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一个普通刑事案件，为何变成社会热点事件？

　　从已经披露的案情和细节看，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就是一个普通刑事案件，案情清晰、证据链完整，定罪强奸，符合法律精神，也符合社会正义。以案论案，这事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转化为社会热议事件的潜质。

　　从常理看，当事双方其实也没有任何理由将此事上升到难以调和的程度。事情发生后，女方虽然报警，但仅仅是报警而已，事后女方家人的几次三番的释放善意，尝试将事件妥善处理，未提出任何额外的过分条件，说明女方没有任何动力将此事激化。从第三方的视角看，女方家庭的处理方式，不可谓不理性，也不可谓不低姿态。从男方的角度看，当事人也一再表达对此事担当、负责、悔过，这也是符合情理和逻辑的处理方式。

　　但此案的吊诡之处在于两点：一是明明当时双方其实对问题的性质有清晰认知，且都有和解意愿，但最终却走向了死局，可以说是两败俱伤；二是明明此案在法律上没有好争议的，却莫名其妙成了社会热点事件，乃至于大有撕裂社会之势。

　　这种多输的局面，是个悲剧。在这个悲剧里，最大的受害者是当时的男孩和女孩。我们很难可以同情性理解这件事。他们其实就是一对普普通通的以结婚为前提的恋人，他们在正常交往，相互了解对方，也在测试对方的意愿，有信息不对称的地方。出现冲突，在所难免。哪怕是双方难以接受对方的行为，或是性格不合，最终关系破裂，也属正常。如果仅仅是两个人的事，问题其实并不复杂，青年人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麻烦就在于，从始至终，他们就不是两个人在谈婚论嫁。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双方的父母和哥哥姐姐在操持，他们自己反而是比较被动了。从表面上看，这就是一个极其传统的介绍婚。两家人相亲，大概条件匹配，年轻人尝试以恋爱的形式相互了解，两家人则按照地方习俗推进婚姻程序。恋爱和婚姻缔结，其实是两套并行的轨道。而从事实上看，是父母主导的婚姻缔结支配了年轻人的恋爱过程，而非相反。今日，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观（包括平等、相互尊重）事实上已经在年轻人群体中扎根，但他们却又客观上需要父母和家庭的支持，如此就不得不服从于地方性的习俗和规范。这种代际关系的错位，决定了此事处理过程中，真正当事人的想法（甚至包括权益），被忽视了。

　　事情发生后，双方父母可谓是表现出了高度的负责任，尤其是男方家人，甚至可以说是到了护短的程度。连当事人都承认做事有错，但其父母竟然还对此轻描淡写，全然不顾女方的低姿态。女方家长事实上也没有顾及女孩的真实感受，出事后的第一反应是第一时间将此事化解，尽量不影响双方的婚姻缔结过程。“可怜天下父母心”，双方家人已经到了包办代替的程度，但无疑是好心办坏事。由于是包办心态，双方父母甚至没有设身处地想想此事发生后，两个年轻人的具体感受，他们有没有和好的可能，如果有，也应该是通过恋爱的方式解决，而不是从婚约入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