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孕育、生长、扬弃路线图初探

　　——1956年提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静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唯生产力论倾向[1]。

　　——1958年提出“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有系统地调整人民内部的关系，使它适合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对1956年的唯生产力论倾向作出纠正[2]。

　　——1980年提出“恢复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名誉和传统。”[3]，第二卷，244

　　——1978年冬提出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并列[4]，否定两者的决定被决定关系，为效用价值论挑战劳动价值论留下空间，为市场经济中性论出台奠定基础。

　　——1979年提出西方通行的国民经济GNP指标［3，第二卷，194］，1985年采用GDP统计方法，越过历史唯物主义物质资料再生产理论和相应的分配和再分配理论红线，为资本中心的生产，未来经济脱实向虚的演化建立条件。十九大后提出“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5]从方向上做了一定的纠正。

　　——以“双层经营体制”，实际上削弱、解体农村集体经济，用分散的小生产单元的阶段、局部合理性挑战合作生产，否定以公共积累完成农业产业升级路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商品化、雇佣化，开通了城乡私有资本积累超越公有经济分布和存量，并贫富分化的路径。十九大后，在脱贫攻坚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把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作为重要措施，扭转了长期趋势。

　　——1984年提出住房商品化［6，1984.2.14］，建筑行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6，1984.2.24］，把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行业，把企业和社队福利等内部服务推向市场。在市场经济中性理论引导下，公共服务自发进入资本化、私有化通道，挑战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和再分配理论，把非物质资料类的生产、分配、消费转化为资本增殖产业，把繁荣服务业演化为投机和垄断，吞噬全社会剩余劳动。十八大后转为方向相反的公共服务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7]。

　　——1983-87年以新旧社会雇工形式上的区别［6，1987.4.16］模糊雇佣劳动和资本增殖的本质，突破剩余价值理论底线，为把解放以来的经济积累演变为公有资本、新生私人资本开辟了通路。

　　——1985年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3，第三卷，148］，否认市场经济理论已经资本化，开通了将资本统领的经济理论中性化、无害化的通道，为生产方式演变提供了思想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