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玲：怎样看待今年中国经济5%左右的增长目标

　　【编者按】本文为《全球财经连线》就今年两会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陈文玲总经济师的采访。现授权发布，以飨读者。

　　《全球财经连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5%左右的增长目标。你怎么看待这一目标？

　　陈文玲：今年中国经济5%左右的增长目标，既符合实际，我们有条件能够实现；又有一定压力，我们还要努力，可能要蹦起来，才能摘到树上的桃子。

　　今年5%左右的目标之所以说有条件实现，因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比如，我们有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超大规模制造业的优势，超大规模人力资本、人才队伍的优势，还有超大规模数字化基础设施超前发展的优势。我们科技创新追赶的步伐也在加快，且已经取得结构性突破。

　　去年，经济经过修复反弹，全年已经实现了GDP增长5.2%的目标。去年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的目标也是5%左右，和今年的提法相同。但去年上半年，经济处在修复状态，一季度、二季度表现不及预期，但是中国经济并没有垮，中国经济经过恢复，在下半年开始反弹，最终实现了全年5.2%的增速。

　　尽管2022年我们的经济增速相对较低，从2021年的8.1%降到了3%，但2022年疫情多点暴发，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相当大。经历这样的一个修复到反弹，实现5.2%的增长目标，我觉得各方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仅是全国人民、企业等，政府出台的8个方面的强刺激经济政策也在逐渐发力。

　　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变，2024年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仍有较为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说还要努力跳一跳，主要有几点原因：第一，国际环境仍高度不确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对全球2024年的经济都是看低的。不仅看低2024年，还看低未来5年。在世界经济走势向下的大趋势下，中国经济能保持5%左右的增速，非常不容易。

　　第二，我们的外部环境并不轻松，对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第三，就像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国际循环存在干扰。这些堵点和卡点反映了我们在体制上、机制上、制度设计上，我们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流通的顺畅上还有一定的问题亟待解决。

　　第四，虽然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但预期在减弱，很多人以及很多企业的预期还没有发生从看低到信心爆棚的根本性转变；需求也在减弱，尽管去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2.5%，基本恢复到了2019年的水平，但这主要是线下消费的修复，我们还有很多消费受到抑制的地方：住房消费、电子产品消费没有大的起色。所以总的来看，消费还是拉动GDP增长的第一驾马车，恢复增长比较快的实际上是线上消费、旅游、餐饮，其次新能源汽车增长也是比较快的。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增至27.6%，并且还在增长。但并不代表着这驾马车就已经达到了最优的状态，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从社会资本、社会融资两项指标来看，投资特别是社会资本投资的热情还没有起来。去年6-9月，美国的国债利息处在历史高点，资本向美国回流，所以去年国内投资方面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今年，资本市场、外部金融环境还处于极大的不确定中，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很有可能会调整，从紧缩的货币政策转变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政策转向会对中国金融市场乃至房地产市场和国际投资的行为会发生哪些影响都有待观察。再加上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并没有结束，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全球通胀水平的影响还将持续。

　　所以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中，经济增长比较脆弱，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在构建之中，我们还要解决很多制度、管理方面的问题，所以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也并不轻松。

　　《全球财经连线》：很多人都期待今年能有一些更宽松的政策。你认为，今年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该怎么发力帮助实现5%的目标？

　　陈文玲：今年财政政策提出的赤字率还是与去年持平。去年，我国赤字率实际已经到了3.8%，今年3%的赤字率目标是低于去年实际的赤字率水平。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财政支持的力度降低了？我认为要从几个方面来看。

　　一是去年下半年发行的1万亿元特别国债，有一半左右转到了2024年使用。这次财政政策提出，要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1万亿元，加上去年的特别国债，差不多是1.5万亿元，再加上政府专项债等在内的赤字实际规模近9万亿元，比去年多了1.28万亿元，所以财政支持的力度没有减。我们不能只看赤字率，因为超长期特别国债是起码在10年以上的期限，最长的可能要到30年。在这样超长期限中，本金是不用偿还的，也减少了财政上支付利息的压力。

　　今后连续几年，我国都会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而且我想每年都不会低于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是不计入赤字率的，如果这1万亿元进入赤字率，再加上转移过来的，倒算起来，我国赤字率实际水平也和去年实际水平差不多相当，所以财政支持经济的力度是没有减弱的。

　　超长期特别国债主要用于国家长期的能够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设施项目，还有重大的安全领域的项目。这种超长期特别国债最重要是支撑国家长周期发展，保障我国从现在到2035年这个长周期的财政支持经济发展力度不减，我觉得这是今年非常突出的特点。

　　《全球财经连线》：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如何支持经济？

　　陈文玲：我认为，货币政策之一是要建立在资本市场的稳定性上。稳定的资本市场制度就是资本市场内在的长期稳定，这是今年释放的特别重要的信号。

　　中央经济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立金融强国，这是我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要建立一个金融强国有非常多的要求，但是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了要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而且是内在的稳定性。我认为，这讲的是资本市场要成为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金融工具。

　　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内在长期稳定，需要有制度建设，需要通过改革创新，符合经济运行规律、资本运行规律还有我国经济发展规律，也要符合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这既能达到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又能给投资者带来稳定的收益，使资本市场发挥晴雨表的作用。

　　未来我认为，资本市场一方面要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另一方面要成为经济发展的助燃剂，它是将来经济发展中间接融资的重要平台载体。

　　内在稳定的资本市场还要成为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防火墙，这也是政府工作报告释放的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从2019年到2023年，美国的资本市场非常火爆，近两年日本、新加坡的股市也非常火爆，很多居民的增长收入来自于资本市场。

　　所以要居民扭转预期，真正使老百姓敢消费，就是要使他有创造财富的来源。我国资本市场有1亿多股民，代表了几亿个家庭。如果投资者资本市场能够有稳定的、合理的资本性收入，这将是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投资的重要来源。

　　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重在开源，当然也要节流。开源是第一位的，就是老百姓增加收入，除了就业创业，中央文件也在强调要增加财产性收入。因此，这作为金融政策也是非常重要。

　　《全球财经连线》：欧美央行在去年下半年就进入宽松的状态，这种宽松的政策对资本市场，尤其是我国的资本市场有怎么样的影响？

　　陈文玲：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就成了信用货币，这对全球形成了三大依赖。

　　第一，原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创造的准国际货币的地位和使用惯性，使很多国家继续把美元作为货币之锚。

　　第二，依靠强大的国力，也就是国家信用支撑，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也包括文化影响力这些软实力，支撑了美国的信用，美国的信用又支撑了美元成为主要国家经济体选择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

　　第三，美元正处于走下坡路，美元作为国家信用现在出现了问题，美国失信的东西越来越多，信用水平越来越低。

　　对美国国家信用的质疑，再加上美国的霸权，这些对美国形象影响都很大。现在美元还在国际上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美联储的任何政策都有非常大的溢出性效应，现在这种情况下，美元的溢出性效应绝大部分是负面的。

　　比如，美元升值会把全球的美元都吸引到美国，一些使用美元做外汇储备的发展中国家，就会产生美元荒，国家经济会受到很大影响，国际贸易也受到重大冲击。

　　当美元从紧缩的货币政策又变成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又造成了流动性泛滥。全球使用这些贬值的美元，超发的美元在资本市场盈利，或者在实体经济中去收购优质资产，美国又在循环中获得全球的财富。

　　我认为，现在又处在一个美元货币转向的拐点，美元会走入降息通道。按照美联储的政策分析工具认为，2024年会降息3-5次。

　　如果美联储根据原来的政策目标，当通胀率降到2%以后，就走向降息，那么去年下半年美国通胀率已经降到3%，今年1月份也在3%左右，距离货币政策调整的目标已经不太远。即使不是达到2%，我认为美联储今年也会降息，因为美元的高利率支撑不了34万亿美元的高负债。

　　所以美国的美元货币政策今年一定会转向，如果是慢速的降息，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和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不会太大。另一方面，资本投资是看预期的，美元货币政策的拐点也是中国的拐点。我们也看到最近的资本开始向中国市场流动，这就预示着如果是美联储降息的拐点将至，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定是投资者追逐的下一个热点。因此，我认为对中国资本市场要高度关注。

　　《全球财经连线》：经济大省的表现对全国经济也很重要。广东是经济大省，你怎么看待广东经济今年的表现呢？

　　陈文玲：广东是经济大省，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经济一直在国家名列前茅。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广东的9个城市加香港和澳门，占到了中国GDP的百分之十几。这对中国经济是至关重要的。

　　香港、澳门的优势叠加广东的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将是我们国家创新的高地、开放的高地，特别是制度性创新的高地。我们曾经研究过粤港澳大湾区的标准规则对接，这三地的标准规则对接其实是把一个地方的标准和规则放大到整个大湾区，变成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优势、开放优势，这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

　　广东的经营主体非常活跃，是商品经济、对外开放的先发区，是闯出来的。广东创新的先发优势，实际上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也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表现。广东民营经济发达程度、成熟程度是在全国比较领先的，这也是广东保持经济活力非常重要的密码。

　　广东拥有非常多的头部企业。我也去TikTok深圳营销总部参观过，我发现这些员工平均年龄才24岁，我非常震惊，是一支特别充满活力的队伍，他们的创造力，在世界上也还是令人震撼的。

　　《全球财经连线》：但现在民营经济面临的困难也很多，需要如何支持民营经济？

　　陈文玲：困难当然是很多，但是困难和挫折告诉了我们，中央支持民营企业的决心、信心以及政策从来没有改变。

　　这与政府工作报告的政策取向完全一致，就是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这些信号中央是反复释放的。至于社会上可能是在有些管理上，某些具体制度设计上，或者在舆论氛围上产生的偏颇，中央一直在纠偏，一直在扭转局面。未来民营经济发展大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越来越重要的。

　　当然国有经济也非常重要，所以中央文件从来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因为我们国家有14亿人，我们也需要有代表国家重大意愿的战略性项目，也要有不赚钱的公益性的重大民生工程。所以关系到国家重大民生的，关系到国民经济重大战略布局、国家重大意愿的肯定还是要国有企业。

　　所以我认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不可或缺、不能偏颇，也不能说在支持国有经济发展的时候就放弃了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相反，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否定国有经济的重大作用。两者不可偏废，只有两个轮子同时转，中国的经济才能真正地行稳致远。

　　（受访专家：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陈文玲总经济师；采访人：施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根据采访视频整理的文字稿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