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植竹：下放劳动期间的一段美好回忆

　　多年来，我读过一些讲述下放农村或“五七干校”劳动的回忆录。那些文章，几乎全是“诉苦叫屈”的，甚至有的把下放到农村或“五七干校”称为“过牛棚生活”，好像是“坐牢那样受了千辛万苦的罪”。而我这个既被下放农村当过“农民”（国家照常发给我工资），又到“五七干校”住过“牛棚”（其实住的房子比一般农民的住房好多了）的人，或许是“人生得贱”吧，无论是被下放农村当过“农民”，还是到“五七干校”住过“牛棚”，却对下放劳动同某些“高贵人士”有着不同的感受。下面，我说说下放劳动期间的一段美好回忆。

　　1968年1月，我这个地区财贸干校的教学科长，和妻子一起被下放到资兴县城厢公社（现在的资兴市兴宁镇）一个叫朱家坪的村子里当“农民”。与社员群众一样，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出工，扎扎实实搞“苦力的干活”（我夫妻俩的出工率比社员还高，因为社员免不了家务活动要请假，而我俩每天上下午都出工），同农民搞“三同”半年多（那半年多的感想，我己写过一篇题为《下放农村劳动的回忆》，讲述了我受到的教育和启发，这里就不再“炒现饭”了）。后来，我和妻子便被抽调到县直单位“协助工作”了（因我们是地区下放干部，仍由地区发工资，到县里工作不算正式调动）。我先是被安排在县革委“斗批攺”办公室，后到宣传组（即县委宣传部）。县委恢复后，我就被安排到了县委办公室工作。直到1971年9月被调回地区“五七干校”为止，我下放在资兴县农村劳动和到县直机关协助工作近3年时间。

　　我们虽是下放干部，却得到了县里领导和同事们的关怀。一从农村来到县城，组织上便在县革委机关院内给我们安排了一间宿舍。房中，床架和桌板椅凳样样齐全，不用我们自己费心购置。当时那里还没有建什么“领导宿舍”，县里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和我们这些一般干部居住在一起，住的都是简陋的平房。我的住处不远就是县里的几位主要领导的宿舍。这些领导同志的衣着穿戴、言行举止，完全和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模一样，二模不差”，他们个个平易近人。因为领导和被领导居住在一块，他们从住房里进进出出，都与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他们见了我们夫妇都会含笑打招呼，有时还会嘘寒问暖说说话，甚至还会开个玩笑什么的，俨然知心朋友一样。这，给我们这原先多少有些自卑的下放干部一种亲切感、自信心，觉得应该尽自己最大努力搞好工作才对得起他们。

　　在“斗批改”办公室、宣传组和县委办工作那段时间里，让我结识了一大批好同志、好朋友，诸如甘子良、李雄姬、宋信平、李映山、罗宏松、刘加文等等同志。“斗批攺”办公室主任甘子良，是我建国初期在县人民银行工作时的老同事。现在老熟人又在一起工作，自然没有陌生感，很亲切；李映山同志是个爽快人，我与他徒步奔赴波水公社途中，敞开心扉，无话不谈；宋信平同志蛮好客，我妻子出差期间，我这个不会搞饭菜的人常到他家里去吃饭，得到他的热情接待；在宣传组工作，我受到组长李雄姬的欢迎、鼓励和关心；我同幽默风趣的罗秀才这“八个眼睛”（罗宏松和我都是高度近视眼，鼻梁上离不开厚厚的眼镜，同事们就叫宏松为“四个眼睛罗”，叫我为“四个眼睛欧”），常常相互调侃、开玩笑取乐：我在县委办工作时看到罗宏松、刘加文这“两支笔杆子”競競业业，勤勤恳退，加班加点写材料……。所有这些，都深深刻进到了我的脑海，已是50年过去的事了，至今想起来还清晰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