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马克思咋看“经济不振”?


  一、简特曼生气了

  经济学家最近很忙碌,忙于为“经济不振”把脉开方。

  对于经济学家的忙碌,我之前表达了不同看法【1】,还因此得罪了夜郎国的马户,这里就不赘述了。

  有简特曼(gentleman)对我的不同看法很生气:“既然你如此推崇马克思,那就别给我们讲马克思那套脱离实际的大道理了,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好了:马克思怎么看中国当下的‘经济不振’?”

  我仿佛听见,这位简特曼正在暗自窃笑:“19世纪的《资本论》,能用来解释21世纪中国的经济不振吗,狠哼?”

  其实,“狠哼”的不止一个简特曼,而是若干简特曼。

  他们之中,或有以“主流经济学家”“主流准经济学家”“主流前经济学家”以及“主流后补经济学家”自诩者,也未可知。

  所以,简特曼的后面是复数,必须加上“们”。

  二、马克思说

  经济增速处在5%-6%之间的中国,能否定义为“经济不振”,其实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如果这就是经济学家口口相传的“经济不振”,那么马克思又是怎么看的呢?

  虽然,马克思生前并没有讨论过21世纪中国的经济不振,但是,他老人家却分析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不振。

  马克思对经济不振的讨论非常丰富,这里我以《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段论述为例。

  在讨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时,马克思这样说:

  “一旦可以榨出的剩余劳动量对象化在商品中,剩余价值就生产出来了。但是,这样生产出剩余价值,只是结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第一个行为,即直接的生产过程。资本已经吮吸了这么多无酬劳动。随着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过程的发展,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总量会惊人地膨胀起来。现在开始了过程的第二个行为。总商品量,即总产品,无论是补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还是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都必须卖掉。如果卖不掉,或者只卖掉一部分,或者卖掉时价格低于生产价格,那么,工人固然被剥削了,但是对资本家来说,这种剥削没有原样实现,这时,榨取的剩余价值就完全不能实现,或者只是部分地实现,资本就可能部分或全部地损失掉。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总是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取得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内部矛盾力图通过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在二者相结合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恰好也会随之而增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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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讲的道理是对的,但不够简单明了。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简单地说,就是市场竞争导致的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造成产能和产品的过剩,而剝削导致的广大劳动者的日益贫困化,又造成社会消费需求的不足。这两者叠加,使资本赚不到钱,结果,资本家就不愿意投资扩大生产,从而造成社会经济活动的萎缩。这就是经济不振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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