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随想录（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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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以前，左派和自由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同民族-国家主义的矛盾是次要矛盾。2020年之后，随着公知在舆论场逐渐边缘化，民族-国家主义上升为主潮，其主要社会基础为官僚资产阶级和遍布体制内外的小资群体（包括民左和民右），左派同民族-国家主义的矛盾因此上升为主要矛盾，与自由的矛盾则下降为次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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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家们自然要行动起来。它向下层同胞呼吁，开始高呼祖国，把自己的私事冒充全民的事情。”——难怪资产阶级及一切修正主义者那么仇恨斯大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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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 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这段话，送给张桂梅的拥????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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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毛主席的某些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言论为民族-国家主义背书，是当下某些“左派”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可耻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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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把搞历史虚无主义的罪名推到公知头上，现在大多数公知都蜇伏下来了，没法推了，历史虚无主义却愈演愈烈，我们发现真正搞历史虚无主义的原来不是公知，而是来自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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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革命文化消费化，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是资本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它不仅不能起到主流宣称的传播和弘物革命文化的效果，只会加剧革命的深红化和成为一种以消费为主的粉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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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不断的斗争实践中，革命的精魂和真正初心才可能被激活和唤醒，才能使革命文化从博物馆回到现实，由一种资产阶级消费文化重新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这是一切共产主义信仰者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继承者必须承担的使命，作为青年，更应该积极主动承担这一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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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治者总是喜欢把人民支持和代表人民当作其统治的合法来源，但从来不说明“人民”的具体内涵：如果人民不能成为一个整体，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你代表哪一部分“人民”呢？资产阶级政客无法回答这样的质询，因为一旦给出真实答案，其执政的基础就坍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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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到秦晖先生一篇文章说，只有“外争主权，内争人权”，民族主义才是“良性”的。这可能代表了大多数右派的观点。我的看法是：只有当宪法上赋予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领导权和主体地位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民族主义才是“良性”的，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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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前，我创办《天下》杂志时，标举“多元视角，中国立场，天下情怀”的办刊理念，主张左派与右派、学院和民间对话。《天下》聘请的编委除了汪晖、韩毓海、王晓明、韩少功、李陀等新左派，也有秦晖、萧功秦、许纪森这些自由派。但就这，有的右派文人还指责《天下》太左，将其与《读书》《天涯》并列为新左派的重镇。我就是从那时起被湖北的某些右派文人视为极左和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可见一向宣称自由包容的右派们一点也不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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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阶段，左翼的主战场在网络。所谓“网左”是斗争的主角。什么时候主战场从网络转到现实，取决于主客观条件，超前了是左倾冒险主义，落后了是右倾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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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祥苓走了，谢芳也走了……但《智取威虎山》《青春之歌》和杨子荣、林道静永存，那一代红色经典永存，革命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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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芳的代表作除了《青春之歌》，还有改开后也曾风靡一时的伤痕电影《泪痕》，但现在大多数观众记得的还是前者，正如著名诗人贺敬之的代表作除了《白毛女》《雷锋之歌》《回延安》之外，还有歌颂“粉碎四人帮”的长诗《中国的十月》，但大多数读者记住的还是前者。精英有自己的选择性记忆，人民也有自己的选择性记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历史（包括文学史艺术史）是由人民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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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实践检验，“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判断千真万确，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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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题】以前“计划生育”政策是逼着人结扎绝育，罚款牵猪开除公职，一招比一招把人往死里整，“上吊不解绳子，喝农药不夺瓶子”。现在呢，完全颠倒过来了，不仅允许生二胎三胎，还变着法子逼着人生。接下来，不生孩子或不生两个甚至三个以上，会不会像以前那样罚款甚至开除呢？这种一百八十度政策转换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