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与危机
我于1990年代末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作为对彼时战无不胜的所谓“新经济”（New Economy）概念的一种修正。我认为，即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心逐步转向信息密集型产业，但资本仍然处于核心位置。其实，新经济并非崭新之物；今天，全世界并未实现经济的永久快速增长，相反，在75年间却首次陷入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的经济危机，后者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亦是新经济的中心。2008年底的经济危机成了历史上的一次转折点，它促使我们开始重新思考那些熟视无睹的事情，譬如，构成一对二元社会关系的劳资双方。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仅仅是某一历史瞬间），成千上万的人们争先恐后地迈入劳资体系当中：中国、印度、苏联及其他地区皆是如此。雇佣劳动的超常增长已经吸引了诸如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处于完全不同领域的学者的关注，它也正在极大地改变全球资本主义的流通路线（circuit）。
各地的资本方都竭尽全力，试图从新兴的、数量庞大的雇佣劳动群体中获取更多利润，这同时也引发了新一轮的整体性失衡。日本已经饱受价格水平停滞不前甚至通货紧缩之苦，现在，美国亦开始遭遇同样问题，上述情形证明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众多商品已处于长期的供大于求的局面。大卫•哈维将这一思路发扬光大，他指出资本对劳动力成本的成功遏制（新的、开放的雇佣劳动群体的唾手可得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种“成功”）引发了有效需求的危机，即全球消费的现存结构如今阻碍了资本的持续增长。当前，对经济发展有着绝对话语权的精英们称为“全球需求的重新平衡”计划正在进行，这注定是一条充满抗争与争议、崎岖不平之路。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工薪阶层而言，它更像是一次严重并延长了的失业过程，伴随着对既存生活水平的激烈冲击。危机管理，以及围绕着应如何回应上述问题而引发的在政策层面上的冲突也成为了当今的法则。
▲ 大卫·哈维 ｜ 图源：Google
但这仅仅只是“重新平衡”叙述的一面而已。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国），有来有往的互惠式的变化则构成了该叙述的另外一面。
在一定程度上，雇佣劳动可以如下定义：它无法生产维持其自身再生产所需之物；雇佣劳动者所消费的商品与服务都是由其他人生产。就此提出的第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问题是仅仅透过私人日用品或集体性商品能否满足工人阶级的消费需求，这一点在赵月枝的文章《手机之后，还有什么》中得到清晰的论述。在美国及其他地区，该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当今中国的情势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中国的雇佣劳动者（根据林春的统计，2003年共有3.5亿雇佣劳动者）只能凭靠购买其他雇佣劳动者加工制造的私人日用品维持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