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伦：人工智能化时代中国政治话语权提升困境、内因及突破
【摘要】中国政治话语权提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在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影响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为核心的中国政治话语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政治成因的解释、中国教育的政治价值取向、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等方面都备受美西方话语的纠缠。能够被纠缠的内在主因，一是中国政治话语存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话语表达不一致，二是缺乏有效的协同话语，三是话语创新跟不上实践步伐。走出困境，摆脱美西方话语纠缠，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这一关键词，发挥党和政府的主体作用，做好顶层设计和“话语清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取向，推动各学科各领域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自信。
福柯讲，话语就是政治。西班牙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也说，话语从来都是帝国的最佳伴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中国政治话语在国内外获得广泛的理解、认同并传播是基本标志之一。近年来在国内外的舆论场上，围绕新疆棉花、俄乌冲突、中外抗疫决策优劣等话题，从中国与美西方的舆论战较量来看，中国政治话语依然呈现出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p346)。
当今以ChatGPT为代表的内容生成人工智能技术方兴未艾，其本质是对已有的人类知识储备的机器再加工，再通过人机对话完成对人的再教育。抛开其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具体影响不谈，仅就人类社会科学发展而言，它必将深刻改变未来人类每天接受的信息内容，从而最终重塑人类的精神世界。它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它能获取的原始信息的科学与否，以及其设计者的价值判断正确与否。如此前景下，谁掌握了制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谁就掌握了未来的主导权。基于此，无论是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还是基于推动人类社会正向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传承，中国政治话语都必须立足于这一新技术的长远社会影响而进行话语权提升设计和实践。
一、内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
中国政治话语，即是表达中国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情感的话语，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语言符号、概念、范畴、命题、判断、术语等构成。本文的中国政治话语特指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创造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
中国政治话语的本质属性由“社会主义”一词限定。对于社会主义图景，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描述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社会的实现主体是“现代工人，即无产者”，[2](p51.34.)实现办法则是通过“不断革命”，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以“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3](P117)社会主义既代表了一种理想社会的价值追求，也代表了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形态，更代表了实现这种价值追求和制度形态的理论及实践。
中国政治话语的个性化特征则由“中国特色”一词界定。这个词指明了中国政治话语既不完全相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所创立的社会主义话语，也不完全相同于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话语，同时也不完全相同于同时空下的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话语。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4](p76)“中国特色”体现在：一是指导理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社会主义理论；二是发展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5]；三是制度体系是按照中国自身需求而构建，虽有对他国的借鉴，但绝非照搬；四是文化上是融合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合理因素而构建起的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内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归根结底就是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民族性，其既承接中国历史，也立足中国现实，更关乎中国未来。
二、提升困境：美西方话语的纠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提升中国政治话语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国内的相关机构、部门、专家学者等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例如，我国领导人讲话大量引用国内外民间俚语和文学语言等，重大会议内容的国内外宣讲，国家各部委发言人用语尽量大众化，政治媒体的各种融媒传播路径和平台探索等，甚至民间人士也在努力探索新的政治话语表达方式，如政治漫画、动画、微电影等。即便如此，我国政治话语的国内外影响力依然差强人意。从表象看，美西方的话语纠缠始终是其主要障碍。
始自冷战，为对抗和压制乃至清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制度的影响，美西方国家一直在世界范围内系统推行资本主义话语垄断战略。其既包含力图掌控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国际运行规则的制定权和主导权，构建符合西方资产阶级利益的完整而严密的学术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也包含运用自身的工业化优先发展优势，对非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话语体系进行系统解构。大卫·哈维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对立面，新自由主义水银泻地之过程是通过蚕食社会共识、建构政治赞同而实现的。[6]针对我国，美西方的话语解构的战术可以概括为四个基本点：一是忽略不同发展起点，直接比较现时空下两种制度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差异，以不断强化世人头脑中中国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所谓“落后”印象；二是忽略人类代际性传承责任，直接比较两种制度下个人的即时性社会获得感和自由度，以不断强化社会主义中国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所谓反“人性”印象；三是忽略个体禀赋的客观差异性，直接比较两种制度下个体发展机会的公平性和普遍性，以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大多数人阶级立场的所谓“专制”印象；四是忽略文化差异性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以不断渲染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关系和秩序民主化和公平性诉求所谓“威胁”了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印象。经此解构，我国在国内外的政治主张和宣传给人留下一种“自说自话”“自我辩解”的印象，因而很难使受众信服和接力传播，从而造成“说了传不开”的局面。
从战略上看，针对我国政治话语，美西方的话语纠缠支点主要有三个，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政治成因的解释，二是中国教育的政治价值取向，三是狙击中国政治话语对外传播。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政治成因的解释：“西”式解释①的纠缠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7](p373)的理论开拓下，中国采取了在社会主义组织架构下运行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在相对于美西方巨大的工业化物质生产能力，以及人们丰富而便捷的物质生活而言，我国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的选择。该模式的实质即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据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现实，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灵活运用于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市场经济是党和政府引导社会发展，实现“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阶段性手段，具有工具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8]因此，无论是从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看，还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看，抑或从发展目标和方法看，这段历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都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征。
然而，在美西方话语强势渗透下，我国理论界和媒体界的部分学者在总结这段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时，“社会主义”认知一度被虚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被有意忽略，公有制经济的支柱性作用也被刻意轻视，反而突出宣传和强调美西方经济社会理论、市场及非公经济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有意无限将其放大。他们刻意将改革开放后的物质富裕与之前的物质相对匮乏对比起来分析，将前后差别的原因完全归结于美西方市场经济和非公经济的积极作用，而故意忽略改革开放前与后发展阶段、基础、程度等这些根本原因，从而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即计划经济带来的只有贫穷，市场经济带来的则是富裕，公有制经济是无效率的，非公经济则是高效率的，改革开放后的成就都是学习美西方经济社会理论，推行市场经济和非公经济的结果，因而今后的发展更应该进一步研究、宣传美西方的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理论、规则、技术、参数、标准，乃至社会治理、人文理论、价值观及社会实践经验。
受其影响，尽管党和政府一直力推中国政治话语，但社会各层面各领域部分人更习惯于运用美西方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信息化的语言、表达方式，乃至价值观及生活方式，致使极端的市场主义和多元主义一度甚嚣尘上，“以西释中”[9]甚至一度成为一种学术研究主流，从而使中国政治话语被边缘化。即便经过十八大以来的各层面整顿，在非马克思主义领域依然存在“西”式解释及理论认知。基于此，统一各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实践的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认知，是我国政治话语权提升的必要环节。
2. 中国教育的政治价值取向：美西方“人性”②话语的渗透
在一定意义上说，教育即是政治话语及其价值取向的普及。以不同政治话语和价值取向进行教育，就会培养出拥有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人。当今世界主要存在两大政治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和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将人看成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唯物、历史、辩证的视角，否定神的存在，教育人们通过推动生产力充分发展，构建保护劳动群体利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消除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根源，努力使“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自由的人”[10](p81)，进而构建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长久和谐共生生态，即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对人类社会的认知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着共通之处。中国传统政治话语的本质是对个体人自然属性的约束，以构建个体人对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内化和自觉。其教育人们对天、对神、对自然和超自然等要敬而远之、顺而用之、征而胜之，而非臣服；对他人要相互依存，自我利益和自我认知都需要通过与他人关联程度及位置来体现；对社会要守秩序和重传承，要以群体的积极未来为思考和言行的出发点，拒绝及时行乐。等级体系中的集体平权主义是其鲜明特征。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吸收了其思想内核和方法，同时摒除了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的等级及其他消极因素，结合中国社会新的现实，创造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新中国成立后，这套话语体系成为了中国教育的主体话语，并在实践中被不断完善和创新。
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兴起于世俗人③对神及其人间代理者的统治、压迫和剥削的反抗。中世纪，匍匐在神权之下的欧洲各民族，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缺乏自我和自由。近代工业资本为获得充足的劳动力，必须将神之羔羊还原成有自主情感和认知的自然个体，欧洲文艺复兴的作用即在于此。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是其直接产物。这套话语体系以“构建自由主义话语体系+文化教化+赚取超额经济利益+虹吸外部人才+强化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闭环模式不断自我强化和向世界推广，其本质即在于通过承认世俗人的自然属性需求，即动物界④需求的合理性、合法性，从而将普通大众由神的羔羊变成资本的羔羊，再通过“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和理论将其制度化、社会化、“普遍化”⑤、全球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述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1](p45.46.)
在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教育下，绝大多数人是只会简单单向思考的“机器”⑥。他们只关心当下的愉悦和自由，沉浸于自我动物属性释放的体验，即物质享受和自我娱乐，而不关心集体未来，更别说人类未来。极致境界即“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此套话语由于契合于普通人的惰性和认知水平而更易被认同。改革开放后，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正是通过所谓“人性”的宣传而在我国大行其道。在其渗透影响下，我国的部分人逐渐认同美西方的个人利己主义文化和话语，崇尚现代，反对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崇拜美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自卑于中国政治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豪于精致利己主义的算计，嘲笑集体主义的奉献，习惯于欣赏和使用美西方的政治话语，鄙视于和娱乐于中国政治话语。即便今天，这种情况也没有得以完全根除，我国有很多人依然只专注于自身发展和利益得失算计，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人类正向意义缺少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更懒于对其真诚研究、使用和传播。
以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进行教育，必然导致极端个人主义盛行，危害人类未来。出于考量人类的光明未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必须成为中国教育，乃至世界各国教育的基础话语体系。
3. 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美西方话语垄断和解构
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即是一个国家通过领导人出访，文学、音乐、艺术、影视、教育等领域的人财物交流，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自己的政治立场、观点、价值追求、制度设计、思维逻辑等的活动。在此方面，我国走了弯路。
在我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的政治话语对外传播都是自然生成的，即伴随国力提升和文化魅力外溢自然对他国形成影响。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主要是为通商，而非施加政治影响。郑和七下西洋虽属主动传播，但其目的旨在宣示皇恩，而非强制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等输出。
20世纪50-70年代，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我国曾通过媒体舆论、物资援助等形式对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以及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种族歧视及反战等示威游行活动给予支持和声援。此是我国政治话语主动对外传播的有益尝试。
20世纪80年代，伴随苏联发展态势的僵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各自理解和各自为政的发展阶段，我国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量而基本放弃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义务，从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也放弃了有意识、有明确目的的主动对外传播政治话语的活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开放环境下，主动放弃国家政治话语的外宣即意味着他国政治话语的单向流入。正是在此过程中，我国政治话语中逐渐被掺杂进美西方政治话语，我国部分人也逐渐接受和认同了美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制度及价值取向，在国际上我国原有的政治话语影响力也明显下降。此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党的十八大前后。
党的十八大召开于我国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之后，以及世界经济努力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萧条之时。一方面我国的进一步发展急需世界进一步开放联通，另一方面世界也需要我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此现实下，我国主动加大了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会上特别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⑦
然而，当今时代，在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垄断和解构的背景下，我国政治话语对外传播非常吃力：一是我国政治话语对外传播的相关理论和实践范本都主要借鉴于美西方，因而在对外政治话语传播时，时常陷入美西方的话语陷阱，而“有理说不明”；二是美西方传播媒体早已形成世界垄断，我国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多数时候不得不借助美西方的学术、学科和媒体平台，这就给了美西方传播主体筛选权和编辑权，从而使外界只能听到美西方国家主体希望外界听到的关于中国的“故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话语的国际传播就是例证。这些理念和倡议无疑是真正有利于世界正向发展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但它们在国际传播时却遭到美西方所谓的“战略伪装论”“经济胁迫论”“价值观推广论”“霸权争夺论”等[12]的解构和歪曲，以致即便在发展中国家，对其也有观望者，甚至抵触者；三是美西方设有专门对中国政治话语传播进行阻挠和解构的机构和团队，这些机构和团队一方面不断在国际空间编造有关中国的政治谣言，另一方面随时利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一些问题作为噱头，雇佣水军在网络上不断炒作热点，引导中国网民质疑和调侃中国公权力和制度，同时收买一些网络红人对中国政策进行第一时间随意解读，刻意将政治话语中的一些关键词作为高频词，进行娱乐化传播，以误导受众。在此背景下，中国政治话语权提升必须突破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话语技术垄断和话语解构战略，探索和开拓中国特色的推介理论、技术、平台、范例。
三、内在原因：中国政治话语的不足
话语权提升的关键在于使话语声高音远。声高音远既在于声和音的独特、稳定、持续和守正，也在于各发声发音元素的统一、协调和应和。我国政治话语正是在这些方面尚存不足，才给美西方话语提供了纠缠接入点。
1.在概念、道路、制度等方面，中国政治话语存在历史上和理论上的不一致，从而给了美西方话语以解构空间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的需要。每个这样的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和其他的结果为基础的。”[11](p91)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有机结合的成果。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其不同发展坐标上的概念、理论、实践道路、各领域具体制度，乃至社会价值引导等都客观上存在外在表象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有学者将这种不一致看成是消解中国话语体系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即“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产生的‘包袱’，二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些弯路所产生的‘历史负担’，三是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过程中的失误所产生的‘历史包袱’”。[13]这些不一致，在信息化时代，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以内容生成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时代，既不利于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整体理解，也不利于中国政治话语的整体理解和传播。也正是这些不一致，为美西方歪曲和解构中国政治话语提供了自由发挥的便利空间，使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意图和宣传目的，随意断章取义其中的某一阶段的政治概念、理论、制度来攻击和解构另一阶段的政治概念、理论、制度，从而使受众在理解和运用中国政治话语时常常出现混乱或也断章取义。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依然少见对这些不一致的系统的、辩证唯物的历史和理论阐释。在政治宣传领域，也是重新政治概念、理论、制度的推广和传播，轻旧政治概念、理论、制度的历史传承和解读。基于此，中国政治话语权提升必须解决不同时段的理论、道路、制度、价值等基础概念和理论的一致性问题。
2. 中国政治话语与学术、外宣、网络话语等不统一，从而给了美西方销蚀其教育和宣传功能以手段
有学者指出，“在当今中国，我们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政治话语是一套体系，学术话语是另一套体系；对外宣传是一套话语体系，对内普及教育又是一套话语体系；网络媒体上是一套话语体系，现实生活中是另一套话语体系。”[14]首先，我国政治话语（即决策和执行话语）与学术话语（即学术研究话语）出现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前者遵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后者，除马克思主义学科外，在近几十年里则几乎都是遵循于美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和美西方自由主义在核心概念、命题、逻辑、价值观等方面都彼此对立。这就造成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不能相互验证；其次，基于我国的文化传统，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等外交原则，我国的外宣“刻意回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只讲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改革开放。”与此不同，我国内宣则“语言腐败”[15]式的“大讲特讲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6]。这就造成内外宣传不能相互助力；再次，网络媒体话语体系的创造主体是掌控各网络媒体的资本、管理者、编辑，以及以广大青少年、青年为主体的网民。现实生活话语体系的主要创造者是党和各级行政体系及全体劳动者。两类主体关注重点、生活感悟、知识储备、观察视野等的明显区别必然导致各自所创造、推介、认同的话语体系存在不同。前者显然更倾向自由主义，后者则更倾向马克思主义。这就造成现实和虚拟世界的话语不能互通传播。此外，三种情况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彼此不兼容的情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段就包括收买或影响相关学者，对互联网信息源的掌控和信息定向定靶推送等。基于此，中国政治话语权提升必须解决其与学术、网络、外宣等话语的统一性问题。
3. 中国政治话语的体系建构明显落后于实践，从而提供给美西方国家利用自身学术和学科及媒体优势进行优先阐释机会
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包含概念创新和话语群创建，也包含专业人才队伍构建，更包括创新话语的应用和推广。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和语言都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对于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11](p127)我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落后于实践表现于：一是伴随我国快速进入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或消费社会）”，创造发明新事物、新关系、新物态的实践速度明显加快，实践对象从有形物日益扩展到文化符号等无形物，且其在不同时期，甚至同一时期存在多种含义表达，“人们对一物的新含义还没有完全理解透彻之时，更新的含义又已经出现。”[17]这使本就需要一个较长周期进行搭建和传播的政治话语创新明显落后于实践；二是由于受美西方思想文化及学术理论的影响，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学术界的研究重点都落在对美西方思想文化及其学术理论的介绍，对我国社会实践的政治理论总结和话语提炼则缺乏足够的兴趣，致使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明显缺乏人才支撑；三是我国的学科和学术体系是在被迫卷入世界工业化生产体系而自发学习借鉴于美西方的进程中建立的，呈现明显的美西方学科和学术体系特征，有自主意识几乎是近十多年的事情。这就使快速推进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缺乏系统且自主的学术、学科话语和平台支撑，从而为美西方政治名家、学者及媒体人对其先行进行符合他们政治价值取向的解读和传播提供了机会。基于此，中国政治话语权提升必须解决体系建构落后于实践的问题。
四、突破：顶层设计和话语清理
站在以ChatGPT为代表的内容生成人工智能化、信息化时代的新起点上，中国政治话语权的提升必须首先摆脱美西方话语纠缠，消除中国政治话语内在不足，形成一个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中国政治话语模块。这个工作的根本即在于立足“社会主义”这一关键词，发挥党和政府的主体作用，做好顶层设计，清除寄生于中国政治话语体系里的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破除西方价值迷信，推动各界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自信。
1.发挥好顶层设计的作用
解决中国政治话语中不同时段的理论、道路、制度、价值等基础概念和理论的一致性问题，首先是要做好顶层设计，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根据中国实际，基于社会主义的人类正义性和历史发展必然性，对中国政治话语的基础理论、战略理论、阶段性理论、实践性理论等话语体系进行历史梳理、整体设计和细节规划，谋定而后动。
基础理论话语体系即指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话语体系。战略理论话语体系即指社会主义实践策略话语体系。阶段性理论话语体系即指社会主义特定发展阶段的专属话语体系。实践性话语体系即指操作性话语体系。每一类话语体系都应首先组织力量做好基础概念、术语、理论等的建构、阐释、翻译及传播设计工作，从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这个主题出发，着眼于既完成中国人之间的对话，也完成中国与世界的对话，进行标准化设计，杜绝使用者随意解读。
为此，必须做好顶层规划：一是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选拔，杜绝歪嘴和尚念真经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因而，这一工作不应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学科领域，而应是全学科全领域；二是基础政治词干、词汇、术语、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解析、辨析、界定、翻译及编纂工作的规划；三是推动外语、新闻、文艺人才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自觉训练规划。近年来，“两会”上的即时翻译一直被大众关注，该项工作的重要性已显现。这项工作不能完全交由培训机构，在培训教师的选拔上，应有指定；四是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转化和传播工作规划。这个工作不能完全交由民间民营市场主体来做，而应该成立全民所有制市场主体，且以追求社会效益为主要目的。美西方话语体系“寄居式”生成、表达和传播机制可资借鉴；五是组织人员对流行文化元素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解读，从中找到中国政治话语流行文化元素的构建路径；六要组织人员对历史上强势文化的崛起过程进行系统研究，从中找到他山之石；七要组织人员对国际工人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基督教等的大众化传播成功或失败案例进行研究，在有条件的研究机构或高校开设中国政治话语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做好人才储备规划。
2.做好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清理”
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是伴随我国的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而嵌入进我国科学技术、教育、人文等领域，并逐渐获得位置。因而，解决中国政治话语与学术、网络、外宣等话语的统一性问题，就必须摆脱美西方话语的纠缠，对我国科技、教育、人文等领域进行系统“话语清理”[18]。
非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清理”工作主要是，通过对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概念、术语、理论及其功能进行中西语境比较和“话语反思”，清理出有违乃至反马克思主义和人类社会和谐进步的概念、术语、理论等，以廓清视听。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典型特征是用平权语言表达霸权诉求，因而在话语清理时，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其去伪存真。近年来虽然已有学者在网络上对“民主”“自由”“文明”“现代性”“改革”“开放”“民粹主义”等词汇的“西”“马”区别作过有益尝试，但显然还远远不够。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则需要整理国内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尤其是新中国70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清理出历史上不一致和内外不一致的概念、术语、理论等，对其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解析，以正视听。
为此，一是各级哲学社会科学类基金项目都应设立各专业概念、理论等的马克思主义解析和批判专项；二是应要求国内各类媒体、期刊开辟相应线上和线下批驳专栏，为相关研究成果提供展示平台，并积极开拓国外相应的展示平台；三是应指派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在教育、机关单位、企业乃至社区定期进行专题讲座，以强化认知，扩大受众；四是及时发现、认可、宣传和支援民众自发进行的不同形式的“话语清理”工作；五是主动培育一批熟练运用新技术，且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的自媒体人，以引导线上舆论导向；五应考虑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考聘机制中适当设置相关要求，以促使相关人员主动性和自觉性；六是可邀请或聘请国际学者参与相关工作，但需谨慎推介其工作成果。
3.破除对美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市场主义等的迷信
解决中国政治话语与学术、网络、外宣等话语的统一性问题，还必须破除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对美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市场主义等的迷信。
极端个人主义的本质是精致的个人利益得失算计。然而，基于利己的每一次看似精明的利益算计，得到的不过是即时利益、短期利益、局部利益。这种算计对民族、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危害，一是劣币示范效应，即成功的利己算计会引导更多人作出利己选择，最后会将本可以作出有利于集体选择的人们也带向利己算计；二是心理疾病泛滥，即普遍的个人利己算计必然助长彼此猜疑，互信下降，个人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会日盛。二者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当今世界，其阶段性表症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各种个人心理疾病、社会对立、恶性竞争等普遍化的趋势即是证明。
当前，多元主义占据“政治正确”道德高地。其基础价值判断逻辑是二比一好，多数比少数好，民主比专制独裁好等。此逻辑成立的前提是构成“多”的个体智力水平、文化程度等相当，社会文化心理倾向“同质化”⑧，且都真诚理性地拥有家国情怀。多元主义成立的价值观条件是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且只适用特定公共场域，而非一切场域。在国家、社会乃至家庭事务中，只有受集体主义价值观引导的多元主义才是应该推崇的。不设前提条件和运用场域的宣传、倡导多元主义，除了带来社会混乱和个人主义盛行外，并无多少进步意义。
人类自有剩余产品以来，市场一直是作为家庭乃至社会计划性生产和生活的补充而存在。市场作为一个家庭、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和手段，并被人们迷信，实现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它通过调动人们内心对剩余财富占有的无限欲望，而不断开发个体的智力、想象力、认知力，使人类在短时期内惊人地改善和提升了物质生产和生活水平。然而，它同时也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p30)，人类从抱团取暖的共存模式日益走向孤寂的个体生存模式。
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在我国攻城略地，正是通过在我国强势渗透极端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市场主义等而实现，因而，唯有运用与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对其进行解构，帮助人们认识其对国家、社会、乃至人类的危害性，才能重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此，首先需要组织人文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极端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市场主义等的基础概念、哲学基础、思维逻辑、话语演绎、传播路径等进行系统地解构、辨析、批驳。学界虽偶见相关的批驳成果，但因为不系统，且各自为政、各自理解而往往被美西方话语水军淹没；其次需要组织教育、艺术和传播界专业人士，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指导下，将人文领域的解构、辨析、批驳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影视剧、艺术作品、物质载体、教学素材等，从而进行全民教育和宣传；再次需要在解构、辨析、批驳的同时，对全学科全领域的理论工作者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教育和培训，以增强他们自觉辨别和批驳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能力。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借用融媒体平台开展《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是一个值得推广和继续拓展的路径。此外，还需要探索发现和宣传坚持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人和事的方式，营造马克思主义社会舆论氛围，以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他们的“四个自信”。
4.培养全学科全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自信
解决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落后于实践的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哲学、语言学、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新闻学、心理学，乃至工程学、力学等全学科全领域的共同努力。只有全学科全领域都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自信，中国政治话语权提升才可能事半功倍。
然而，在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的影响下，我国各学科各领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文化自卑，因而他们更倾向于用美西方的理论、标准、经验及平台来推进和展示自己的工作和研究，对我国政治理论和实践要么漠不关心，要么二元对立式的关心，简单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归功于美西方式的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从而羞于使用中国政治话语，使自己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翻译者、传播者及实践者。
对此，首先应加强马克思主义领域的“四个自信”教育和监督，及时清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歪嘴和尚”和金玉其外的“败絮”；其次应积极探索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学科与其他学科领域交流、研讨、工作的常设机制，及时为其他学科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释疑解惑；再次应对各学科各领域研究成果的内容作出考评要求，并逐渐摒除以登载刊物级别论英雄的评价机制，既杜绝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搬运工”的成果，也杜绝严肃认真地说废话、套话、假话的成果；四是党和政府应评估学科建制越来越细化趋势的利弊，尝试打破目前的文理分科、以专业设学科的学科建制，探索构建跨领域大学科机制，从而推动整体性研究和文理兼修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五是应推动各学科各领域开展本学科与国家、民族、社会发展及世界未来发展的关系的学习、研讨、培训、宣讲等活动，促使各学科各领域自觉找到自身在中国政治话语权提升进程中的位置，守住自己的责任田；六是应做好对各领域各学科工作者的政治话语理解和运用工作的监督，尤其做好对承载话语体系代际有效传承功能的教师群体，关乎话语体系落实效果的党员和公务员群体，起着传播阀门作用的媒体主管、编辑、网络平台采编和管理人员群体的监督。
五、结 语
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如今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话语战争激战正酣，且已没有城墙和边界”⑨。任何一种话语的力量都首先来自于其使用者心悦诚服地真诚运用。只有使用者拥有对其的信仰，才可能产生情感共鸣，进而才能转换成潜移默化的同化力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打破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垄断的窗口期。美西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势弱，政治乱象频发，必然促使其国内外民众对美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等制度体系的反思，进而产生对其政治话语的反感。反思和反感则是弃用的开始，也是正视中国等非西方政治话语的开端。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改变由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主导世界舆论这一局面的最佳机会。
同时，以ChatGPT为代表的内容生成人工智能技术的到来则凸显了中国政治话语权提升的必要性、迫切性，以及可能性。这一技术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即，在一个人的心理成长过程中，自我教育和社会教育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作用则会逐渐下降，并且学校教育的功能将会被日益局限在知识体系传承和创新领域。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教育要更多地依赖于线上和线下的各类媒体传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内容。政治话语是政治思想和政治内容的载体。人们日常接收到的政治话语即是实现政治教育的桥梁。在此现实下，快速提升线上线下各类媒体自觉使用中国政治话语就成为中国政治话语权提升的重要工作。内容生成人工智能技术使每一个使用这一技术在线上线下进行话语传播的人都成为新旧知识和话语传播的信息源。如此，中国政治话语必须获得最广泛的人群的认知和认同就显得尤为迫切。我国拥有庞大的信息技术人才储备，并拥有成熟的技术攻关举国体制，在信息技术进步方面几乎可以做到与国际同步。从传播技术条件而言，我国政治话语权提升缺的不是硬技术，而是传播技巧和内容。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治话语权提升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一方面必须要摆脱对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理论、技术和传播平台的依赖，跳出美西方诸如民主、自由、竞争、排名、市场、多元等话语陷阱，另一方面要利用新技术、新平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美西方话语进行系统解构，在解构中推广和提升中国政治话语的影响力。中国政治话语权的提升既要看清困难，也要利用机遇，既重视传承和创新，即“建”，也应重视对当今世界资本主义运行体系的中国化解释，即“破”，更要重视中国政治话语的国内外使用情况，即“用”，三管齐下，以“破”和“用”促“建”。对此，我国各学科各领域从业人员都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自信，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团结一致，推动中国政治话语超越美西方资本主义话语。
注释：
①“西”式解释，指用以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内核的西方工业化理论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②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中的“人性”，本质即是指向人的动物属性。赵磊在发表于昆仑策网的文章《毛刘的差距为啥这么大》中系统梳理了从古至今中西思想中对“人性”的认识。网址：
http://www.kunlunce.com/llyj/fl11111111111/2023-01-13/166773.html
③这里的世俗人是指以新兴的工商业阶层为主导的非宗教统治者及其代理者群体。
④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参见第7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及享乐哲学时指出：“在贵族那里，这种说法仅仅适用于这个等级及其生活条件，而资产阶级却把这种说法普遍化，并且不加区分地应用于每一个人，以致无视个人的生活条件”。参见第11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参见第45页。
⑦参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人民日报 》 2021年6月2日。
⑧马克思曾论证了劳动的同质化，即在劳动过程中，“劳动的无差别的简单性是不同个人的劳动的相同性，是他们的劳动彼此作为相同的劳动的相互关系，当然，这是通过事实上把一切劳动化为同种劳动。”“在交换价值中，个人的劳动时间直接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而个别劳动的这种一般性直接表现为个别劳动的社会性。”在此过程中，商品交换的过程使物的质性被抽离，量的关系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颠倒地表现出来，体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版，第424页。
⑨参见边芹：《谁在主导世界的真实与话语？》，观察者网：
https://www.guancha.cn/BianQin/2021_03_26_585337_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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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