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我的知青岁月，不是伤痕文学编造的故事

　　原编者按：
       2021年12月28日18点，作家、深圳大学教授曹征路老师与世长辞，享年72岁。曹征路老师1949年9月生于上海，当过农民，当过兵，做过工人和机关干部。他是大陆新世纪“底层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家，著有《那儿》《霓虹》《问苍茫》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曹征路老师始终保持着工人阶级立场，挺立着知识分子的脊梁。在得知生命即将走向尽头时，曹老师说，“我心情如常，没有多少改变。对于死亡，我没有恐惧，相反还有点向往。人生的任务我已经做到这个样子了，对得起良心，所以没有遗憾。”在生命尽头，无憾、无惧、更无愧，世间得几人？今天推送的这篇旧文，是曹老师的亲身经历，也是不同于伤痕文学的另一种知青回忆。本文以及曹老师的诸多其他作品，都为我们重新理解那个红色年代打开了新的视角。当伤痕文学叙述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理所应当地将知青下乡讲述为“受苦”、“受委屈”，曹老师却发出另一种追问：“如果不到农村亲身体验，怎么能理解农民？如果不理解农民，怎么能理解革命？我们这些城里人读书人，凭什么就认为自己比他们高一等？凭什么受到优待还认为是受罪？”实际上，否定知青的不是知青经历本身，而是改革后的高考制度，这个高考制度只注重本本知识，把知青在农村的一切实践贡献归零。谨以此文，缅怀曹征路老师！

　　“课堂不在学校里”

　　1967年春节过后，我所在的城市忽然冷清下来。以党委工作组操控群众为特征的“资反路线”已经冲破，以广大师生为打压对象的“白色恐怖”已经消失，该夺的权夺了，该贴的大字报贴了，复课没消息，高考更不可能，对普通中学生而言好像没什么可以干的了。那年我18岁，高中二年级，刚刚进入人生的迷惘期。

　　那时候解放军已经开始支左，同学们最追捧的明星也就是身边的解放军，“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举手投足说话做派都被大家仿效。

　　我们城市的最高首长是某部的副政委，他到学校来座谈，几句话就把同学们说得热血沸腾。他说：“不上课也没什么了不起，你们正好可以经风雨见世面，自己教育自己，真正的课堂从来都不在学校里。”他把积极参加运动介入社会的同学称作经风雨，把那些外出串联徒步长征的同学称作见世面，而更加鼓励的是主张大家去学工学农，真正深入到社会下层去认识中国。他虽然只有中师毕业，但思想水平极高。在我看来，其学养和胸襟远在今日的多数专家教授之上。

　　后来我们学校的同学实际上分成了三拨人，一部分搞运动，一部分停止串联搞军训，还有一部分组织成各种学工学农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