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贺军：“洛河之誓”与道德、信仰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载入史册的“洛河之誓”，内容都涉及重要的政治前途和国家命运。第一次是刘秀信守了他的“洛河之誓”，第二次是司马懿毫无顾忌地背叛了自己的“洛河之誓”，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折射出中华民族的道德信仰的变迁。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有现实意义。

　　一、神圣的洛河

　　水对地球人很重要，和阳光、空气一起并称生命的三大基本要素。在中国古代，水为五行之首，对于农业社会而言，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素之一，“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洛阳乃是中原的地理中心，自秦始皇第一次实现大一统之后，即使早期定都西安，洛阳依旧具有陪都的地位，东汉首次定都于洛阳。洛河是黄河的重要支流，演化出浓厚的文化符号特征，在古代中华民族的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

　　中国古代世界观之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色彩。水也是两面刃，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能危害四方。“甚哉，水之为利害也！”我们的先祖们认为，水可成为对人类有益的因素，但“谓水失其性而为灾也。”中国古人深刻地认识到水可以表现出来的破坏性质，“人主好破坏名山，壅塞大川，决通名水，则岁多大水，五谷不成也。”水不可能像人一样，具有自己好的或者坏的脾气性格，能否让自然界的水发挥人类需要的善“性”，全在于人的行为，“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

　　水的地位重要，洛河的地位神圣，对洛河发的誓当然也要充满敬畏之心。刘秀遵守“洛河之誓”、取信天下后，东汉相对稳定，维持了100余年的繁荣、稳定和扩张，享近200年国祚，文化、经济、科技、外交成绩斐然。而晋朝则命运多舛，即使从高平陵事变，司马懿背弃“洛河之誓”、完全掌控魏国开始起算，到西晋结束，只有67年。西晋东晋二者相加，虽说也在理论上有155年国祚，但其过程极为悲凉、艰辛，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衣冠南渡、王马“共和”，甚至连皇族血统都曾被人质疑。

　　当然不能纯粹用迷信的方式去解答东汉和晋朝的不同结局，但是历史事实也很清楚。司马懿打破了中国人心中的圣殿，打破了信仰，拿信仰当欺骗工具，必然导致信仰崩塌。自司马懿之后，再无载入史册的“洛河之誓”，中华民族的道德决堤，不得不重构新的道德体系。历代君王也试图从司马懿的晋朝悲剧中汲取教训，到了唐代，一次洛河水灾，唐太宗还要“帝引咎，令群臣直言政之得失。”

　　二、司马懿的无耻与精明

　　司马懿擅长利用冠冕堂皇的词藻，达到自己的目的。在高平陵事件过程中，司马懿为了使自己的政变行为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还向曹魏皇帝表忠心，“臣言‘太祖、高祖亦属臣以后事，此自陛下所见，无所忧苦，万一有不如意，臣当以死奉明诏’......天下汹汹，人怀危惧，陛下但为寄坐，岂得久安！......臣虽朽迈，敢忘往言！”“昔赵高极意，秦是以亡；吕霍早断，汉祚永世。此乃陛下之殷鉴，臣受命之秋也......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在这里，司马懿貌似一心为了曹魏江山，实则自己就是赵高篡诏、吕雉乱政、霍光废立，把他指责曹爽的罪行，反过来说他自己，倒是很贴切。如果司马懿诛灭曹爽是为了魏国好，他可以比肩周公，成为历史记载中的正面人物，但是他诛灭曹爽的目的，完全出于司马家族改朝换代的一己私利。因而，至少从魏家天下的角度上看，就不能不认为司马懿很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