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丨“勤劳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文明基因

　　简介：2023年6月11日，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辽宁大学经济学院与《政治经济学报》共同主办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3”在沈阳召开。本文为曲阜师范大副校长刘刚教授的主题演讲内容。

【刘刚教授，图片源于互联网，侵删】

　　非常感谢论坛提供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么高层次的论坛上发言非常荣幸。我汇报的也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工作论文，这里也非常感谢我的同事高桂爱博士的工作。这篇文章是中国式现代化思路当中引入了一些经济史的分析，需要大量经济史文献的梳理，很多工作是她完成的。之所以做这项工作，就是因为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性”的阐释不是很满意——现在，我们提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的时候，往往从这两个角度概括的比较多：一个是探索历程，这是一二百年的历史；一个是我们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就是五千年的历史。这两个角度的概括会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如果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征是国外的现代化的基因和种子在中国的土壤上，经过我们在探索过程中的选育、培育长成了与西方不同的样子，那么我们的差异就不是“基因”的差异，我们自身的特征差异只是一种相对表层的差异。反过来，我们会问：中国的现代化特征当中有没有我们自身本土基因的影响？这样说，并不等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基因都是我们自己的本土基因，而是考虑：有没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基因融入其中，而参与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这个角度的研究我把它称之为根脉式的研究，这需要从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进行探索和解释。

　　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可以表达为两个具体问题，第一个问题：国外的冲击和国外的基因传入之前，也就是1840年之前，中国是否存在可以育成现代化的先进因素，或者可以融入现代化的先进因素。第二个问题：这个本土的现代文明基因传承下来没有，也就是说这些先进因素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当中有没有存续下来，并且参与塑造了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如果这两点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的来源，我们的答案就不再局限于：我们探索当中寻找出来的，以及我们的土壤条件下长成的——更多的是有我们自身基因的不同。

　　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梳理了相关的研究，对第一个问题，很多的回答是：没有！中国的现代文明是1840年才传入的，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还有一种表述，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冲击之后的反应，或者叫“防御型现代化”。有也不同的回答，认为：有！这种观点是：如果从较长历史时期看待现代化起点的话，一部分经济史研究也认为我们现代化的起点并不晚于西方。相关理论有这样几派。第一派以“唐宋近世论”为代表，他们的特点是“粗线条”的“历史分段”分析，关于生产体系内部的生产特征的分析少，对于我们这里的问题，参考意义不大。第二部分是五六十年代甚至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这个研究是对生产总体做的分析，关于生产具体特征分析少，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时期我们主要在讨论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跟西方相同的地方是哪些，而我们更关心我们与西方不同的那些基因，因为差异性的基因才能参与我们后续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特征的塑造。另一派观点是“明清近代早期论”。我们认为这一派的参考价值非常大。第一是它非常细致地深入到生产，第二它在中西之间做了很好的比较，通过这一部分理论的解释，我们发现它使用了一个很有趣的逻辑，是费维恺划分的“增长阶段”。参考他的划分，在工业革命之前曾经经历过马克思所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在这个阶段人均产出也是提升的，只不过是较慢的提升过程，这个阶段叫“斯密型增长”阶段。在此之前的阶段是人均产出不提高、生产规模只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阶段叫做“线性增长”阶段。如果按照这个顺序描述的话，那么我们对于现代化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所谓现代化就是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不是以机器大工业直接起步的，而是之前经历过工厂手工业阶段，在这个阶段孕育了现代化的文明基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工场手工业阶段我们中国也有，而且历史也不短。研究这个问题时，历史学家比较关心历史节点，反复争论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于西方的。在他们的这些讨论中我们发现，他们用的一个比较多的表述方式叫“劳动密集—资源节约型”生产方式，也就是我们更多的使用劳动，资源的利用相对节约，他们说我们叫“内卷式生产”。很多学者认为“内卷生产”是“不良”的。但是也有反对意见：“劳动密集—资源节约型”生产使用资源少，能够提高环境的承载力，这是符合生态和后现代发展趋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