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从革命的视角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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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日子，为学生做了一个有关“五四运动”的讲座。这是应主办方的要求而做的。我问过主办方，为什么要讲“五四运动”，主办方的回复是，他们领导认为，讲“五四运动”可能会让学生爱听。我也不知道主办方的领导是如何考虑的。他所说学生爱听依据是什么。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要听从领导的安排。

　　在准备讲座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例如，在五四当天，学生们怒火冲天，就来到今天建国门内当年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愤怒的学生找不到曹汝霖，就点火烧了赵家楼。我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在于，如果听讲座的学生们问起，为什么学生要烧赵家楼，这是不是一个违法的行为，甚至是触犯刑法的行为，我要怎么回答?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曹汝霖本人的。我查了一些资料，说曹汝霖这个人本质并不坏，做过律师，为一些弱势群体中的个人主持过公道。所以，有的观点就认为，五四运动时的学生说曹汝霖是大汉奸，是卖国贼并不公平。对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一段时间。

　　今天，北京市人民政府早已将赵家楼遗址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有点意思。如果说当年学生游行，跑到曹宅烧了赵家楼，究竟是一种鲁莽非理性的行为，还是一种革命行为，似乎现在的历史书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看问题，认识问题，还要从更大的范围、更高的视野之上。如果只从一个个别的事件来下一个涉及到更宏观领域的事件，往往就会造成偏颇。

　　从历史记载中来看，五四当天，学生们是到天安门前游行示威，要找北洋政府官员提出他们的抗议，反对把青岛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但北洋政府无人出面，学生的怒火就开始燃烧起来。曹汝霖只是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表面上看，与参与巴黎和会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当中国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王正廷、顾维钧表示强烈反对列强支持日本无理要求的做法时，曹汝霖非但没有支持中国参会代表的正当要求，反而指责两位中国代表是自己的擅自行动。这样的做法当然不能原谅。

　　另外，当年，在日本与袁世凯谈判二十一条的时候，曹汝霖是谈判代表，他最终还是基本承认了二十一条，并代表袁世凯在上面签了字。这件事被当时的国人认为，曹汝霖就是在出卖中国的利益，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在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与评价中，我们不能只看这个历史人物个人的素质、品格，更要看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立场和态度。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即使这个历史人物在其他方面有多少闪光点，但只要在这个时刻、在重大问题的态度和做法上错走了一步，那么他在历史上就一定会受到很大的负面评价。这样的评价并没有错。这就是历史的观点。

　　至于火烧赵家楼。首先，这个行动不是学生游行示威的组织者事先有过任何规划的。即这个行动并不是学生游行示威计划中的一部分。其次，由于学生要求见曹汝霖，而曹躲了起来，不见学生代表。学生们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火气很大，也是很正常的。第三，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在他们那个年龄上，很难不会产生强烈的激情，从而做出某些过火的行为。第四，在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时刻，学生们做出这种过激的行为也是难以避免的。第五，这个行为只是证明了学生们高涨的爱国热情，以及对出卖祖国利益的汉奸们的痛恨。

　　五四运动就是一场革命运动。在革命运动进行的过程中，这种过火的行为几乎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如果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们能够事先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件，肯定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阻止。但是，五四运动这样的革命行动，在当时的中国都是第一次，年轻的组织者怎么可能就能预测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要求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事先都能做好周密的计划，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是绝对不现实的。

　　在革命进行的过程中，确实需要必要的有效政策，尽最大力量避免不应该发生的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因为出现了这些出乎意料的事，就来指责革命运动，甚至反对革命行动，就是完全错误的。中国革命的发生，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四之后的兴起，这个大势是不可阻挡的。这是关乎国家救亡和民族复兴的大势。在这个大势面前，那些无足轻重的小小浪花，是不可能阻挡大势的前进的。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火烧赵家楼，或许我们就会有另外的认识。一方面，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在群众运动中采取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因为这样的行为容易失控，从而会给革命群众造成不可预料的牺牲和损失。但另一方面，革命本身就是要打碎旧世界的一切上层建筑。所以冲击旧世界的法律本身也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曹汝霖的亲日行为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学生们义愤填膺，曹又闭门不见。这种行为激怒了学生，学生出于义愤才烧了赵家楼。国家都让这样的奸贼害成这个样子，你曹汝霖还住在这样的豪宅里享受，当然令人感觉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从宏观上看，这样的革命行动又确实代表了青年学生们真挚与热烈的爱国热情。对于这样的爱国热情，我们需要以正确的引导，但绝不能搞迎头痛击或者泼冷水的做法。那种伤害革命热情的做法，本身就是在反对革命。

　　毛主席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是暴烈的行动，怎么可能没有磕磕碰碰，怎么可能一点毛病都不会出？推翻一个旧世界，这样的行动不可能不暴烈，不可能太过细致，更不可能太过温和。五四运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革命行动。在这个革命行动总的认识和评价上，只要大方向是正确的，那些细枝末节的细节上的小毛病，可能留待之后再来做更精细的考察，但也不能在整体上对革命总趋势的否定。

　　那些大搞历史虚无主义而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喜欢在革命的这些细枝末节上挑毛病，并且以这些小毛病的存在来从根本上否定中国革命。在这些小毛病的细枝末节方面，可能有某些部分确实具有历史上的真实性，而另外有些所谓的小毛病都还是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者自己编造的。即使有些有毛病的细节在历史上是真实发生过的，但那也只过不是在革命洪流中所难以避免的小旋涡，不是大潮流。

　　对五四运动，在总体上当然是要基本肯定的。而火烧赵家楼又是五四运动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但我们似乎不需要只对火烧赵家楼这个事件单独做出评价。我们只从大的方面、从总体上认识五四运动爱国主义的本质，这就足够了。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