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松：绑架马杜罗之后，美国真能赢得委内瑞拉吗？
✪ 李汉松
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助理教授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员
柏林自由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导读】2026年元朔肇新，却已岁凶扰攘：特朗普政府酝酿数月之后，终于在炮击拉瓜伊拉港、蒂乌纳军营和卡洛塔空军基地的掩护下，在黑鹰战机和支努干运输机的低空轰鸣之中派出三角洲特种部队，于1月2日凌晨2时悍然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夫妇。这一行动发生之后，再回头看“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便很难把它当成一次孤立的修辞尝试了。
当在“自由国际秩序”中理应享有“主权豁免”的马杜罗，最终将会出现在以食物发霉、冬冷夏热、缺衣少药著称的纽约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之时，美委危机的国际震荡，才刚刚显露端倪。
审视其前因后果，我们需要从长时段与大结构中回答三个问题：
（一）如何从美国武力干涉拉美的悠久传统理解此次抓捕马杜罗行动？
（二） 如何判定这场夜袭的性质与后果？
（三） “后马杜罗时代”的国际法律与区域秩序将何去何从？
本文原载于新天学社公众号，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马杜罗被捕之后
——美国拉美干预的长时段逻辑、拘捕式战争与国际法裂变
▍“长时段”中的马杜罗抓捕
美国威压委内瑞拉，做实了“门罗主义”的“懂罗中兴”，也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武力干涉拉美的悠久传统增添了最新案例。昨夜的卡拉卡斯见证了1961年“猪湾事件”的反事实脚本。不同的是，这次在国际社会做出反应之前，入侵者便已摘取了战果：目前，马杜罗正戴着眼罩和手铐步入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不久前曾经访问，呼吁美国大兵守义抗命的纽约市区。如果抛开我们对“自由国际秩序”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的欧盟园林式印象，静观之、细思之：入侵委内瑞拉并不是大数据中的异常值，但抓捕马杜罗却出自一系列特殊的组合导因：这是美国在国际秩序裂变而自身霸权下行的形势下、国内政治两极化而国外对手结构性迫近的语境下，打着反毒反腐的名义，短时间低成本但不一定高回报的一次“手术式”移除异国元首的特殊行动。
（美国武装干预拉美的六个典型案例
前因后果比较，作者整理）
（美国武装干预拉美的主要因素：内政压力、
战略资源、盟友影响比较，作者整理）
尤其可圈可点的是，1989年美国逮捕了“国军远朋班”优秀毕业生、巴拿马总统诺列加（Manuel Antonio Noriega Moreno）：老布什政府剑指巴拿马，解押诺列加赴美受审，形成了拉美元首刑事化的一大先例。比较可见，1989年的巴拿马和2026年的委内瑞拉兼具三个因素：
①博取战略资源：中美门户、石油海权
②纾解国内政治压力：老布什急于撇清其在CIA时与诺列加的关系，也希望一洗“越南综合症”，巩固民意支持，而特朗普则面临党内外的中期压力，急于立功扬威
③老布什、特朗普各自绕过了国会实施侵略，事后同样轻蔑无视国际各界谴责。
（1990年1月3日诺列加向美军投降并被移交美国）
与此同时，巴拿马与委内瑞拉也有三点显著差异：
①老布什在美国霸权巅峰时期惩治叛离友邻，而特朗普则在霸权下行、战线压缩、“剧场”切换的变局中扬刀立威；
②美巴冲突并未上升到冷战层面——诺列加与美国交恶后才作势左转，而委内瑞拉与中俄合作更为密切，威胁了“懂罗主义”的基本设定；
③布什击溃了巴拿马主力，但特朗普却绕过主战场绑架马杜罗，将国际冲突“刑事化”处理。
（马杜罗被押送抵达美国缉毒署（DEA）办公室）
因此，在拉美语境中，除了战略资源（石油）、盟友规格（中俄）、内政压力（中选），我们还有必要考虑“生擒敌首”这出大戏的表演性。勉强达成了美国要从多极化世界秩序中撤回西半球这一共识后，特朗普政府强烈渴望证明自己的区域称霸能力。因此，美国此次着力避免陷入正规战泥潭，而是尽力活捉总统的戏剧性，是为了奠定短期未来拉美各国领导对西半球霸主的敬畏之心。
▍拘捕元首，而非系统政变
202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委内瑞拉反对派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Parisca），这是新保守阵营通过“支配规范”为委内瑞拉政变铺平了合法性道路。但是特朗普政府出手固然果断，却并未选择在战场消灭武装、占领土地、督导政变，而是绑了马杜罗扬长而去，远离卡拉卡斯，将战场设在了布鲁克林拘留所。这究竟是一次绑架，还是一次政变？绑架能否导向政变？政变又能否为全新的“懂罗主义”奠定新规范基础？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的女儿安娜·科里娜·索萨·马查多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
特朗普信誓旦旦道：过渡时期，美国要代为“统治”委内瑞拉，但实际上委内瑞拉的国家机器并未完全损毁，美国也并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支配卡拉卡斯的方式。目前，代总统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和她担任全国代表大会议长的豪尔赫罗德里格斯（JorgeRodríguez）均无屈服美国的任何迹象。不论是否何种合法性动机，代总统与内政部长卡韦略（Diosdado Cabello）双双谴责美国野蛮入侵，直斥美国觊觎石油，措辞激烈。鉴于目前国际社会的一致异议：欧盟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联合国表示此举是“危险的先例”，美洲国家组织比较克制，但也强调要尊重“美洲间法律框架”，呼吁委内瑞拉回归现有的宪政基础。区域内，墨西哥、智利、巴西、哥伦比亚纷纷谴责美国霸道行径，而即便是北约内，英、法、德三国也纷纷强调回归《联合国宪章》，遑论中俄。这样的国际舆论环境虽然远远无法制约美国的单边行为，但也足以为卡拉卡斯政权注入强心剂，提供不立即向美国投降的动机。因此，美国此次“手术”虽然高效率、低成本，但无法实现政变，因此不能保证战略资源的掠取。长期而言，对拉美领导人的个人安全震慑也无法系统性排除中俄等竞争对手的结构性影响。
▍后马杜罗时代的国际法律秩序
抓捕马杜罗是国际法律秩序裂变这一大语境下的特殊事件：回归西半球的美国重立武威，其长期效果是配合俄罗斯进一步推动了国际法的选择化、地缘化、多规化。事实上，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维也纳会议，从巴黎和会到万隆会议，争鸣中的“国际法”一直伴随着赤裸裸的大张挞伐，一路嬗变至今。置于历史语境之中，特朗普此次的“王赫斯怒”“执讯获丑”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异举，而是一次有政治经济动机、有震慑警示效果、但不论于威于信，皆有限度的跨境侵伐。
至于国际法的法律性，自哈特（H. L. A. Hart）“原始法”、凯尔森（Hans Kelsen）“最大共同体”（civitas maxima）之辩以来，各界各学，莫衷一是。1990年代固然一去不复返，但即便是我在柏林自由大学的“教义派”同事，也从不认为国际法是司法管辖权白纸黑字、逐词累句一一执行的实证法，而是基于多重多边治理上下求索的一纸蓝图，更是多极多方共塑重谱国际规范的修辞规则。如若每当美国侵伐一国便宣布国际法“死亡”，恐怕便有些“好为人（入殓）师”之嫌了。与其哀叹国际法“法将不法”，不如以现实主义的冷静去追逐规范主义的愿景，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国际规范之争中。比起眼罩和手铐，国际社会的变革终究要由共同正义的观念来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