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立明 李魏洋 | 抗战时期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思想要义与现实启示
【摘要】“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思想，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导抗战时期经济工作的理论财富。毛泽东以边区极端困难的财政经济环境为立足点，把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实现自力更生作为根本方针，主张通过劳动互助方式将群众组织起来促进生产发展，同时兼顾发展生产与厉行节俭，进一步提出必须学会全部和新的经济工作。这些思想论断为抗日根据地开展经济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包括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推动农民新型合作化及农业合作社组织化和市场化，将节约资源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不断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等。
毛泽东历来重视经济工作。早在1933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就提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强调“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1939年5月，毛泽东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因而“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不但应该会办政治、军事、党务和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1945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上号召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他指出党员干部会面临本领恐慌，必须不断学习，尤其要学会做经济工作，更从党生死存亡高度强调做经济工作的重大意义。抗战时期，毛泽东撰写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组织起来》《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必须做好经济建设工作》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为当时开展经济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对打破经济封锁，改善群众生活，巩固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学界有些论著涉及抗战时期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以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为核心，以同时期其他相关文献为辅助，拟分析解读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思想要义与启示。
一、以“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为出发点
立足当时中国革命整体形势和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具体实际，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明确提出主动把握和适应当时所处环境，是“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关键问题和出发点。
（一）缓解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情况是学会做经济工作的立足点
当时边区财政经济极端困难。1940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出现军民生活供应困难现象，1941年陷入严重经济困境。除日军“三光”政策外，国民党政府还对根据地实行“封锁”，甚至武装进犯，仅1939年至1943年，国民党政府就掀起三次大规模“反共高潮”。毛泽东对此评价道：“蒋先生不但食言而肥，而且派遣四五十万军队包围边区，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必欲置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后方留守机关于死地而后快。”为抗击日伪军进攻，抗日根据地大批劳动力上战场，影响了社会生产，革命力量处于下降态势。到1942年，解放区整体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严酷的环境和经济困境，是当时政策制定考虑的首要问题。1941年，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提出：“今年的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1944年，毛泽东在论述中国时局近况时指出：“我党困难仍是很多的，日寇将向我们施行残酷进攻，经济困难依然极大，决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基于上述客观实际，毛泽东不仅强调经济工作“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还“须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因此，缓解经济财政上的困境，成为当时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着眼点。
（二）分析把握具体环境是开展经济工作的出发点
依据当时所处具体环境，即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被敌人分割，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毛泽东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提出了开展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或原则。他认为，过去的经济政策是落后且不完善的，因为“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毛泽东主张摒弃“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抗战时期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洞悉过分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在游击战争环境中很难运行，且难以照顾各地实际，因而总结出“生产和供给就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这一方针“已被证明是解放区在当时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原则”。针对受封建地租剥削，使用落后生产工具，又是分散个体生产的农民，毛泽东提出“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两个方针，旨在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强边区物质保障。另外，在农村生产率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必须平衡军队建设与改善人民生活的矛盾，做到“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可见，毛泽东结合当时具体环境，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建设方针或原则。毛泽东强调“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思想，是抗日根据地解决财政困境的基本前提，为进一步发展抗日根据地生产建设提供了有效指导。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根本点
针对抗日根据地财政极端困难情况，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财政最终是由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同时严厉批评了不切实际的经济建设主张。1941年8月，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中指出：“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为保证经济工作顺利开展，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经济“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因此，毛泽东反对不考虑根据地客观条件，盲目提出建设重工业、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不切实际的观点，强调若脱离实际情况，“做起来不是效率快慢的问题，而是老碰钉子，根本没有效果的问题”。由此观之，解决当时财政困境，应积极推动适合边区实际的经济建设，才能提高人民经济水平，才能实现革命事业胜利。对此，胡乔木评价：“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成为中外革命战争史上仅见的大规模生产运动的思想基础。”
因此，“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就是要从抗日根据地的环境和经济实情出发，这既是对不断变化经济环境的经验总结，也是应对中国革命长期斗争的重要手段。
二、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实现自力更生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毛泽东不断强调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的重要性。他把自力更生作为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和解决财政困境的根本方针，强调只有充分动员军民走生产自救的道路，才能有效克服经济困难。
（一）做经济工作必须依靠自力更生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经济工作需要自力更生。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明确提出“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同年9月，在会见随北路慰劳团来延安的记者时，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在这里，不仅指军事斗争领域，他还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深层含义即经济工作中自力更生同样重要。陕甘宁边区政府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号召，实行生产自给。1942年，毛泽东专门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还评价：“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另外，抗日经费“都是由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可见，陕甘宁边区在生产自给中缓解了财政困难。故而，毛泽东指出“放手由各区自己生产解决，只有这一办法才是最可靠办法”。自力更生并非战时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时坚持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自给经济愈发展，我们加在人民身上的赋税就可以愈减轻。”自力更生是以发展经济为目的，本质上是为了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只有广泛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才能有机整合军队、机关、人民的利益，实现边区经济自给自足。
（二）发挥全体军民创造力才能实现自力更生
1939 年2月，毛泽东在生产动员大会上号召边区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开展生产运动。同年3月，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复电中指出：边区正发展生产运动，以备最困难时能自给自足。“根本之计在生产，请考虑在某些较稳固区域不但发动民众增加生产，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下）亦自己动手从事生产”。1943年7月，毛泽东提出动员全国军队、机关学校、农民、工人开展生产运动，“保护中小工业的生产，使之不受官僚资本与投机商业的打击。”概言之，毛泽东认为应动员所有人参与大生产运动，“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因而“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毛泽东极力倡导党政军民学共同、全面、系统有序参与大生产运动，尤其要重视党政军本身的生产，“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为此，鼓励各机关开展集体生产，“奖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部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人业余生产（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归个人所有”，以激发机关人员的生产热情。毛泽东呼吁“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他强调要发挥部队的“武力”和“劳力”，帮助群众生产，不断实现军民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发展自己，实现根据地的丰衣足食。毛泽东主张发挥劳动英雄或模范的带头作用，因为他们的努力和创造，便“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因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这意味着，毛泽东既注重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自力更生，也强调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才能实现自力更生。
（三）军民大生产重在粮食和日用品生产自给
在各项生产事业中，物质资料生产极为重要。毛泽东指出，“最重要的是动员全体人民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并对人民和军队的生产自给作出具体指示。针对群众生产，毛泽东提出要求：“因抗战与备荒的需要，必须增加生产，因此必须号召人民于两年至三年内普遍做到每户至少有一年余粮。”针对军队生产，毛泽东指出，应“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毛泽东列举晋察冀沟线外部队生产的成绩，“第四区队开设了一个毡帽坊，一个油坊，一个面坊，七个月中盈利五十万元本币。不仅解决了本身困难，而且游击区群众的需要也解决了。毛衣毛袜等，战士们已能全部自给”。显然，当时边区自力更生的关键在于粮食和日用品自给自足，从而保证边区基本物资供应，改善边区军民生活。
总体看来，在毛泽东相关思想指导下，边区党政机关学校80%人员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军队屯田效果显著，1942年，三五九旅开荒11000亩，种植粮食蔬菜和棉麻，成为屯田政策的模范。1943年，关中驻军“计划今年开荒24000余亩，较去年有巨额增加，预计今年可收获细粮4547石，草284.22万斤”。由此，边区经济发展得到促进，有效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保障了抗战物资供给，提高了军民生活水平，“现在我们不但不饿饭，而且军民两方面都吃得很好”。毛泽东评价：大生产运动在保证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适时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链条，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前进。
三、通过劳动互助“组织起来”发展生产
以互助合作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是促进抗日根据地生产的关键因素。毛泽东根据中央苏区经验，结合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传统，提出“劳动互助”的办法，认为“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强调“组织起来”是“生产制度的革新”，是继减租减息之后的“第二个革命”。1943年11月，毛泽东在边区劳模大会上明确提出，“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也是群众“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农业生产合作社得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因此，“组织起来”是边区生产发展的基本保证，合作社是“组织起来”的主要形式。毛泽东具体阐释了组织和管理合作社的前提和原则。
（一）发展生产的前提与关键
减租减息是开展劳动互助的前提。毛泽东强调，要实现“全部根据地的一律彻底减租”“减租之后，农民生产兴趣大增，愿意组织如同我们这里的变工队一样的互助团体，三个人的劳动效率抵过四个人”。可见，减租减息减轻了农民负担，为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劳动互助创造了前提条件。劳动互助是发展边区生产的关键因素。依据毛泽东指导，1942年底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确定了发展生产是边区的首要任务，急须有效组织劳动力，于是建立了变工队、扎工队、唐将班子等劳动互助组织。这些组织形式以人力、蓄力、工具的互助，把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人数从数十人到上百人不等，有临时性，也有永久性的。1943年10月，毛泽东提出：“实行按家计划（即以劳动互助合作实现“按户兴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过去江西红色区域称耕田队或劳动互助社）。”同年11月，毛泽东在边区劳模大会上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动员群众参与经济建设，提出在大生产运动中打造“一支劳动大军”。
（二）合作社要为群众服务
合作社必须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毛泽东阐释了组织合作社的原则：一是合作社的性质是为群众服务，不是个人的敛财工具，必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合作社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要想到群众。……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毛泽东赞誉南区合作社“打破了合作社的形式主义，认真贯彻面向群众，替人民谋利益的方针”。同时，他强调，“把合作社看作为少数工作人员赚钱牟利，或看作政府公营商店的观点”是错误的，应就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才能推动合作社规范建设。二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且“不限制社员资格，各阶层人民都可加入”。三是贯穿公私两利方针，“使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公与私的利益，个体与集体的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四是贯彻民主办社的方针，“根据人民的意见来改善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每一个社员都有平等权利”，“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顾与在自愿原则下（禁止任何强迫摊派），把绝大多数人民都组织到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合作运动中去”。毛泽东不仅对组织群众参与合作事业进行纲领性指导，而且对政府落实合作社政策提出要求，如“应该要求高小以上程度的学生，训练会计人材与经理人材，帮助各地合作社解决会计与经理的困难”“合作社工作人员，必须实行群众化”等，用于规范与完善合作社组织，促进劳动互助规模化、制度化。
（三）充分发挥党员干部作用
毛泽东重视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组织起来”中的积极作用。1943年7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要求共产党员深入农村，学会帮助农民做“按家计划”“组织劳动互助团体”“组织合作社”，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同年11月，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不仅需要帮助农民做按家计划、劳动互助，还要帮助组织变工队、运盐队、综合性合作社，发挥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在具体举措上，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要认识到组织群众生产不是“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而是实现“丰衣足食”的原则。由此可见，党员干部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办法，必须有效组织群众投入大规模生产运动。
因此，陕甘宁边区开展普遍大规模的劳动互助，相继创建了形式多样的合作社，最大限度将群众组织起来，解决了战时劳动力、劳动工具缺乏的难题，最大限度利用边区人力、物力，提高了生产效率。
四、必须兼顾节约与生产
要实现边区军民自给自足，还要兼顾生产与节约，更好推动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指出：“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因此，厉行节约并兼顾发展生产，成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重要原则。
（一）节约的目的是增加生产收入
抗战时期，面对边区的艰难处境，毛泽东认为，节约就是增加生产收入，可以更好发展生产，因而大力倡导节约、反对浪费。1941年10月，他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出：“要达到自给自足，单靠一个生产运动是不够的。虽说这是重要的，但还必须有一个节约储蓄运动来补助它。”1942年，毛泽东断言“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为此，“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精兵简政主要目的即节约，“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经济”。毛泽东进一步说明节约的重要性，“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支出，其数目还可以达到几千万元”。节省的支出可以更好运用于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福利。为此，毛泽东反复要求：“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和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在毛泽东厉行节俭思想影响下，1943年2月，陕甘宁边区颁布《简政实施纲要》，从合理经济、严格审计、加强经济监督、动员群众节俭、反对贪污腐化现象五方面规定简政节约内容，为切实爱护和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提供政策支持。正因此，无论是党的领导干部，还是部队与机关，厉行节俭、反对浪费成为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一个重要任务。这就大大减少了消费性支出，直接增加生产性收入，节约的资金也能更好促进边区经济建设。
（二）提倡节俭是更好促进生产
毛泽东不是片面提倡节俭和艰苦奋斗，而是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促进节约与生产协调配合。他指出：“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针对边区经济实际情况，毛泽东总结提出，“和生产相辅的是节约，必须尽可能地减少浪费”，必须“一面绝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由此，边区一面倡导节约运动，一面积极推进大生产运动，二者并举。例如，1944年，延安行政学院响应“生产节约，自卫备荒”号召，提出“全院三个月节约经费自给三分之二，预计节省800万元”，并实现“毛袜子1875双，毛衣60件，纺毛线47斤，共赚工资35万余元”。由于大生产运动成效显著，边区政府征收救国公粮的数量不断减少，由1941年20万石，减至1945年12万石，极大缓解了财政困难与群众负担。显然，通过节约辅助生产，既能减少机关财政支出，又能增加生产性收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也证明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边区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方针。
（三）兼顾节约与生产是长远经济规划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提倡兼顾节约与发展生产，不是为单纯缓解财政困难，而也是为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作长远规划。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会议上，他指出，生产的目的“不但应该使人民够穿够吃，而且应该使人民逐渐地有盈余”，经济发展不是“去枝枝节节地解决财政问题”，而是发展公私经济。毛泽东提倡节约，绝不是让人民“苦日子”，而是想方设法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论联合政府》展现了毛泽东对经济工作的高瞻远瞩。他明确提出：“任何地方都要作长期打算，避免滥用和浪费。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可见，经济工作必须在兼顾节约与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朝着更宏大的目标努力。
五、必须学会做全部和新的经济工作
抗战时期，毛泽东前瞻性提出必须学会做全部和将来必然会出现的新的经济工作。他注重对经济工作的长远规划，认为“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强调“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学习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部内容和新的经济工作。他号召“要大力学做经济工作”，“在两三年内学会做经济工作，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克服困难”。对此，毛泽东提出诸多具体要求。
（一）必须明确经济工作的范围
学会全部农村经济工作，才能实现“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从抗日根据地实际情况看，既要学会农业、工业建设，又要学会贸易、金融和财政工作。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三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在土地问题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他主张“耕者有其田”，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而为实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转变奠基。在工业上，不仅要实现工业品大部分自给，还“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在贸易、金融和财政工作上，毛泽东认为：“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其中，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中国共产党今后还要“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掌握大银行才能控制经济命脉。可见，毛泽东意识到只有准确把握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范围，才能全面做好经济工作，为革命与战争事业提供物质保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
（二）坚持“公私兼顾”，领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两重性
对待新民主主义经济，必须“公私兼顾”，领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兼有“联合”和“斗争”两重性。新民主主义经济既存在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又存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劳动人民个体经济。为实现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毛泽东多次强调公私两种经济的重要性，提出“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1944年12月，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努力地发展了公私经济，我们就能支持不论时间多久的战争，而使精力不至于枯竭”，而且强调务必使全体军民透彻认识这一点。因此，为实现战时经济发展，做经济工作就必须学会大力发展公营和私营经济。毛泽东明确要求将政治与经济区别开来，“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封建经济，不会阻碍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于是，毛泽东提出，应注意调节劳资矛盾，“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显而易见，学会做经济工作，不仅要公私兼顾，而且要正确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促进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为目标，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纳入统一战线。
（三）把握新的经济工作与重点方向
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准确把握转移到城市后将面临的新的经济工作及其重点方向。1944年，他已开始关注和考虑城市工作问题，提出“我们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则到了那时将无所措手足”，必须“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唯有如此，“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建成新民主主义国家既需要发达的农业，又需要完善的工业建设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因而，毛泽东明确指示，党员干部必须两三年内学会全部经济工作和准备新的经济工作。他认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而且“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做好经济工作的标准与指导方法，批评了一些错误倾向。1945年初，他将党政军工作人员是否学会经济工作的标准确定为军民生活是否改善，农业、工业、贸易是否上涨。学会做经济工作，不止完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目标，还须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错误倾向，纠正“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注重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等错误观点，落实发展生产的政策，实现“耕三余一”的目标。因此，做经济工作一定要有长远眼光，既要从总结实际经验出发，也要为将来的经济建设做好思想和实际准备。
六、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思想的现实启示
在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思想的指导下，边区党政军民全面统一思想，动员全部力量，开展减租减息、大生产、劳动互助、评选劳动英雄模范等运动，成效显著。当前中国的财政经济基础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当时边区极端困难时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毛泽东在抗战时期阐释的“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思想始终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一）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
毛泽东以“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为出发点，纠正了当时党内轻经济、重军事的片面观点，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到经济工作对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调动了边区群众发展生产积极性，为根据地战胜困难奠定了思想基础，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同样必须正确认识和应对当前经济发展面临问题。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同时应看到，我国经济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即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习近平阐释当前经济发展五个重大问题，包括正确认识、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初期产品供给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碳达峰碳中和。因此，制定经济政策应基于上述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切实可行方案，尤其是要自觉用党中央对当前形势的科学研判统一思想、意志、行动，既把握大势、坚定信心，又正视困难、保持清醒。只有从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内核永不过时
为克服抗日根据地经济困难和争取抗战胜利，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并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开展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实现了粮食、生活用品和办公用品的自给。这不仅使边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壮大了根据地的经济基础，而且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定走自己的路的信心和决心，成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习近平多次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为此，习近平强调，“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依靠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新创造发展壮大自己，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发展”。为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党中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相继出台《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及系列配套措施。习近平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且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并要求“必须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好，增强我们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因此，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自力更生，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浪考验。
（三）通过新型合作化推进农业现代化
抗战时期，毛泽东主张通过劳动互助将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其中建立各类合作社是组织起来的重要形式。由此，加强了对敌经济斗争，促进了边区生产事业的发展，支援了抗战供给，也改善了群众生活，增加了群众收入。习近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合作化思想。在梁家河任大队书记和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带领农民探索共同富裕之路，深入研究农民新型合作化道路问题并进行理论探索，鲜明指出中国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发展路子。2020年9月，习近平强调“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努力为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开创我国供销合作事业新局面”。2022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小农户服务好、带动好。”进入新时代，农民新型合作化及农业合作社组织化和市场化，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农村“要走组织化的市场化发展路子”重要思想，不仅是对毛泽东合作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为解决分散的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发展难题、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农业生产方式和维护农民根本利益，提供了明确方案和理论指导。
（四）坚持把节约资源贯穿于经济发展全过程、各领域
毛泽东明确要求做经济工作必须坚持兼顾发展生产与节约。中国共产党始终提倡发展与节约并重，由此才能战胜千难万险，不断在磨难中成长、奋起。当前，高增长背后是粗放型发展带来的巨大代价，亟须转变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2021年，习近平提出：“要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领域节约行动。”重点在生产领域开展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在消费领域增强全民节约意识，广泛开展创建绿色机关、绿色家庭、绿色社区、绿色出行等行动。2022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指出，“坚持把节约资源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提高能源、水、粮食、土地、矿产、原材料等资源利用效率”。可见，要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节约与发展生产并重，坚决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发展生产与节约资源结合起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
（五）不断加强学习以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
毛泽东认为，很多干部会面临“本领恐慌”，因此必须加强学习，把握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全部内容以及即将出现的新的经济工作，包括要学会“公私兼顾”。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发展，“三新”经济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不断攀升。另外，民营经济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因而，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为此，领导干部应不断学习、增强本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要求，领导干部要增强“八种本领”，其中，增强学习本领位于第一位。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强调要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2023年2月，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必须“增强斗争本领”，提升能力，“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同年5月，习近平强调，“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及时填知识空白、补素质短板、强能力弱项，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习近平还指出：“如果不抓紧加油充电，不主动学习适应，自以为是，盲目自大，就干不好工作，有时还会铸成不可挽回的错误。”显然，面对新形势和新情况，领导干部的本领和能力高低决定高质量发展能否顺利推进，关乎党中央战略部署能否有效推进，必须不断提升党员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作者简介：万立明，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魏洋，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8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