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辉：针对未来立体混合战争状态下中国建设自主保障体系的思考
居安思危，准备打仗
——论中国未来立体混合战争状态下的自主保障体系建设
余云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未来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战争，而是金融、科技、粮食、能源、生物、供应链、太空、网络、舆论、外交、军事等领域的全面立体混合战争。其中，粮食自主、能源自主、科技自主和金融自主，是中国能够战胜一切外敌、立足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俄罗斯敢于对抗北约东扩，主动出击，其物质底气来自于粮食、能源和核武器，而“卢布起义”和金融自主则是建立在能源输出能力之上。当中国再次要被逐步排斥于战后美英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并被美国及其北约锁定为未来主要战略对手和立体打击对象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把“打赢立体混合战、确保国家整体安全”作为未来的国家纲领，引领中国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意识形态建设。不谋未来，就没有未来。经济建设要为未来的生存、发展与安全而布局，旗帜鲜明地把反霸权、反侵略、打赢全面立体战争作为未来各项建设的重要指标。GDP增长指标、财政税收指标、引进外资指标、进出口贸易指标等一系列经济数量指标，都应该让位于是否有利于实现粮食自主、能源自主、科技自主和金融自主的经济质量指标。
一、关于粮食自主的建议
中国是粮食、油料和饲料的净进口国。种粮农民老龄化，土地撂荒严重。城镇居民缺乏家庭囤粮的设施，农村农民也不再拥有囤粮三年、备战备荒的传统。许多农村家庭已经不种粮。传统的家庭粮仓没了，城乡超市成了主要的粮油供应点。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瘟疫和海上封锁，以及重要粮食储备库被轰炸等情况，物流中断、超市断供，很可能发生大范围的饥荒。因此，中国粮食生产和储备体系的建设必须做好战时备份。国家、企业和家庭都必须为确保粮食自主自足的极端状况做好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立体混合战中，在吃饭问题上不出乱子。
和平时期，日常家庭粮食保障可以依靠基于远距离运输系统的集中生产、集中储备、集中批发销售；战争期间，能源供应紧张，运输可能中断，和平时期的粮食保障系统无法适应战时生活要求。为了建立粮食自主自足的战时备份系统，需要依靠群众力量，走群众路线，避免政府包揽一切的单打独斗，努力打造政府、企业、家庭全面参与的紧急状态下的粮食自主自足保障系统。具体措施是：
（1）鼓励发展有机农业，对有机粮食实行高价收购政策，以此提高农民收入，吸引年轻人从事有机农业生产，并把有机农业列入大健康产业。依靠化肥、农药、除草剂、膨胀剂、催熟剂生产的农产品不属于健康产品。化学农业会带来人口、环境、医疗负担等一系列问题。
（2）乡镇村的基层组织应该把撂荒土地收回集体统一管理。把农民和土地重新组织起来，同时把城乡农产品的需求端也组织起来。需求端的组织化更加重要。由国家资本主导和扶持，一方面从农产品的供给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另一方面从农副产品的需求端，对接城镇的企业、学校、机关和厂矿的食堂。鼓励城市企事业单位在就近农村建设有机粮食的生产基地，并建设小型粮仓，尤其应该鼓励利用撂荒土地开垦和建设有机粮食基地。粮食及其它农产品主要提供给内部食堂和员工家庭，构成员工福利，保障食品安全。粮食生产基地的生产性支出由企业和个人分担。企业支出部分可以抵税。
（3）把各地重建的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吸纳城市劳动力的蓄水池，实现城乡青年的充分就业。国际环境变化和外向型经济转型必然产生大量结构性失业。重建农业集体组织，增加农村就业成为必然的选择。有机农业拒绝了农药、化肥、除草剂和生长激素，需要大量农业劳动力，可以提供大量的农业就业岗位。生产基地的劳动力可以是当地农民，也可以是企业员工和机关干部。以此，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建立起劳动力可双向就业的流动通道，让城市企事业单位和城镇居民可以与特定的乡村集体土地联系在一起。鼓励城乡青年到农村集体合作组织参加生产劳动，参与有机农业生产；规定报考公务员的大学生必须首先拥有三年以上农村生产劳动的经历；党政机关干部应该规定每年定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全社会应该树立热爱自然、热爱土地、热爱农业的观念。把有机农业作为健康产业。党政机关干部应该带头参加农业劳动，城市青年和大学生应该踊跃参加农业劳动。这是增强党政干部和年轻一代劳动意识和身体素质、减少肿瘤癌症和心脑血管的发病概率和医疗负担的主要措施。
城市企事业单位到农村建设自主自足的粮食基地和小型粮仓，有利于形成小型化的“海绵型”储备体系，有利于解决土地撂荒问题，有利于形成城乡劳动力的双向流动，有利于解决城市就业困难而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有利于战争状态下城市人口迅速向农村转移。这是一种新型的城乡经济共同体模式，让每一个城市家庭都可以与一块特定的农村土地直接联系起来，让城市反哺乡村，让非农产业反哺农业产业，让市民也能成为农民，从此，城里人不再担心非常时期会没饭吃。
福建古田县蓝田书院自2014年开始尝试建立“微型城乡经济共同体模式”，由全国各地112个家庭与13位农民共同成立“杉洋传统农耕社”，每户每月出资700元，聘请当地农民开垦撂荒土地200多亩，用于种植有机稻谷和其它有机农产品，每月加工稻谷，邮寄大米和其它农产品，并修建了一处小型粮库。由于平时家庭有农耕社稻米的囤积，50多户参加粮食众筹的上海家庭在本次疫情期间没有出现粮食短缺饿肚子问题。杉洋传统农耕社的实践意义在于：复垦了撂荒土地，提高了农民收入，修建了小型粮库，保障了100多个家庭的有机粮食供给，建立了城市居民与土地之间的直接联系，并为城市孩子提供了农业实践的基地。如果全国大部分大中型企业都参与牵头建设不同规模的“城乡经济共同体”，那么，农村土地撂荒、劳动力短缺、粮食安全以及战时城市人口疏散等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二、关于发展战时自主自足能源的建议
如果海外的石油和煤炭遭到禁运，天然气管道和电网被破坏，目前城市居民靠什么能源取暖和做饭？在东部沿海和南方地区的城市和乡镇，冬季取暖问题不突出，但是城乡居民煮饭能源问题并没有预案。储能电池可以短期应急，但是数量有限、用时有限，因此能够满足战时自主自足要求的本土能源只能来自于煤炭。
由于煤炭直接燃烧会产生严重污染，而且城乡家庭已经不再拥有烧煤取暖和做饭的燃具灶具，因此只有煤制甲醇可以充当战时自主自足的清洁能源。国内以煤制甲醇为能源的燃烧技术与设备处于全球领先水平，甲醇可以作为新型清洁能源已经在诸多领域得到应用。国家应该像发展太阳能、风能、核能一样，大力发展煤制甲醇这一清洁能源。
根据中国甲醇协会提供的信息，以福建大为能源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几年前已经攻克了甲醇燃烧不充分、燃烧效率低、排放超标等世界难题，使得甲醇在不添加任何其它添加剂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充分高效的燃烧，最高火焰温度可以达到1800°以上。大为能源已经可以规模化生产各类不同应用场景的甲醇燃烧设备，比如厨房灶具、农村取暖炉具、烟草烘干设备、陶瓷烧制设备、锅炉燃烧设备等。福建德化顺美陶瓷生产的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就是用大为的甲醇燃烧设备烧制的。这说明中国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已经实现了甲醇从化工原料向清洁能源的转化和升级。
与天然气相比，甲醇燃料属于液态清洁燃料，易燃但不易爆，便于运输、储存和安全使用，不仅碳排放比天然气减少一半，而且国内甲醇生产成本远低于进口天然气的市场价格。使用甲醇的性价比高于进口天然气。国内一些生产企业已经启用甲醇和天然气的“双燃料系统”，根据甲醇和天然气价格高低，选择使用较低成本的燃烧系统。
中国煤炭资源丰富，煤制甲醇技术和甲醇燃烧技术已经成熟，因此应该把甲醇上升为战时自主自足的战略性能源。具体建议如下：
（1）把甲醇列入清洁能源目录和国家储备能源目录。
（2）由于甲醇生产只需劣质煤，不需要优质煤，因此可以在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建设百万吨以上的大型甲醇生产企业，把煤炭转化为甲醇。
（3）到海外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建设大型甲醇生产企业，把当地的煤炭、天然气、石油气转化为甲醇运回中国储备起来。
外汇顺差应该转化为可储备的能源与资源，而不应该是美国国债。
（4）战争期间，由于天然气和电力的供应系统易遭破坏，而且天然气和电力无法储存，因此各类食堂和餐饮机构应该把甲醇作为非常时期的应急燃料，并做适当储备，平时可以与能源和燃料并用，或者完全使用甲醇燃料。在餐饮领域使用甲醇燃料比用电和液化气更便宜。
（5）10万人以上的城镇应该建设足够当地居民6个月以上使用的甲醇储备罐区。俄罗斯在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建设了战时能源储备设施，这一点值得中国学习。
根据城市和县城不同的人口规模，建设不同规模的粮库、油库和甲醇燃料库，备战备荒，应该成为各级政府新基建的重要内容。
如果大部分食堂、餐饮机构和城市家庭背后都有对应的粮食合作社、小型粮仓和甲醇燃料储罐，而不是完全依赖易遭导弹袭击的大型粮食储备设施和能源储备设施，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现代城市系统的脆弱，就不必担心战时的饥荒与混乱，就敢于与敌人打一场持久战。只有充分备战，才能不怕战争；只有不怕战争，才不会被战争打垮。
三、关于科技自主
科技战属于混合立体战的一个重要类别。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和科技战之后，中国猛然发现存在诸多卡脖子的科技短板。造成中国科技短板的各种因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存在“四大不足”，即认识不足、组织不足、投入不足、市场保护不足。
认识不足主要表现在某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科学领域缺乏前瞻性的预判和布局，或者认为，对于国外已有的专利、软件、设备、材料、核心元器件，可以依托全球产业链分工，购买使用，无需自主研发和生产。
组织不足主要是指某些重大的科研攻关与生产工艺项目缺乏可以统筹政府政策力量、科研协作力量、生产定点落地力量、金融支持力量、市场推广力量即“五大力量”的牵头机构。这类重大项目和高科技产品如果缺乏上述“五大力量”的合力支持，比如芯片、大飞机、工业软件、高端科学仪器等，以现有单个企业和科研单位的有限力量很难完成。中国虽然拥有举国体制的优势，但是如果在某些重大科研项目上缺乏调动举国体制优势的牵头机构和牵头人，调动不了上述“五大力量”，那么，举国体制优势就难以发挥出来。原子弹可以爆炸成功，而运十大飞机却在试飞成功后遭下马，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牵头机构和组织者的重要性。
认识不足和组织不足必然导致人财物的投入不足。高科技产品需要提前布局、持续投入、市场应用并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升级换代。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市场保护不足是指面对进口高科技产品的冲击，国家科技发展政策没有对国内同类产品生产给予必要的、有组织的保护。市场经济意味着：没有市场就没有经济，就没有本土高科技产品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国家科技政策应该包括科技市场保护政策。
为了克服认识不足、组织不足、投入不足和市场保护不足所造成的科技短板和卡脖子问题，建议如下：
第一、有组织地建立有关科学前沿、技术前沿和产业前沿的全球情报网，紧盯发达国家最新科技动态和产业前沿动态，制定赶超计划。
第二、把加强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落实到实处：增加基础研究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增加基础学科研究人员编制，不能再出现基础学科毕业的博士找不到工作而去应聘街道办事员和城管的情况；不得把创收逐利导入基础研究领域，让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安心于基础理论研究，避免出现基础研究领域人才流失和青黄不接。
第三、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领域，成立专业化的工程院，比如中国农业工程院、中国新能源工程院、中国半导体工程院、中国软件工程院、中国仪器装备工程院、中国航空航天工程院、中国船舶工程院、中国生物工程院、中国新材料工程院等等。
国家专业型工程院的主要职责是充当不同专业领域国家科技发展的引领者、组织者和资源保障者。
（1）国家专业型工程院负责制定本领域的科技攻关计划和项目立项，引领国家相关政府政策、全国各类科研力量和各地企业生产研发资源向相关领域聚焦和集中。
（2）国家专业型工程院是相关领域科技发展的组织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攻关既是中国科技发展的优势，也是社会主义科技发展的特色。国家专业型工程院可以研究和建议有关专业领域科技发展政策和行业保护政策，推动政府立法和政策支持；可以把全国相关领域的科研院所、高校实验室和企业科技人员，包括现有具体研究领域的国家工程院院士，纳入专业型工程院的编制，接受双重领导，或直接调入专业型工程院工作，实现全国相关科研力量和资源的统筹安排和协同攻关；可以在生产企业和科技成果应用单位联合设立研究所或实验室，开展从研究到应用的全过程联合攻关和测试，实现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的三结合。专业型工程院要即可上达中央政府，又可深入田间、车间。每一个国家专业型工程院都应该指定一位中央委员以上的领导人作为政府联络员。两弹一星的成功离不开聂帅的挂帅。
（3）国家专业型工程院应该是政策资源、科研资源和资金资源的提供者和保障者。国家专业型工程院可以协调政府政策，可以组织全国科研资源和企业资源联合攻关，可以向纳入本系统的科研机构、生产企业和科研人员提供科研经费支持。国家通过各个专项科技发展的财政预算，为各类专业型工程院提供项目研究支持；同时，国家通过设立不同的大型产业投资基金，为各类高科技项目的产业化提供资本支持。
在人才政策方面，对于进入国家专业型工程院大体系内工作的年轻科技人员，婚后买房可以享受10—20年的房贷本息免除。奴隶没有自由，因此没有创意，房奴也一样。中国需要一次解放房奴。解放房奴可以首先从科技领域开始。年轻的科技人员不能带着房奴的镣铐，承受着科研和房贷的双重压力。
各地房地产开发商不得炸楼保价，资金链出问题的开发商由政府接管，房子直接转变为年轻人的廉租房。为了鼓励城乡青年结婚生育，居住廉租房的年轻人生育第三胎之后，可以把这部分廉租房赠送他们。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必须首先解决城乡年轻人包括年轻科技人才不敢结婚、不敢生子、养不起后代的“断子绝孙”现状。
第四、建立高科技产品的市场保护制度，同时设立“替代进口特别税”。科技领域的政策支持和产业保护非常重要。政府应该规定：对于被外国政府纳入贸易战和科技战的卡脖子产品和技术，一旦被国内研究攻克，国家将给予该类技术和产品至少20年的市场保护期，即20年内不许国外同类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销售；对于可能被卡脖子的设备、软件、元器件等，国内相关用户必须在采购国外产品的同时，也要采购相关国内产品进行双重备份；或者在购买国外设备、软件、重要元器件的同时，必须缴纳一笔“国产替代特别税”，以此设立替代进口专项资金，用于替代进口产品的研究和补贴。
四、关于金融自主的建议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金融是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工具，主导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金融主权由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组成，并构成了市场经济的顶层权力。向国内私人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开放金融领域，允许美元纸币兑换人民币并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就是把资源配置权和财富分配权交给了私人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就是削弱国家的金融权利和金融自主性。近年来，中国经济金融领域各种乱象的根源就在于此。面对美国对华的全方位的立体式围剿，中国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必须进行全面调整，做到“不惧封锁、不惧制裁、不惧冻结、不惧战争”。如果没有实现“四不惧”目标，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都将是脆弱的。
只有做到“有粮食、有能源、有就业”和“不惧封锁、不惧制裁、不惧冻结、不惧战争”，即“三有四不惧”，中国才能敢于亮剑，完成统一大业、实现民族复兴。为此，在经济金融领域应该着手开展以下工作：
第一、中国经济金融必须尽快摆脱对美元的依赖，无论国内经济还是对外经济，必须加快“去美元化”。“去美元化”意味着中国经济不再需要天量的美元外汇储备，可以降低各类被美国绑架的美元资产。在国内“去美元化”方面，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清退国内资本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中的美元资本，停止国内企业发行美元债券和海外上市，降低美元储备；在对外经济领域“去美元化”方面，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结算和货币互换，国内金融市场加快对海外人民币开放，增加卢布等资源出口国的货币作为中国外汇储备；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欧盟国家签订“金融及资产反冻结条约”；减少对那些拒签“金融及资产反冻结条约”国家的经济金融往来。
第二、在国内美元资本退出、美元储备降低、央行被动回笼人民币基础货币（国内美元资本退出，会产生人民币回笼）的同时，央行应该通过国内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大量投放货币，以对冲美元资本退出所形成的货币紧缩。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之锚应该从锁定美元外汇储备转向锁定人民币资产（包括国内股票资产和债券资产）。在美国把中国列为首要战略对手并展开立体式围剿的历史阶段，美国不再是中国的朋友，美元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毒药。只有实现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与美元储备彻底脱钩，才能从根本上摆脱中国经济金融的现有困境。
中国国内经济问题主要表现为：工业产能过剩，同时城乡消费不足；城市就业困难，农村就业不足；住房建筑过剩甚至烂尾，同时大多数年轻人买不起房子结婚成家；短平快项目过度竞争，基础性高科技项目投资不足；各地政府财政来源单一，入不敷出，困难重重，但吃财政饭的人员太多，而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岗位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当下城乡失业率偏高，但未来劳动力供给会断崖式下降。这一系列社会经济矛盾，通过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之间的协同与配合，完全可以解决。其中，正确的金融政策应该发挥主导性作用：
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市场清退美元资本的同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股票指数上涨目标，央行通过购买股票和债券的方式，加大投放人民币基础货币，把股票指数推向合适的高度，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能力和股票投资者的消费能力。资本市场不仅可以刺激生产，而且可以刺激消费，从而为中国经济提供发展的动力。中国商业银行系统应该从传统的以房地产为主要的贷款抵押品的模式转向以二级市场股票为主要贷款抵押品的模式，让商业银行的资金可以走出银行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
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通过放弃美国美元之锚而选择中国资产（股票和债券等）作为货币锚定物，借助国内资本市场完成人民币资本化，是人民币回归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以中国利益为中心、以解决中国经济金融问题为中心的一场货币政策革命。如果中国不进行这场货币政策革命，那么，房地产企业财务危机、地方政府财政危机和国际循环转化为国内循环为主的产业转型危机，都将无法得到解决。
主权货币可以解决核心技术攻关和“卡脖子”问题。央企投资平台可以发起设立有关高科技产业发展基金，央行通过认购基金，实现人民币资本化，解决科技攻关的资本来源问题。
主权货币可以解决“三农”问题。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各类国家资本主导的农业合作组织，把土地和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推动城乡青年到农村就业和创业；同时把机构、学校、企业、军队等农产品需求端组织起来，完成农产品供给端与农产品需求端的有效组织和对接；鼓励有机农产品的生产；提高优质农产品的价格。中央和地方的投资平台公司可以设立农业发展基金，完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物流服务体系和保险服务体系，央行可以通过认购债券和注资参股的方式实现人民币的资本化，解决农业发展的资本来源问题。
主权货币可以解决房地产企业、大型金融机构、大型实体企业的财务爆雷问题。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企业财务危机，。本质上都属于商品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论全面的经济危机还是局部的经济危机，解决危机的钥匙都在于对这部分经济体开展果断的社会主义改造，即注入国家资本，优化资产负债表，完成国家资本的控股和接管。对于各类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财务爆雷问题，可以通过设立企业纾困基金和发行地方政府纾困债券，央行通过认购基金和购买债券的方式，实行人民币资本化，协助各级政府完成对该类企业的注资和国有化改造。
在现代信用制度下，主权货币属于纸币。主权货币资本化就是纸币的资本化。纸币的资本化就是以纸币换资产，哪怕这类资本是烂尾楼和一堆破铜烂铁，那也比纸币值钱，更何况有些高科技投资基金有可能孵化出华为、龙芯、宁德时代一样的伟大企业。美元是以世界为舞台，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美元纸币的资本化；人民币应该以中国为舞台，在中国范围内实现人民币的资本化，并排斥美元纸币在中国的资本化和食利化。应该把美国高盛之类的国际资本大鳄赶出中国不良资产市场。中国的经济问题可以通过中国主权货币的资本化来解决，不需要美国的主权货币在中国土地上取代中国主权货币来实现其资本化和食利化。一切以美国主权货币替代中国主权货币来实现资本化和食利化的对外金融开放政策，都属于削弱中国货币主权的卖国行为；一切允许成立外资控股的金融机构的政策，比如允许成立外资控股的理财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商业银行等对外开放政策，等同于允许外资控股的金融机构按照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逐利性和侵略性来参与中国的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所有这些都违背了中国金融的人民性原则、国家性原则和党管金融的原则。一切放弃主体性原则的对外开放政策都属于卖国行为，必须及时纠正。
第三、以金融市场为中心，建立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体系。在市场经济制度下，金融市场是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枢纽。开放金融市场就是让渡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权力。在社会主义有组织市场经济制度下，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职能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解决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在中国，金融市场不存在所谓“中性”，而必须体现人民性、国家性和党性。中国金融是人民的金融、国家主导的金融、党领导下的金融。一切国内私人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都必须接受中国金融的人民性、国家性和党性之前提，而不得凌驾其上。金融市场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但只有充分体现人民性、国家性和党性的金融市场，才能成为社会主义有组织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才能成为合理配置资源和公平分配财富的枢纽。
主权货币借助金融市场，可以解决宏观经济的一切结构性问题。这是人民币作为主权货币应有的职能，也是人民币作为主权货币的最大秘密。借助金融市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的运行机制，人民币基础货币既可以转化为企业和政府的流动资金，也可以转变为企业和政府的投资性资本金，从而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高企业和政府的信用，让梗阻的产供销环节重新运转起来。
主权货币是主权国家政治经济意志的载体，货币不存在“中性”。西方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中性理论仅仅是一个十分肤浅的理论陷阱，却让国内金融界一群西方经济学的信徒们陷得很深。从其理论本身而言，货币中性理论只局限于描述社会再生产流通环节中的货币与商品价格的关系，而完全忽视了货币（纸币）经由资本市场而完成资本化之后的生产职能和分配职能。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货币不仅具有交易职能，而且还有生产职能和分配职能。美元是美国掠夺全球财富的金融工具，这是全球公认的金融事实。西方金融理论家鼓吹货币中性理论的目的在于鼓吹央行独立，让所谓“货币中性”高于主权货币的人民性、国家性和党性。央行独立意味着主权货币发行机制独立于政府意志和国家战略，最终实现国际货币和国际资本对金融开放国家的货币与金融的控制。西方货币中性理论是一剂灭国毒药。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银行法》首次出现于1993年（那是一个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和货币中性理论风靡中国的年代）；为什么《人民银行法》颁布之后，人民币主权货币的发行逐步被美元绑架，美元储备成为事实上的人民币发行之锚，并由此导致一系列产业与金融的问题。
从1993年至今，30年即将过去，河西又该转向河东，东风需要压倒西风。中国主权货币和中国金融制度，需要重新找回人民性、国家性和党性。因此，只有保持和强化资本项目管制，让汇率机制成为保护国民财富而不是输出国民财富的工具，逐步推进人民币发行与美元脱钩，建立人民币资本化的金融制度和市场机制，重新掌控国家的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并深刻理解此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维护中国的货币主权和金融主权并实现金融自主和经济自主，才能使中国金融市场成为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钥匙，而不是积累和制造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地下火山。
五、结束语
人类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大大缩小了国家之间的时空距离，地球成了地球村，全球因此也步入了“战国”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每个国家用以控制资源的核心权力之间的竞争。国家核心权力是什么？国家核心权力由哪些具体的权力构成？这些具体的国家权力是否被渗透、被侵蚀、被操纵？上述问题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趋势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成败存亡。
国家核心权力是指一个国家可以组织和调动一切资源服务于国家意志、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终极权力。国家核心权力作为一个整体、由相互影响的三大具体的权力组成，即政权、军权和货币发行权。政权、军权和货币发行权的“三权合一”，组成国家核心权力的有机整体。
戴高乐将军在二战的废墟上把法国迅速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和军事强国，他把自己的施政纲领概括为三个方面：国家、军队与货币，而不是产业私有化和金融国际化。戴高乐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把货币发行权提高到与政权和军权同等重要地位并将其成功应用于产业振兴实践的政治家。戴高乐下台之后，法国迅速没落并沦为“破产国家”，其失败的根源在于以货币发行权为核心的货币主权、金融主权、经济主权旁落于西方金融集团。在国际舞台上，如果丧失了“货币”，那么“国家”和“军队”就只有象征性意义了。这就是今日之法国。以史为鉴，以人为鉴。法国二战之后的兴与衰，构成了正反两面完整的镜子。
美国将中国列为全球战略对手，并发动其全球盟友“去中国化”，重构美国全球产业链，逐步与中国实现脱钩，以期彻底削弱中国，所有这一切都是为最终在军事上打垮中国做精心的准备。中华民族的巨轮又将迎来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最危险时刻。为此，我们必须像重视国家的政权和军队的军权一样，重视基础货币发行权，把货币发行权上升到政权和军权的同等地位上，并用好货币发行权，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和产业发展问题。即利用货币发行权，通过央行认购“特别国债”等方式，化解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危机，解决经济社会的稳定问题；围绕国家经济安全和自主保障体系安全，通过央行认购“能源发展基金”、“粮食发展基金”、“科技发展基金”、“股票市场发展基金”等方式，推动能源自主、粮食自主、科技自主和资本市场定价权自主，锁定上述新的经济增长点，着力解决新时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就业问题，进而打造一个不怕打仗、安全稳定、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自主保障体系。
2022年5月8日初稿
2023年6月8日修改
【作者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州大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