学）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就挑战的性质和应对方式进行争论将无济于事。
相反，把争论放在马克思所开辟的论域中，我们就能够在分析挑战方面取得进展。是的，未来仍将有科学发现，在此基础上，控制自然财富的技术可能会被开发出来。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的逻辑仍然根植于短期盈利的基础上，那么就只有那些能够带来短期收益的新技术才会被选择。这意味着随着技术的进步，环境遭到破坏的风险将会越来越高。只有当人类设计了一种基于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的社会管理方式时，才能更好地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我说的是“更好的管理”，而不是“完善的管理”。后者意味着消除所有人类思想和行为所受的限制。我早期提出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延续了马克思所开创的工作，并将其视为文化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所谓的环境保护主义话语的对立面。
环保主义者选择在有缺陷的理论背景下讨论这些问题，因而不仅在理论上，而且首先是在政治上陷入了僵局。这种选择允许受到资本支配的力量操纵所有政治提议。众所周知，“危言论”（Alarmism）使帝国主义“三合会”国家得以保留其获取地球资源的特权，并使外围国家的人民无法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虽然“危言论”是游说团体有意捏造的，但只是通过指出这一事实来响应“反危言论”观点是无效的。捍卫各部门资本利益的游说团体无休止地相互对抗是资本世界的运作逻辑，而且这一逻辑将延续下去。能源密集型企业选择的游说团体必然会反对“绿色资本主义”的游说团体。因此，环保主义者只有在意识到自己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才能摆脱这个迷宫。
【作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著名经济学家；译者陈俊昆、韩志伟：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本文原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019年7/8月号（总第71期），《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编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