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国家文化高峰与经济高峰是在此消彼长的不平衡中推进的

　　愤怒出诗人，国衰诗词盛。恩格斯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1] 恩格斯揭示出历史上文化的高峰与经济的高峰是在相互交错和此消彼长的不平衡中出现的。朱熹也发现了这一规律性的现象，他说：“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2]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论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 [3]

　　这种文化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从世界范围看在中国宋代表现得尤为典型。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 [4]。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同时也处于世界历史政治转换即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这个新起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衰落的历史节点， [5]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6]的节点。

　　国家多崛起于贫寒，衰败于恬嬉。宋朝世风侈靡，国富而兵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还主要是它那脱离实际的浮华学风。

　　宋代经济成就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整个社会的文风渐入“辞浮漂而不归” [7]的空泛。北宋（960～1127）末期周敦颐（1017～1073）及其学生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将“太极”之说推高至普世“天理”，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 [8]。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这导致宋代政学两界空论风盛：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 [9]，为政者则“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 [10]。入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 [11]，这使国家许多官员的政治见识多流于“纸上空谈耳” [12]。苏辙（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陈：“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 [13] 这种现实与盛唐时那“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14]的情势形成鲜明反差，而与目前中国大学生蜂拥直考国家公务员的情势及其后果却十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