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丨“勤劳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文明基因

　　简介：2023年6月11日，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辽宁大学经济学院与《政治经济学报》共同主办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3”在沈阳召开。本文为曲阜师范大副校长刘刚教授的主题演讲内容。

【刘刚教授，图片源于互联网，侵删】

　　非常感谢论坛提供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么高层次的论坛上发言非常荣幸。我汇报的也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工作论文，这里也非常感谢我的同事高桂爱博士的工作。这篇文章是中国式现代化思路当中引入了一些经济史的分析，需要大量经济史文献的梳理，很多工作是她完成的。之所以做这项工作，就是因为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性”的阐释不是很满意——现在，我们提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的时候，往往从这两个角度概括的比较多：一个是探索历程，这是一二百年的历史；一个是我们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就是五千年的历史。这两个角度的概括会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如果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征是国外的现代化的基因和种子在中国的土壤上，经过我们在探索过程中的选育、培育长成了与西方不同的样子，那么我们的差异就不是“基因”的差异，我们自身的特征差异只是一种相对表层的差异。反过来，我们会问：中国的现代化特征当中有没有我们自身本土基因的影响？这样说，并不等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基因都是我们自己的本土基因，而是考虑：有没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基因融入其中，而参与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这个角度的研究我把它称之为根脉式的研究，这需要从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进行探索和解释。

　　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可以表达为两个具体问题，第一个问题：国外的冲击和国外的基因传入之前，也就是1840年之前，中国是否存在可以育成现代化的先进因素，或者可以融入现代化的先进因素。第二个问题：这个本土的现代文明基因传承下来没有，也就是说这些先进因素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当中有没有存续下来，并且参与塑造了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如果这两点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的来源，我们的答案就不再局限于：我们探索当中寻找出来的，以及我们的土壤条件下长成的——更多的是有我们自身基因的不同。

　　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梳理了相关的研究，对第一个问题，很多的回答是：没有！中国的现代文明是1840年才传入的，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还有一种表述，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冲击之后的反应，或者叫“防御型现代化”。有也不同的回答，认为：有！这种观点是：如果从较长历史时期看待现代化起点的话，一部分经济史研究也认为我们现代化的起点并不晚于西方。相关理论有这样几派。第一派以“唐宋近世论”为代表，他们的特点是“粗线条”的“历史分段”分析，关于生产体系内部的生产特征的分析少，对于我们这里的问题，参考意义不大。第二部分是五六十年代甚至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这个研究是对生产总体做的分析，关于生产具体特征分析少，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时期我们主要在讨论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跟西方相同的地方是哪些，而我们更关心我们与西方不同的那些基因，因为差异性的基因才能参与我们后续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特征的塑造。另一派观点是“明清近代早期论”。我们认为这一派的参考价值非常大。第一是它非常细致地深入到生产，第二它在中西之间做了很好的比较，通过这一部分理论的解释，我们发现它使用了一个很有趣的逻辑，是费维恺划分的“增长阶段”。参考他的划分，在工业革命之前曾经经历过马克思所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在这个阶段人均产出也是提升的，只不过是较慢的提升过程，这个阶段叫“斯密型增长”阶段。在此之前的阶段是人均产出不提高、生产规模只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阶段叫做“线性增长”阶段。如果按照这个顺序描述的话，那么我们对于现代化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所谓现代化就是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不是以机器大工业直接起步的，而是之前经历过工厂手工业阶段，在这个阶段孕育了现代化的文明基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工场手工业阶段我们中国也有，而且历史也不短。研究这个问题时，历史学家比较关心历史节点，反复争论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于西方的。在他们的这些讨论中我们发现，他们用的一个比较多的表述方式叫“劳动密集—资源节约型”生产方式，也就是我们更多的使用劳动，资源的利用相对节约，他们说我们叫“内卷式生产”。很多学者认为“内卷生产”是“不良”的。但是也有反对意见：“劳动密集—资源节约型”生产使用资源少，能够提高环境的承载力，这是符合生态和后现代发展趋势的。

　　最后我们得出一个观点，现代化的起点并非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不是直接从现代工厂起步的，16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市场推动了现代公司制、资本主义制度和工场手工业的形成，从而启动现代化，这一时期就是工业革命之前的“斯密型增长”阶段。以“斯密型增长”为开端，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晚于西方。

　　当然这也是个辩证的观点，并不是说中国在封闭条件下就能够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自我实现工业化。与之相对的另一个命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孕育了那么长时间却没有发育成功呢？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比如这一时期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内部分工已经非常标准了，但是社会层面的广泛分工体系还没有形成。这一时期已经有早期的资本家，而且商业资本很强大，但同时，中国的封建制度也进化到了很高的水平，比较好地解决了“阶层流动”问题：有了科举制度，中国当时的商业资本家所追求的并不是自身商业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是获得商业资本之后回乡买更多的地，要把自己的身份重新转变为地主——因为回归地主身份就可以建更多私塾，就可以请更高水平学者和名家清流来教授他们的子女，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就可以做官，就可以进入贵族阶层，就可以免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家的市民阶层不能进入贵族阶层，英国新贵族革命的动机之一是要限制国王征税，而中国的商业资本已经可以通过科举制解决自己的阶层流动和免税的问题。例如明朝非常典型的现象是李自成打到城下了，崇祯皇帝想加税却很困难，因为大量资产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改变了封建生产，使得我们没有真正育成现代化，但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可以育成现代化的经济基因。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将两个概念相对比，一个叫“勤劳革命”，一个叫“工业革命”。所谓“勤劳革命“”就是更多使用劳动，而“工业革命”就对应费维凯所划分的“库兹涅次增长”阶段。日本学者认为，像西方一样的工业化需要大量资源才能启动，但日本却采取了密集投入劳动力来替代资源的方式降低了工业化的门槛，所以使得日本能够顺利进入工业化时代。我们的分析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国在相同的工业化阶段上的资源使用量和资源密集程度也要低一些。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近年来关于工业革命的经济史研究也在讲这个道理：西方的工业化采用的是用资源来替代、节约劳动的方式。

　　通过这样一个逻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西方的工业化所使用的资源密集式的推进方式，是很难持续的，所以西方发达国家最后也走入了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模式。同时这种方式也没办法复制，因为采用这种方式就需要掠夺大量的海外资源——这也揭示了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后，发达国家的范围基本没有扩大，少有的几个例外就是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这几个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比较明显的国家。他们的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将勤劳革命和工业革命相“并联”，使“劳动密集—资源节约”型生产方式在工业化过程中也延续了过来，而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

　　这个“勤劳革命”还有另外一种打开方式，就是重新审视“勤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讲的密集程度是“生产方式的密集属性”，不同于习惯上讲的“产品的密集属性”。同样一种产品，比如说机械产品，和纺织品相比，它更多使用资源少用劳动力，就可以称机械是“资源密集型产品”。同样的，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相比，在某一种产品的生产当中用的劳动多一些，用的资源少一些，那么这个国家的生产方式就是“劳动密集—资源节约型生产方式”。如果从勤劳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并不是所有民族天生都很勤劳，中国企业走到海外遇到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佣工方式和生产方式很难复制，有的地方发完工资人就跑了，更突出的特征就是当地人是非常反对加班，而我们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中这些高强度的佣工方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加班模式，在有市场订单时能够快速抓住市场机会，这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在生产领域一个典型的特征。可以说，“勤劳”并非与生俱来，是一定发展阶段上，在特殊国情下形成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生产方式的“勤劳”特性，正是我们传承下来的重要文明基因。

　　我们从文明基因的角度来讲这些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还是想以特殊性拓展一般性：如果现代化只有西方一条道路可以总结的话，我们总结出的一般规律是超越不了“西方化”模式的。现在我们把一种中国走的不同的道路跟西方相对比，我们希望从中抽象出一种跨越西方和中国差别的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这就是以中国的特殊性来开拓现代化规律的一般性。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至少有这样几个结论：第一，现代化是一种生产的变革：第二，它的起点并非机器大工业，而是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就开始；第三，西方走的现代化道路是一种陡坡式的资源刺激型的，从而是很难复制的现代化，而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能够克服这个困难，就是因为使用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生产方式——相对更多使用劳动力形成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从而降低工业化的“资源门槛”，以更为平缓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如果我们用这个道理来讲现代化的“中国故事”，我们可以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描述这样一个道理：西方发达国家是经历过自然资源的掠夺式使用阶段的，甚至以大量掠夺海外资源的方式来启动工业化，现在按照他们关于环保尤其是极端环保主义的观点去做的话，是没有办法实现现代化的。第二个就是西方国家相对闲散和高福利的生活状态，相对比较懒的生活状态，是在之前资源的大量消耗基础上、工业革命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形成的，不经历他们曾经走过的这种发展方式和发展阶段，就不能过早进入“高福利”和“慵懒式”生活状态。日子要过好，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还是要更多地投入劳动——相对比较勤劳的努力才能使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形成克服西方“陡坡式”工业化的资源门槛，用一种“缓坡”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这可能是中国式现代化给现代化的规律研究提供的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经验，也是我们讲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故事”的时候，在国际范围更有吸引力的一个理论逻辑。

　　这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