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公知们的认知为什么总与普通劳动者不同?

　　这几十年来，如果人们稍微认真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某些看起来很有知识的一些人，或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他们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和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认为一些有道理的事，在普通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看来，就不一定有道理。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在普通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看来，也不一定就正确。而他们认为没有道理的、不正确的事，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则可能认为他们的那种观点不太靠谱。

　　现在如果我们返回去来思考这些现象，人们也会发现，那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对了，他们前面要加上“公共”二字。这类公共知识分子的很多观念，被后来与今天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而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的观点倒都是正确的，是符合实际的。可能有的人不太理解这种现象，那些人可都是知识分子呀！难道他们这些有知识的人，看问题的观点就这么差吗?这不应该呀！这不科学呀！这确实会让一些人们产生疑惑。但这就是事实。

　　多年前，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写了一篇文字，名曰《私有制宣言》。他在那篇文字里论证了为什么公有制不如私有制。他认为公有制效率低，私有制效率高，公有制不考虑人们对利益的关注，而私有制则是符合人们对利益的关注和追求的。他还从更多的方面来抬举私有制而贬低公有制。这篇文字我看到了，当时给我的印象只有两个字：“无知”。

　　后来，还有一个名校的名学者也讲到同样的观点。他说，他在东北建设兵团的时候，看到兵团的很多农机具扔得满地都是，而且破败不堪，他就得出结论说，公有制是没有希望的，是没有前途的。我看到这位名学者的观点，得到印象也是两个字：“极端”。

　　对于前一位博士生，我说他无知，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在新中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广大劳动者产生了多么高涨的生产热情，创造了多少前所未有奇迹。虽然在那个时候，国家有意识地提高积累基金的比例，压低消费基金的比例，老百姓的生活虽然也在得到改善，但改善的幅度并不太高。但是老百姓们对美好生活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他们坚信，通过他们的劳动，未来一定会得到更好的生活。当时，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基层的某些官气十足干部们想要摆官威也不可能，因为老百姓不买他们这个账。大家虽然都不富裕，但收入之间的差距并不非常之大。这也决定着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状态。

　　中国有句老话，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很有道理的。尽管有点贫穷，但大家是平等的，这是最能产生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重要条件。后来曾经有人说，平均主义是不能鼓励劳动积极性的。这句话有极大的片面性。中国当时的平等不是平均主义，人们的收入是有那么一点差距的，但差距总的来说并不大。这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平均主义。在五六十年代，劳动者们的处境与待遇跟八十年代相比，虽然略有不同，但基本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在五六十年代，劳动者的劳动热情是非常高涨的。在八十年代，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改革开放，就是因为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与农业社会主义的集体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你想搞改革发放，根本就无法开展。

　　那一位博士生，不知道从哪些公知那里听到一些被扭曲的、被抹黑的错误观点，给折腾得五迷三道，以为这就是知识，这就是真理。他的无知在于他不了解历史，不了解基层，不了解广大劳动群众。读书是有用的，但是只知道读书，而且只迷信书，不去了解社会实际情况，不去了解历史的发展变化，书读得太多又有什么用?

　　对于那位名学者，不能说，他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看到的就不是事实。然而这个事实是在特殊年代下出现的。在那个年代之前，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文革破坏了企业正常的管理体制，某种程度的无政府状态加剧了企业生产管理的困难。一个在特殊时期存在的现象，这位学者不经过对历史情况的调查，不经过自身冷静的思考，不进行历史与当时的对比，只是看到这样一个孤立的现象，就简单生硬地上升到所谓绝对普遍性的高度。这不是极端还能是什么?我相信，对于在那个特殊年代之前的时期，如果他要想深入了解更多的历史情况，并没有什么难度。但他就是站在一个先验的错误立场上，就是要为公有制经济扣上一顶肮脏的帽子，所以才会下如此的黑手。说他“极端”并不过分。

　　广大基层的劳动群众和他们这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看法肯定是不一样的。他们生活在基层，劳动在基层。他们知道我们的国家是怎样从一穷二白的面貌中一点一点地改变过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带来的极大优越性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曾经令人绝望的生活状态，更能够给在这个社会制度下生活的普通劳动者以强大的精神鼓舞和振奋的力量。表面上看起来，他们的知识似乎没有所谓公知们那么多，他们在讲道理上也未必有如公知们那些口舌如簧，但是他们懂得，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深刻的道理。而恰恰是那些公知们就是真的不懂得那些简单而深刻的道理。

　　至今，那些公知们还在对我们今天的国家指指点点，他们有一百个不忿，一千个不爽，一万个不满。但是在广大人民群众那里，他们虽然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国家虽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些不满和烦恼，但是他们同时还看到了，国家总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的，而且也确实能够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他们对利益的满足。所以他们在全力拥护我们党的领导，支持党领导国家的各项大政方针，坚决执行和贯彻党发出的号召，坚定不移地支持着国家的发展。因此，我们的人民群众总是能够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这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们不是没有知识，但是他们并不真的懂得如何真正有效地利用这些知识为国家为人民做更有用的事。在不少情况下，他们不过是用这些所谓的知识给自己壮门面，或者用来吓唬人。但是这种做法恰恰向人民群众证明了他们的愚蠢和荒唐。他们如果不做任何改变，就只能成为向隅而泣不停悲鸣的可怜虫。

　　当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如同公共知识分子那个样子。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除了有知识、有技能之外，更能够把理论上的知识与现实中的实践结合起来，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是对国家的发展，对自己工作与国家命运的关联都是充满着热情的。他们是愿意而且能够与广大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他们对劳动者是有着深厚感情的。本来大家都是劳动者，本来就不存在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当年，毛主席号召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那些真正走上这条道路的知识分子与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完全不是一个样子。他们开创出更多的创新性成果，为国家的科学与建设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那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工作的有为知识分子，也都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的利益大声疾呼，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说起来似乎很关注公共事务，但他们关注的恰恰不是广大劳动者最关心的事情，他们关注的事情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可能在伤害着劳动大众的利益。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