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还要不要区分国企、民企？
最近，一篇取名《建议不再区分国企民企》的文章发表（下称《建议》）。鄙人浅薄，不能确认文章作者究竟是谁。希望读者也不要对号入座。重要的是对事，而不是对人。
我认为，改革开放后，一批智囊专家对于中国的发展，对于东升西降的世界格局的形成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天，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意味着，无论怎样，在这些智囊专家的参与、谋划等等之下，中西方关系到了一个可以说是战略相持的阶段。可以说，改革开放后，部分由于采取了动员民营企业的政策，中国取得了令世界诸多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现代化成就。因此，民营企业功不可没！除了生产能力，民营企业也提供了很大比例的就业机会。这也是民营企业的功劳！民营企业也为财政提供了重要税收。这也是民营企业的功劳。《建议》一文虽然在分析上不无合理之处，但在经济“增速低于预期，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基于民营企业的功劳，推论出“不再区分国企民企”的结论是错误的，是误国误民的空谈。
第一，任何企业都只是一种组织形式，最初的企业的管理是参照军队管理来设置的。企业如同机器设备一样是无生命的，无法创造财富。创造财富的是人，而不是企业。也就是说，财富的本源是人，而不是企业。企业只是一个表象。从整个意义上说，《建议》一文提出不再区分国企、民企，实际上就把企业的一种特殊形式置于了过高的地位。这是典型的不重本质，重形式。而且这种重形式会进一步掩盖本质，抹煞人的重要性。这是极其错误的。
第二，形式也有其自身的意义，但内容应该决定形式，有什么样的内容就应该有什么样的形式。既然劳动者才是财富创造的源泉，财富创造的组织形式就应该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国财富是创造了，但财富创造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劳动人民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份额。不承认这一点，就根本不是实事求是。中国相当高的收入分配差距就证明了劳动人民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份额。从这种分配格局看，民营企业只是中国组织生产的一种形式，而且是被公有制企业占优的形式，毕竟，按照定义，没有人能够从国有企业拿走私人利润。所以，一般地说，国有企业是比民营企业更为公平的企业形式（这不排除某些民营企业在收入分配上做得很好的可能性）。从中国的许多重大技术进步看，公有制企业做出了民营企业难以做出的贡献。比如，民营企业不会投资三峡大坝，不会投资高铁，不会投资大飞机。实际上，公有制企业在人才、信息、资金、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是民营企业难以比拟的。当然，如果国家不发展公有制企业，让公有制企业给民营企业让出市场，如果公有制企业的领导人眼红民营企业领导人的高收入，用心把公有制企业做垮，那么，民营企业是可以在利润指标上做得好的。然而，民营企业一方面自身由于资金、技术、市场等因素的限制难以办大事（今天中国一些办了大事的民营企业实际上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即使办了某些大事，如果不实行华为那样的股权分散制度，也会同时造成收入分配的恶化。一些企业借助国有银行的支持大肆扩张，企业收益大量转归私人所有，留下的是一个高度负债的摊子。难道中国公有制企业就办不好吗？如果中国的企业家大都在公有制企业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那将是何种局面啊！？从这个角度看，《建议》一文提出不再区分国企、民企，实在是对国企、私企缺乏最基本的认知啊！实在是缺乏对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的最基本的了解啊！
第三，许多人可能不理解经济学，因而不理解本文上面所述的道理，让我们打个比喻。大致可以说，中国当前的企业格局是由国企、民企构成的，严格地说，中国当前社会是由男人和女人构成的。如果在企业格局上可以不区分国企、民企，在社会层面上是否就可以不区分男女，女的可以上男厕所，男的可以上女厕所呢？美国社会现在不是定义了许多性别吗？因此，如果我们国家接受了《建议》一文的逻辑，中国的性别观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学习美国的了。中国不是已经学了美国许多东西吗？美国人说，政府不能既做运动员，也做裁判员。中国一些人就鹦鹉学舌地指导中国改革（这几年，美国政府已经很明显地在做运动员了；实际上，美国政府一直是国际经济竞技场上的重量级运动员。难道不是美国政府在主导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炮制华盛顿共识吗？等等）。美国人说做蛋糕分蛋糕，中国一些人也说，先做蛋糕，再分蛋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分配，分配无法脱离生产，因此，生产和分配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时间上根本没有先后，不能分离，因此被许多人广泛使用的做蛋糕分蛋糕的比喻是错误的）。美国的影星袒胸露乳，花费不菲，中国一些影星穿着尺度也很大，花费也不少。中国古代严男女之大妨，虽然太过，但不区分男女，是否走到另一个极端呢？而如果本来国企、民企是有差别的，却让国家不予区分，这不明显是要我们的官员对于这种区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这是一个为国家做了重大贡献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吗？《建议》一文作者是年老昏聩还是偶然失言了呢？
第四，已经有人指出，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异质性的，有的民企实际上具有集体所有制性质，有的民企是为国分忧，为民解愁的，有的民企是得到了国家支持的，而有的民企为富不仁，想尽一切办法把别人的财富装到自己口袋中的，有的民企把资产转移到了海外，正在面临他国的收割，有的民企风光一时，正在面临风雨飘摇，更有大量民企已经倒闭。从那些处于困境中的民企看，它们是想要继续观望，等待转机，还是想要国家施加援手呢？而在目前情况下，大量难以找到工作从而没有工作和那些已有工作，工资很低，拿不到加班费却又不得不支付高昂的市场价格的工人农民来看，他们又将希望寄托在哪里呢？唯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就是国家施以援手。施以援手，不是给点儿补贴。对于许多人、许多企业来说，补贴只是一时的，是很小的，是办不成大事的。马克思本人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在本质上是社会化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与它所从事的生产的社会化本质是根本矛盾的。生产本质上的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因此，中国要想解决当前面临的社会矛盾，最根本之道就是实施公有化，而不是其它（我看到，已经有些学者，其中还有较为严肃的学者提出中国应该进一步扩大债务发行的办法）。有人可能认为这是极左观点，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才是科学观点，而他们是极右。他们根本不理解生产社会化。马克思精辟地指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马克思还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性质做了大量论述，然而，关于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和全社会的重视还不够。可能其中一个原因是马克思的论述太过学术了。然而，这是一个极其本质的论述。让我们通俗地解释一下。
生产社会化是什么意思？生产社会化就是生产的进行需要一系列社会条件。没有这些条件，生产就难以进行，经济必然降速，甚至衰退，萧条。比如，许多企业家没有资金，需要借入资金；没有技术，需要引进技术；没有人才，需要招聘人才；需要与同行交流信息、经验、知识（有观点指出，美国信息产业之所以在硅谷而不是在初始条件更好的美国东海岸发扬光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加州的法律对技术人员跳槽没有什么限制，从而使得信息技术的关键信息能够在不同企业中流动，从而配置到更好的状态。有人注意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们热衷于喝茶，而不是喝酒。喝茶可以交流生意信息，喝酒就容易误事。这可能是东南沿海地区比内地经济发达的原因之一）；需要政府铺路、供电、供水，提供必要的法律基础设施。资金有了，技术有了，人才有了，路电水都有了，还需要有市场。而这里所谓市场，就是消费者的购买力。消费者的购买力取决于消费者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消费者预期、消费者支出结构等因素。如果消费者是“月光族”，本身没有额外的消费能力，那么，许多生产必然受阻。而消费者之所以是“月光族”，原因就在于，他们在企业中没有管理权，而之所以没有管理权，是因为他们没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中国消费者收入很低的角度看，把私人企业称为民营企业是误导性的，因为它不是民营的。只有国企才能称为民营企业，是国家代表人民来经营。为了经营这些企业，国家也不得不选择代理人做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这些人必须忠诚于委托者，即人民。人民必须享有对这些代理者的罢免权。因此，除了那些真正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私人企业外，其它私人企业是不能称为民营企业的。即使社会给了它们以生产的各种条件，它们也会造成生产的阻碍。在产生了这种阻碍之后，它们寄希望于政府扩大支出、增发货币是不会有什么长效的。因为它们自身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性质与它们的生产的社会化性质是根本矛盾的。如果政府不能限制这种私人所有制，就根本无法从根本上提供它们进行再生产的条件。理解了这个，就知道，不再区分国企、民企是多么浅薄、多么荒谬的主张了。
我们说这个主张的浅薄、荒谬，并不是说这种主张一定不能暂时解决问题。如果等几年，中国找到了一个技术革命的机遇，民企照样会再次兴旺发达起来。然而，如果不加强对民企的引导，让它们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那么，中国未来还会遇到信心问题、经济稳定性问题。而如果全中国的收入微薄的老百姓看不到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和破立，政府也就难以提供生产正常运转的条件了。在人口数量只是中国四分之一的美国，社会乱象已成燎原之势。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是承担不起这种社会乱象的。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和高度文明的国度，中国应该未雨绸缪，不要让社会发展到那种地步。这不是耸人听闻。毛主席晚年、邓小平晚年都担心这种景象的出现。反过来，如《建议》一文作者这样的学者虽然主观上应该是好的，但所提出的主意积累起来、积累下去，实际上将会把中国引入到革命爆发的地步。
第五，《建议》一文作者恐怕陷入到一种思维定势之中。中国过去采用所谓允许私人企业发展的办法发展了生产力，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现在，这种办法已经越来越不灵了。这种办法已经造成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了。现在，有人还提出了改善营商环境的办法。1949-1976时期，中国的营商环境如何呢？至少与改革开放后有很大不同，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甚至可以说是很差的，然而，中国建立起初步完备的工业化体系。原因是什么？无它，原因是中国搞了社会主义。有谁能说当时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主席搞的社会主义是令人非常信服的，也是令世界信服的。现在，美国为什么要围堵中国？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力量太强大了。面对今天中国出现的难题，我们的信心的基点应该放在哪里？应该放在社会主义制度上，而不是放在所谓营商环境上。中国的营商环境在许多方面已经很好了。有的是过好了，以至于引起中央提出反垄断、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了。在中国诸多市场已经饱和，在许多产业已经发展的情况下，再构建什么好的营商环境，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有什么好处呢？面对当前的市场环境，只有那些有非常好的准备的民营企业才有大的发展前途。而对于诸多没有准备的人，鼓励他们设立企业，绝大部分人只能是把自己积累的财富再去让渡出去。因此，中国的民营企业会感恩《建议》一文及其作者吗？我想不会的。那些有非常好的准备的民营企业因为已经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不会认为营商环境至关重要，那些没有很好准备的企业在好的营商环境的诱导下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而损失了本钱后会认为《建议》一文的作者是砖家。
第六，近来，中国一些人似乎把企业家这个概念也用烂了。什么是企业家？企业家必须是为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称为“家”。世界上有许多经济学者，但他们很多都不能被称为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所作的贡献是不够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约翰·凯恩斯被西方人认为是经济学家，因为他们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什么叫金融家？读了德莱赛的《金融家》，你就可以知道，资本主义的金融家是能够为资产阶级政府理财的人。这种人可以以极低的成本获得极大的收益，获得常人所无法获得的收益，才叫金融家。中国的经济学家必须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中国的经济学人如果是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做了重大贡献，就不成其为经济学家。没有一个国家会奖励破坏这个国家的根本制度的人。那么，中国的企业家是怎样的人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中国的企业家决不是那种简单的个人发大财的人。他们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家，反而可能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寄生虫、破坏者。他们不过是找到了一种方法，把本该属于别人的财富变成属于他们的财富（如那些通过理财产品攫取了大量投资后跑路的人），或者把本来别人在赚的钱变成他们赚的钱（如那些搞了大量流量并加以利用的人。他们奉行自己赚钱，让别人无钱可赚的哲学）。因此，把会搞钱的人称为企业家是错误的。
第七，必须声明，本人这里不是反对民营企业，而只是反对为富不仁的民营企业。本人认为，中国未来还是需要民营企业的存在，还会有各式各样的民营企业存在。中国市场这么大，中国技术能力这么强，总是会有民营企业存在的。面对这种前景，对于民营企业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分为二的方法论，不宜笼统。如果对民营企业自身都要一分为二，怎么可能不区分国企、民企呢？
第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远大目的是要消灭阶级、消灭政党、消灭国家。对此，毛泽东主席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就加以阐述。因此，中国的一些所谓理论家也无需为中国真正的理论家引用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大发起火。中国的真正的理论家也不会主张今天中国就采取消灭私有经济的政策。我们党已经非常鲜明地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因此，中国需要切切实实地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问题的理论家，而不是那种“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的理论家。
中国古人早就教导我们，“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谋万世者、谋全局很难吗？不难。只要应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就不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按照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今天中国的国企、民企具有对立统一关系。最主要的是要让它们走向更多的统一，而不是更多的对立，更不是把中国国企统一到私有化的民企上。这就是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过时，今天的时代还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的万世和全局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以公有制为其所有制基础。这是非常清楚的。中国的一些人满足于做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不认同社会主义。其实，搞社会主义，必然涉及民族问题。而搞民族主义，可能否定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就会变成让少数人变成富有者、暴富者，而富有者、暴富者就容易代表民族了，民族主义就容易变成资本主义了，中国的江山就可能是少数人的江山了。这就更不用说，一些人连民族主义者都不是了。这是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大问题。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把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作为重大经济问题、重大政治问题、重大实践问题、重大理论问题。让我们在企业、资本、人民等重大问题上深入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把我们的认识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认识上吧，让我们切实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吧！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