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深度解剖中美各自的举国体制
国家动员，举国一体，社会主义国家在有限的资源，或者说人力、物力、财力基础上，却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成就某种大业和历史辉煌。而中国的举国体制和光辉灿烂的历史，作为一种优良传统和现实支持，被广泛地解读为中国的制度优势、体制优势，甚至政治优势和超级经济优势。学界、商界、社会各界，甚至政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区、误识和误判，那就是欧美资本主义，基于那种所谓的自由放任，由看不见的手来操纵，根本上不存在举国体制。即令在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在冷战时期的所谓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和黄金时代，美国、日本、西欧各国也因由产权私有，企业集团本位，理性经济人与集团的自私自利，各自为战，必然陷入九龙治水，无法拧成一股绳，从而充其量只能是各自单打独斗，根本不可能形成统一国策，协调一致，一致对外，更遑论举国体制了。
而今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到北约联动，更从美国举全国之力，可谓用尽洪荒之力，来打压中国的一家民营企业——华为，给了世人当头一棒。为了摆脱当今困境，为了重建国际秩序，为了深度把握美国、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各自国情，自然有必要深入研究不同制度和文化-文明背景之下的举国体制。本文旨在就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当今世界的头号大国与强国，两种竟然不同的文明、制度、传统背景下的特殊大国所具有的独特的举国体制，来对此加以进行深度的研究和回答历史性和大变局前夜的沉重拷问。
一、美国举国体制剖判
美国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又是自成一体的所谓新大陆，更标示着现代文明的开拓者，向来自命为山巅之城（上帝之城），历来笃信“天命锁定”，把基督教的精神结构与心态，发挥到了极致，更把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民族和国家意志、意识和风格，推进到了历史的最高端。上帝拣选之人，由精英民族的以色列，摇身一变为现代自由、民主、公正、人权的美利坚。肩负着这样教化世界，引领潮流，成世人之楷模，为万国而立法，享无尚的指挥权，如此等等的梦幻组合构成了美国人之人物性格与心理的本体冲动。
小布什当年的圣战宣言可不是什么口误，那是他们的内心呐喊，是他们持之以恒的精神寄托。美国人的爱管闲事，可不是为朋友的两肋插刀，好打抱不平，透着一种游侠风骨，而是西方文明的好斗、尚武（勇）、善征、本伐之淋漓尽致的写照。美国人类学者本尼˙狄克特一反他的老师博厄斯老爹的文化、文明平等、无优劣的认知，用罪感与耻感，把西方和东方之民族与国家彻底分裂开来，就好像马科斯˙韦伯、桑巴特用理性和非理性，把西方和东方彻底分割开来，进而说，从近代帝国主义者吉普林，到西方大哲黑格尔和法学泰斗孟德斯鸠，更可以回溯到古罗马诗人维吉尔，西方文明内涵的统治他族意识和天生世界主人的意愿，在主人-奴仆、自由民族平等文明包装成文雅华贵面容下，可谓以一贯之。
美国的举国体制，正是在上述西方文明的根基上的超强发展和完美演化，更是在现代技术、金融、社会、文化基础上的新型历史大推进和巨发展。
美国的举国体制集中表现在：
（1）美利坚合众国，把马克思当年郑重指出的资本家兄弟尽管在各自竞争上你死我活，但当面对共同敌人——无产阶级造反，劳动人民大众革命，被压迫国家与民族集体反抗时，会自行联合，枪口对外，一致协同这种历史传承甚至文明共同体的本能，发展成了美式的世界格局，美式的超级霸权认知，美式的强人政治之社会集体意识与集体无意识。这种精神结构，同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等意识形态，形成一种奇妙的混搭和错配，形成了远远超出古代和近代宗教情结和社会认知，成为美国进行最广泛的社会与国家动员的精神资源的核心基础。
相形之下，中国的与与之相对应的精神结构，基本上大体上还是停留在百年屈辱的靖康雪耻之国恨家仇式亡国灭种之痛之耻上，和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建构之上的。偶尔也加上古典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类秦汉国威，和郑和下西洋类似的宣威宾服的民族复兴意识上，而主题始终是因由近代的一穷二白，而欲迅速完成赶英超美的百年马拉松。
美国的超级大国霸权精神结构作为举国体制的心灵基础，固然是个大杂烩，经不起审慎地推敲和演绎，但其包装效应和整合能力是却是巨大的。中国过去（十八大以前）的去政治化，及其无条件的韬光养晦和同国际接轨，全方位无条件的开放氛围下的精英误导，极大地消弱了自身的精神整合力和国家意志。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了历史性大逆转的合成纠偏与历史性整改过程。中国新锐学者，特别是中国红色大学理道派和劳动大众统一战线，始终和正在大力推动中国话语、中华气派、炎黄精神、华夏文明的伟大建构和历史性提升。
（2）美国举国体制已经完全放弃了西方列强早年的相对均势外交和集体安全协和，平衡抵消，此消彼长的安全架构和国际格局，也完全放弃了早年一切帝国的经营方略，把陆权、海权、空权、天权，同制信息权、制金权等信息-知识-科技-金融把控权，同占领世界要塞与通道，牢牢掌握一切战略制高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便把一切竞争者、挑战者捆绑在不对称的战车（位置与位势）上，把一切潜在的威胁消灭在萌芽之中。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扫昔日所奉行的门罗主义之类的后院或家门口卫国战略，完全放弃华盛顿在告别总统演说中谆谆告诫美国国人的远离旧大陆的破烂事，关起门来，专门经营和一心管好自己，而是开启了长足的进军全球，领导世界，在世界舞台上最大化美国利益的历史性大扫荡与大冒险。借助于罗斯福新政的美国总统新型治国体系，特别是超级联邦国家治理架构，更由战后马歇尔计划的推波助澜，二战战争期间与战后的美国海外军事力量的投送与扩张，战后跨国公司与全球数十年的超级扩张，战后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构到尼克松冲击的美元双脱钩、表外业务的金融创新和结构金融，特别是所谓现代货币发行理论和新兴资产理论，使得美国举国体制，成为一种远远超出昔日苏美尔王朝、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蒙古草原帝国的威力，而变成了一种世人看不见摸不着，离之不行，竟之又无力，既恨又爱，既恨之入骨，又爱之疯狂的国中之国，币中之币，财中之财，产中之产，权中之权，理中之理的荒诞悖论之中。
由此看来，美国的举国体制，已远远超出了本国范围，甚至远远高于古代的世界统治，其把西方大英帝国、荷兰帝国、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蒙古草原帝国、大清王朝的帝国（一定意义上）的统治招数，统统甩在了后边，造成了全世界的以华盛顿、华尔街为中心或轴心，来匹配资源与力量，整合平台与疆域，变革社会与文明，改变世界与作为。从葛兰西的干愿领受的霸权理论，到福柯的“润物细无声”的技术权力规训理论，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再到布尔迪厄的习性化社会场域（社会空间）论系之下的没有指挥的交响乐演奏理论，美国当代的举国体制，可谓长袖善舞，天衣无缝，简直是巧夺天工。
只可惜，应了中国古典智慧的老话与老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多行不义必自弊，得人心者得天下。美式的国家动员体制，精神结构和其全方位技术体系的表象粘合，存在着本体论上的根本性悖论，从而就必然在逻辑上、历史上、国际关系上、国家行动上、真实利益上最终陷入矛盾、悖论之中并走向破产。
去美元化尚未发展到去美国化，金砖四国，上合组织、中俄战略合作、中国复兴，所有这些都尚未发展到若上世纪的人民革命、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历史洪流一般。美国霸权即使在走下坡路，尚未行进到一半，更远未达于低谷。这个历史较量和大博弈，依然会在未来二三十年、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的时光内发生。美国的总量/总体优势，遥遥领先的人均资源优势，巨大的回旋余地，统统都依然强有力的存在着。
但从大局和历史意动上说，从民心/民情基础上的国情、国力和在此基础之上的国家意志上来说，过小日子的中产心态、小资情趣、小众多群的自由民主的一盘散沙，绝对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统合起来的自由主义，已经成为美式或西方文明的不治之症。
（3）美国举国体制既然是在国家安全、国际关系结构论与正义论、国际社会和全球化的国家主权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又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文明和上帝拣选的宗教情结与信仰背景下，凭借着近代西方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物质主义，再加上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组合，自然就会造成一种类似于远远超出中国古代的大一统、通三统和天下政治之夷夏之辨的巨大的整合力与举国统筹力。
美国举国体制是在美国国学精粹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和得以展开的。这样，从精神层面到部门统合，再到技术手段，并最终到人力、物力、财力等方方面面的协同，就出现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表象逻辑上远远不及的超级有机大协作和联合体。中国过去几十年，倍受韬光养晦的折磨与摧残，更在“以市场换技术”，“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一味和彻底地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所谓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所谓按市场规律办事，又“政府搭台，市场-企业家唱戏”的思路与文化引导下，失去了毛泽东新中国的那种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和强劲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我为主，和让世界一切力量为我所用的格局与能力。
在央行独立、货币中性、军队国家化、“同一个国家同一首歌”、“成长的烦恼”，“应缴的学费”等说辞之下，国人被自动地洗脑，在对外经贸中几乎成为束手就擒的待宰羔羊，上演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全球受虐狂悲剧。
而2012年以降的中国之觉醒与奋进，又每每被扣上什么战狼外交，国家与人民抗争与奋进，又统统被斥之为吓尿体的自淫。
中国现下的国际关系协作，同中华古者的后发制人智慧有相当的关系。老子的三宝之一——不敢为天下先，可谓深深地浸润在国人的心田里。毛泽东的慎战，慎初战，不打无把握之仗，以及凡事永远谋求有理-有利-有节，更为新中国制定了永远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和“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永恒愿景，可谓深入人心。然而，中国时下的国家与国民反映，绝非全然是上述的历史传承和深度精神脉动。而可以说实则是多年被公知、第五纵队、西方线人和其理论与政策误导所致。如何克服这样的困境，这自然引出对中国体制来龙去脉的深度分析。
二、中国举国体制剖判
新中国的传统和前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或大政经与军政社民建构，绝非所谓的斯大林模式，更非极权主义的建构。关于其中的计划性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其先进性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社会性或（市场经济）商品货币与物价调节，财政与金融性或计划财政、计划物资，中央与地方性或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计划性或指令性与指导性计划又配合自由市场调节，区域性或沿海与内地平衡关系，国防与国民性或经济与军事平衡，科学性或社会动员与激励兼容性，所有这些方面，绝非是像过去几十年流行的那些一棍子打死的形而上学的说法。
对此江宇、李玲、贾根良、张文茂、艾跃进等学者都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探索。
中国举国体制的历史模范是苏联十月革命和斯大林模式，此外，除了这个现代史和现代化意义上的一般世界模型之外，还有中国古代古典辉煌时期所创造出来的天下一家之天下情怀、家国意识与情怀、大一统建构社会国家之下的分合机制，或责权利的统合配置方式。
从历史、文化、社会和反思或思辩性角度看，中国和中华文明的财富观与财产制度，禀赋与资源意识，所有制与所有关系及其实现方式，经济事务的社会实践和解决方式，财富生成、流转、分配和享用的方式，均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特别是西方文明的基于罗马法，希腊理性原则，希伯来宗教信仰与精神原则的法律、权力、契约和交易体系。
具体说来，中国举国体制集中表现在：
（1）是来自于其国体、政体、军体、经体的阶级、国家历史的高度自觉性，是最高阶的统筹性社会经济理性，是如脑使身，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近乎有机运营和操作的，即使是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新局面和大挑战，超过已有的社会历史范例和实践样板，中国社会主义基于国体政体结合的大协作，也能如自组织生成、自演化过程一样，迅即找出新的应对方式与方法。
这方面又可以详尽地展开为：
从指导思想、历史自觉、价值观和相应的规范与实证的协同机理、机制上看，中国举国体制，不存在西方式的阿罗不可能定律那样的公共选择悖论，社会选择不可能陷阱和僵局，也不存在西方社会和美式的或是个体反抗种群，个体同组织、群体间利益最大化上的矛盾。
从法理体系、法制上，中国不存在西方社会权利本位，个人原子私利至上，绝对化的完全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极而端之若洛克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政府有权征用个人和身体，消灭其肉体，但未经个人的同意，却无权征用他的财产。中国土地国有制，资源与环境国有制，毛泽东时代建构起来的一切资源要素的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事实上成了一个巨大的红利宝库。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所谓经济奇迹的最主要的支撑之下的地方财政，就来自于土地拍卖。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运营方式、经营文化、组织结构、整齐划一、集体化行动方式与特征，以及由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尤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军的唯一宗旨，造成了中国军队，在事实上的22革命战争和随后的几十余年的建设史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所新社会、新中国的大学校。其价值取向、运营方式，为中国举国体制创造了杰出的范例，并同新社会、新中国互动，完成了中国举国体制了诸多历史性变迁与飞跃。中国工程兵、军转民（变民品）、复转军人的企业家创业，凡此种种都是中国举国体制的这方面的典型表现。美国也有复转军人的创业典范与影响，只不过没有中国那么显著而已。事实上，中国铁路，很长时期直到现在基本上都是部队化或军事化运营与管理。
第二社会主义大协作，全国一盘棋，这是任何一个现行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君主立宪制的还是民主共和制的，无论是单一联邦制的，还是邦联共和国似的，无论是总统制的，还是内阁制的，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社会主义大协作由于市场经济，多元利益与产权结构化，而受到削弱，出现了一定的壁垒，造成了一些困境与麻烦，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协作可能与现实的能力。社会主义大协作，无论是从道统-学统上，还是从法统-治统上，无论是从社会群体意识与无意识上，还是历史积淀与传统之上，特别是由于毛泽东真实时代的历史丰碑的高耸入云，都几经是系统化、内在化的深入存在，并能够强有力地加以运作和实现。
社会主义大协作更由于国家工业化、产业现代化、社会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而在物质技术手段和系统管理层级与层面上，获得更加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也同时由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内在的经济技术，中观-宏观大理性，而产生出来内生化的要求与必要性。这就更加为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历史层级和历史自觉性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同美国的州政府与地方政府准主权和自治自主法理和社会制度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市、县、乡等各级共和国制度单位，即令包含着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等的地方分级分权行为和利益多元主体，都不是主权性质的，因此中央集权和大政方针，在举凡重大的事实上的公关协同和整合推进上，无疑具有巨大的优势。
【文/谭伟东，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兼院长，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