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权读鲁迅《故乡》| 乡土中国的士绅变局
原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熊权老师的文章《乡土中国的士绅变局——鲁迅〈故乡〉的“失故乡”史》。在本文中，熊权老师首先通过详尽的史料考证与文本分析，揭示了鲁迅家族从繁华到凋零的变迁过程，以及这一变迁如何深刻影响了鲁迅的文学创作与思想轨迹。熊老师特别剖析了鲁迅对祖父周福清“避谈”现象，指出这既是鲁迅对家族历史的隐痛，也是其对科举制度批判的深刻体现。《故乡》一文作为一面映照中国社会变迁与士绅阶层命运的镜子，不仅体现了鲁迅对乡村落后的批判，而且呈现了鲁迅关于乡土重建的思考。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1期，感谢各方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文/熊权
《故乡》是鲁迅抒写乡愁的传世之作，其艺术性特别受到重视，被誉为“主观的抒情”[1]、《呐喊》的艺术压卷之作[2]，作为白话文典范长期入选语文教材。但在诞生之初，它并不那么引人注目。胡适1922年写《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谈《呐喊》时只提《狂人日记》《阿Q正传》，茅盾1923年的《读〈呐喊〉》一文中也完全将之忽略。究其原因，《故乡》问世的1921年新文化运动还在延续，但小说大段追忆旧事，特别末尾“我”自述前路未明，明显不符合狂飙突进的时代主潮。
《现代小说过眼录》1945年7月初版
鲁迅自述写成《呐喊》诸篇，因为“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3]，《故乡》当然包含难以忘却的“旧梦”。已有研究往往将“我”视为一个与故乡严重隔膜的、新式的知识分子，本文侧重“我”与故乡、故家的血脉相连。隋唐以降，中国读书人主要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士绅精英。取得高阶功名者，进入“在朝”官僚体系；取得秀才及以下功名的，往往“在野”发挥沟通官府与民间的功能。士大夫告老还乡以及常驻地方的乡绅群体，成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4]清末废除科举令士绅群体失去生存根基，流向城市谋职、谋生成为一种普遍趋势。鲁迅家族的众多子弟走读书应试之路，数代延绵为绍兴书香门第。沿着前辈科考轨辙，鲁迅也参加过县试，[5]但后来留洋求学、举家迁离乡土，堪称士绅阶层蜕变的典型个案。
费孝通、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初版
鲁迅谈乡土文学，曾提出“侨寓文学”概念，强调写作者是“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6]同样，《故乡》并非思乡回归，而落在流动、变迁的历史过程。它是跨越时空的抒情美文，同时是一篇讲述士绅阶层“失故乡”的历史叙事。在“说什么”的层面，小说主要描绘“我”返乡所见的闰土、杨二嫂等；在“怎么说”的层面，则通过人物沧桑隐射“我”经历的家变乃至士绅文人生活道路之变。在小说中，鲁迅将留白艺术、解构策略融入家史心史，铸成独具韵味的中国式乡愁。
一
诗史之间的仕宦家族往事
众所周知，《故乡》的主体情节源于鲁迅1919年12月的一次返乡，包括告假赴绍兴，售卖祖传老屋，带母亲、朱安等家眷迁居八道湾宅院。限于篇幅，《故乡》无法像《红楼梦》那样细腻展现社会历史风貌，但同样有“将真事隐去”的深奥。字里行间“泄露”的陈年旧迹，表明“我”生长于一个曾有繁华的仕宦家族，也掩藏着鲁迅的家事记忆。
鲁迅与李大钊 八道湾胡同11号
当“我”为卖祖屋返乡，众多亲戚乡邻登门。杨二嫂、闰土作为主要人物，承担揭示家族昔日繁华的功能。杨二嫂一门心思占小便宜，她故作惊叹地恭维“我”飞黄腾达，不必吝惜屋里的东西：“迅哥儿，你阔了……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当时已进入民国数年，她还是满脑子清朝官制排场、认为“阔了”必定当官，也可见一种对“我”承荫家族的想当然。“我”终于见到童年好友闰土，他却恭敬地喊“我”一声“老爷”。这称谓阻隔长大后的两人，也体现现实中悬殊的社会地位。在传统中国，“老爷”并非普通称谓，而标志科举功名：“进了秀才以后，则大家便不肯直呼其名，皆以先生呼之，中了进士以后，则所有乡亲，都称他为进士老爷，不但不肯呼其名，且连姓也不说，都直呼其为进士，且仍必加老爷二字。”[7]
在鲁迅笔下，有许多被科举赋能的“老爷”“大人”。《阿Q正传》就提到一个毋须称名道姓、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又提到“父凭子贵”的赵老太爷、钱老太爷：“（他们）除了有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夫文童者，将来可怕要变秀才者也”。凡参加科举考试的都是“文童”，通过县、府、院三级考试后才能晋升秀才。“文童”虽然只是科考起步，却足以让乡民们推重。遑论《离婚》里的慰老爷、七大人，简单几句话就让泼辣的爱姑胆怯退缩；《孔乙己》的丁举人私刑打残孔乙己，街坊邻里却一律认同；《祝福》的鲁四老爷是个说话不多的监生，只言片语间就颇有威仪……
此照片摄于1912年。前排左起顺序依次为：羽太芳子、鲁迅母亲鲁瑞、羽太信子（怀抱周丰一）、后排左为周建人、右为周作人。
杨二嫂、闰土对“我”二十余年的异地谋生一无所知，他们或恭维或恭敬，一方面不脱学而优则仕的老观念，一方面直指家族承传——“我”本出生仕宦之家，从曾经的“少爷”变成了现在的“老爷”。从“我”追忆初遇闰土，可以一窥这个家族的规模。那年家里操办“大祭祀的值年”，少年闰土登场：
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他（家里帮工的“忙月”——引者注）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8]
传统祭祀仪式只能由家族男性长者或其嫡子孙主持，“我”家三十多年才轮到一次，可见开枝散叶，至少已繁衍出三十多个支脉家庭。“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表明这个大家族注重仪式且操作流程熟练，具有浓厚的尊礼意识及经验。
《越城周氏宗谱·序》
隆重的祭祀仪式是鲁迅自小就熟悉的。周作人写《鲁迅的故家》设专章谈“祭祀的值年”。“会稽周家是一个大家族，大家族的维持依靠一种经济的关系。各房的祖宗常留有田产，叫作祭田，由派下的各房轮流收租，轮流办理上坟祭扫及做忌辰等事情。”[9]周建人解说“祭祀的值年”更具体，“祖宗留下田产，叫做祭田，由各方轮流收租，轮流办理上坟祭扫和做忌日等事情，这就叫做祭祀值年”。[10]按照他的说法，如果“值年”把祭祀办得既体面又节俭，田租盈余的部分还可作为他们的酬劳。
周以均编《越城周氏支谱》（即鲁迅所属周氏的家谱）
鲁迅所属的新台门一脉有隆重的“佩公祭”，可支配田产达160亩，由其下智、仁、勇三房支轮值[11]。周氏兄弟初识童年伙伴章运水（闰土原型），正逢家里轮值“佩公祭”，他被父亲带来看门。孰料周氏曾祖母当年除夕去世、仓促办丧，运水又承担起看守祭器的任务：“我的哥哥们都和他在一起，听他讲海边的故事，帮他一起看守祭器。”[12]留在周氏兄弟印象里的祭祀，既是故乡的悠久习俗，也是一个大家族人丁兴旺、物资充盈的盛典。
二
追溯家史的叙事“留白”
既然老屋曾有“聚族而居”的盛况，为何落得人口凋零乃至卖绝房产？耐人寻味的是，《故乡》完全不提家族破落原因，对邻居杨二嫂、童年玩伴闰土细致观察，却极少说家族里的故人故事。这一“留白”呼应鲁迅笔下的“避谈祖父”现象，是值得剖析的言说策略。
鲁迅“避谈祖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其笔下鲜少涉及祖父：“祖父在家族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及其对鲁迅个人的重要影响，与他的缄默与回避之间，存在着近乎谜一般的反差。”[13]《故乡》说家族往事只寥寥几笔，惯例不提祖父：“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父亲还在世”和“家景也好”相提并论，似乎父亲去世才发生家景凋零。
鲁迅祖父周福清与祖母孙氏、继祖母蒋氏彩绘像
在鲁迅的自传文字中，将“父亲的病”与家变并置属于常见：“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14]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呐喊·自序》追忆“家道中落”：“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15]追溯家事讲父亲生病，又细节描述遭受治病筹资之难，极易让人误解是父亲的病导致经济拮据、令家境“从小康坠入贫困”。
实际上，“父亲的病”只是“家道中落”的次要一环，鲁迅祖父周福清陷入“贿考案”才是家族溃决之始，也是致命一击。在传统中国，大家族繁衍发展的关键不在于财富积累，而有赖历代子弟科考入仕，是谓“士绅继替常轨”[16]。鲁迅家族有悠久仕宦历史，祖上明代正德年间定居绍兴，自第一世祖以来共计出过一个进士、三个举人和数个秀才。六世祖周煌（韫山公）中举，令家族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韫山公生七子。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大族焉。”[17]
《鲁迅故家的败落》作者: 周建人 周晔笔录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08-01
鲁迅祖父周福清，即周氏家史上唯一的进士。他1871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不仅给一门一户带来荣耀，也成了整个家族振兴的节点。周氏值十一世（鲁迅曾祖辈）出现颓势：“十一世值太平军起义以后，遭受兵燹影响，损失甚巨，各房族多致一蹶不振，甚或流离失所。”[18]周福清登上功名顶峰，恰如给颓势家族注入一剂强心针。周氏族人常津津乐道周福清中进士、点翰林的往事。当时六个报子各持一面锣，狂敲到东昌坊口报喜：“厅堂里黑压压地跪着一群人，全是覆盆桥周家的房族。”[19]杨二嫂、闰土对“我”的恭维与恭敬，岂不积淀着周氏仕宦的风光记忆？
鲁迅家族先祖科举功名情况，作者参考房兆楹《关于周福清的史料》整理
然而，周福清成也科场败也科场。翰林院“散馆”后，他外放当知县被休职，后来终于返京任“中书阁”——一个以抄写为事的七品官。[20]官运不佳在其次，一桩“贿考案”让周福清跌入谷底。他眼见儿子周用吉屡考举人不中，冒险贿赂主考官。事情败露后，周福清钦定“斩监候”落狱，周用吉被褫夺秀才功名而且永不准参考。“贿考案”令周氏族人颜面扫地，最致命的是抽空了整个家族依赖的文化资本。
对家声、家运而言，父亲的病和祖父贿考孰轻孰重？鲁迅当然知晓。他难以消化“贿考案”，以至“默杀”祖父。[21]因为“对祖父贿考案一事有一种痛定思痛的隐痛”，与祖父情感疏离[22]……《故乡》隐去老屋颓败的前因，却“不经意”提及父亲在世光景，亦是“避谈祖父”之一例，造成言有尽意无穷的留白艺术。
三
因“爱”共情：从反思父祖到科举批判
从父祖的科举荣衰，鲁迅深味惨痛与无常。他跳出归责子孙思路转向批判科举制度，反思士绅文人生存方式。然而冷峻批判之下是浓烈的爱，鲁迅对祖父情感疏离却不吝袒露“很爱父亲”。他以台门人物为原型描绘与父亲类似的科举失意者，对这些“失败者”“弱者”同情和共情，补充了《故乡》里讳莫如深的家族败落史。
鲁迅虽然“避谈祖父”，但查《鲁迅全集》还是有两处直接提到祖父，均简述祖父科举事迹，仿佛触及一个“客观样本”。其一，见于1912年9月21日日记：“季市搜清殿试策，得先祖父卷，见归。”其二，见于1933年6月26日致王志之信：“《年谱》错处不少，有本来错的（如我的祖父只是翰林而已，而作者却说‘翰林院大学士’，就差得远了）。”1912年的鲁迅任职北京教育部，有意或无意看到了祖父的殿试卷，有所触动记下一笔。第二处书信，特意向友人辨析祖父入选翰林院的级别，可见对当年的科考情况了然于胸。
鲁迅将祖父视如“科举样本”，实有理智上的不以为然。家变发生后，周福清认定祸根是子孙不孝。1896年周用吉病亡时，尚关押在狱的周福清写下挽联：“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顿成大觉；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白发人送黑发人本是大悲恸，但挽联的谴责远胜哀悼。上联责备儿子无担当，抛下孤儿寡妻。下联自责不能好好教养、辜负亡妻，还是直指周用吉不成器。也正在这一年，周福清写下垂示子孙的《恒训》：“爰将生平所闻见者，可法可鉴持身保家之道，备述此编。”[23]在内容、写法上参照《朱子家训》一类旧式教化文，布满教诲之词。
周福清狱中著《恒训》，鲁迅手抄
无论是写挽联谴责儿子还是写《恒训》教诲后辈，周福清俨然长者姿态。即便“贿考”，那是为了延续家族荣光，他毫无愧怍。周建人目睹祖父出牢后的言行：“我们全家发觉，这八年的监狱生活没有使他有丝毫的改变。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他变得更锋利尖刻，更肆无忌惮，更愤世嫉俗了。”每逢家里进祠堂、拜忌日等，祖父都郑重其事地穿上补服顶戴，表示虽被革职还有诰命在身。[24]据周作人回忆，祖父回家后常常斥骂祖母、刁难儿媳，闹得不安宁。对他也极为严苛，即便上街买菜也坚决不允许脱去长衫。祖父从监狱才返回两个月，他就起了“脱逃”念头，终于赴南京求学。[25]
与周福清的自以为是截然不同，周用吉是一个有愧的失语者。世家子弟举仕，主要发扬孝道：“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26]周用吉屡考举人不中，已背负“不孝”之名。“贿考案”发，他承受更多谴责且过不了自责这一关。他临死时一边喃喃自语“呆子孙，呆子孙”，一边用手拍打自己。这一幕烙印在幼年周建人心中：“我父亲好像已经看透了人生，憎恶这世间，但他不责备任何人，似乎只怨恨自己。”[27]
祖父归责子辈，父亲自承有罪，鲁迅都不认同。他从不说祖父“造衅开端”，但讲家史从父亲开始，就是有意将他抬为一家之长。那么置祖父于何地？他未曾顾及。鲁迅行文向来节制，却不吝袒露对父亲的“爱”。《呐喊·自序》说起“旧梦”，追溯到“父亲的病”。他把自己决心学医也归因于“救治像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动情诉说那是年轻时一个美满的“梦”。[28]他最不能忘记父亲临死之际的痛苦，深悔听信衍太太在父亲咽气当口大喊，直言“我很爱我的父亲”，即使成年后也没有改变。[29]
鲁迅父亲周伯宜像
在苛刻暴躁的祖父面前，父亲是遭受斥责的子辈；相对于科考发达者，父亲是一个沉默的失败者。鲁迅站在作为弱者的父亲一边，以“爱”之名冒犯家族伦理。他将难以争辩的事理融入笔下科举世相，批判社会的森严等级。鲁迅塑造的科举人物蕴含父亲以及众多家族人物的失败史，从具体个人揭示群体性，将原型人物升华为具有广泛辐射度的典型人物。[30]
《白光》中的陈士成屡考不中精神失常、最终落水身亡，是以周福清族弟周子京为原型的。周子京原名“致祁”，因羡慕周福清中进士、入翰林院，遂改名“福畴”。然而他数年出入考场，直到侄辈周用吉中秀才，还是一无所获。陈士成因屡次落榜精神失常，深夜从床底挖出一个骷髅头，这阴森场景的“本事”就是周子京发疯。周子京听信祖先在新台门里埋了宝藏，曾在房中挖掘一无所获。遭受科考、挖宝等失败，他逐渐变得疯癫：“他在房里自怨自艾，随后又自己大批巴掌，用前额磕着，并且大声责骂：‘不孝子孙，不孝子孙……’。”[31]有一次疯病发作，周子京先点火自焚接着投水，被捞上来还是断了气。
鲁迅笔下著名的人物，孔乙己的悲剧众所周知。孔乙己形象关联着周氏兄弟的家族记忆，是他们儿时常见的、出入台门的孟夫子：
街坊有一个绰号孟夫子的，也常常到大书房来，他是一个很穷的读书人，衣服十分破旧，但还是一副文绉绉的样子。他有时看他们下棋，有时看他们读书，有时也顺手拿一部书出去，被玉田公公碰见，问他为什么偷书，他总是回答：“窃书不算偷。”[32]
孔、孟皆落魄，形成文本内外有意味的对照。鲁迅把孟夫子的话挪为孔乙己的自辩，既讽刺也怜悯。他们的失败反衬丁举人之类的得势者，反映科举制度的“一体两面”。上位者作威作福滥用私刑，下位者颜面丧尽无以谋生。当不合理的制度戕害人性，入局者无一幸免。
失意潦倒成为科举牺牲品的，何止周子京、孟夫子？从父亲辐射开去，周氏兄弟还目睹众多家族长辈的考场失意。姨父阮士升、郦拜卿，小姑父金雨辰，舅父鲁怡堂、鲁寄湘等都是多年“考友”，各自拎了考篮考了二三十年，都没有能够脱落蓝衫换紫袍。大姨父阮士升发疯死掉，特别类似陈士成、孔乙己的悲剧：
有一年大姨父赶考回来，神色异常。他说，在考试时，突然发台风，把考棚顶吹掉，把他的考卷也吹得无影无踪，他很伤心，因为这次考试是他生平最得意的，是肯定会中的。虽然大家劝慰他，但他的呆病越来越严重，终于死了。[33]
四
“留白”解构传奇：士绅子弟一代的流徙
既然看透科举弊恶，在鲁迅心目中，倚靠这种制度的家族繁华也变得虚无。《故乡》明写闰土、杨二嫂的沧桑，暗线慨叹家族荣光不可追，明暗交织构成双重解构。一方面，小说解构“英雄美人”的古典传奇——讲述“藏碗碟”的留白尤其增添了浓重一笔；另一方面，解构以故家为象征的乡土中国传统，正视士绅子弟一代必然的“失故乡”命运。
《故乡》末尾，杨二嫂、闰土再次登场，形成首尾呼应的文本结构。这次，杨二嫂跑得飞快地拿走“狗气杀”，老实木讷的闰土却被揭发“藏碗碟”。如果说“西施”老去、跌落世俗是巨大落差，“小英雄”背上窃贼的嫌疑更加令人感慨。闰土是否藏碗碟？这个问题一度引发争议。严家炎认为藏碗碟的是杨二嫂，误认闰土反映了“区域视角”的局限。[34]但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小说隐晦指认了闰土藏碗碟，日本学者藤井省三以此为触发点还写出了一部洋洋大著。[35]
《故乡》讲述藏碗碟事件的“留白”，是引发争议的重要原因。登船离乡之际，“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然而文本只记录母亲转述杨二嫂的话：“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的话是否可信？“我”的想法付之阙如，只写内心感受：
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为何此时此境，小英雄形象“忽地模糊了”？“我”初见中年闰土产生隔阂，但少年闰土的光彩毫不消退。直到听母亲谈“藏碗碟”，小英雄形象“忽地”变得模糊。接着，小说闪回海边图景：“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对比“我”的第一次想象，景物无改，唯独缺席了刺猹小英雄。
继隐去家族没落史，《故乡》讲述“藏碗碟”再次制造“留白”。文本的连续省略，将“藏碗碟”设置为一个“开放性结构”——真假难以分辨、答案并不确定。与其追问究竟谁“藏碗碟”，不如关注小说为何写“藏碗碟”事件。小英雄“忽地模糊”以至“缺席”，仍然无法求证是否闰土“藏碗碟”，但“解构英雄”的意图呼之欲出。少年闰土为防守祭器被偷而登场，在故事末尾却背上小偷嫌疑，反转之遽出人意料。讲述“我”的返乡故事，鲁迅会想起自己的家事吧？功名盛极的祖父沦为科场舞弊的囚犯，也是那么出人意料。诗史互动之间，明暗有对照，虚实有羼杂，小说家精心结构文本内的张力。鲁迅确实说过，对旧事“偏苦于不能全忘却”，但欲说还休，不提也罢。
周福清手书翰林匾，现悬挂于绍兴鲁迅祖居
英雄美人是传统故事里光彩夺目的主角，《故乡》却制造“美人”老去、“英雄”消失的巨大落差，彻底解构古典传奇。现实中，鲁迅的举家搬迁也颇有“解构”意味。1919年年底回绍兴卖出老屋前，他与家人一起烧掉了许多东西，连祖父从江西任上带回的万民伞，皇帝赐予祖父和曾祖母、祖母的两个诰命都付之一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不顾家人疑惑，决定烧掉祖父的日记——足足有桌子那么高的两大叠。或许，这是他认为的象征仪式，诀别士绅文人为官、为臣的生活模式。
“新的生路”得以显现，不仅在于勘破家族伦理、科举制度，还需遇到大变动的时势。科举制度的选拔与赋能，让那些居庙堂之高的士大夫尊荣无上，处江湖之远的乡绅也能备受推崇、衣食无忧。自1905年废科举，士绅群体唯有改习新教育才能获取适应社会的技能。他们不再限定于“官—绅”的单一流动，而是流向教育、文化、法政、行政、实业等现代职能行业。新式教育兴起之后，大学多在通都大邑，中学也多设在省会一级城市，绝大部分谋职、谋生机会出现在交通和信息的枢纽之地，读书人的生活场所、活动空间势必向城市转移。周氏兄弟举家搬迁至北京，正是士绅子弟一代改弦易辙、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写照。卖出老屋之后，鲁迅继续任职教育部，同时在北京各学校兼职。周作人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广泛参加社会活动，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知名人物。经兄长们的引导，周建人先在北京大学等高校旁听，后来进入商务印书馆做编译。
1946年，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上海，中国美术馆藏（周海婴 摄影）
士绅离散引发的乡村“空心”症候，在《故乡》中已然显现。“我”行近故乡，触眼所及一片荒凉景象。与之呼应，梁漱溟1920年代末着手乡村改造运动时，最感困难的就是村中无人、村中无钱。他考察江苏昆山、河北定县以及山西太原等地乡村，发出感慨：“像今天这世界，还有什么人在村里呢？……稍微有钱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或者租界……有能力的人亦不在乡间了。因为乡村内养不住他，他亦不甘心埋没在沙漠一般的乡村，早出来了。”[36]在士绅群体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徙大势下，《故乡》追忆的“聚族而居”“祭祀的值年”，尽成遗迹。
余论：
难以忘却“旧梦”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小说家言真假掺杂有无相生。诚然，历史并不外在于文本：“作品中最终表现出来的是历史，不是作为作品的背景，也不是作为它的原因，而是像意识形态和虚构一样，是作为作品存在的条件。”[37]发掘《故乡》掩藏的鲁迅家史、心史，不是将文学等同于历史，而是从文史互动处打开文本，从个人传记、家族历史寻踪士绅阶层的蜕变。从概念史而言，“知识分子”属于舶来品，中国基于悠久的科举制度盛产“士绅文人”。《故乡》萦绕“怀旧”气息，因为“鲁迅的思想与艺术的个性之‘根’，正是深扎在他所深恶的‘绅士阶级’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38]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成深受西方个性主义思潮影响，但不可忽视其植根本土语境形成的独特性。在趋新／怀旧、归来／离去、诀别／回顾等矛盾张力中，《故乡》激荡着中国式乡愁的丰富内涵。
1980年，《乡景》，浙江绍兴（周海婴 摄影）
《故乡》作为现代乡土文学的标杆，既抒发批判乡村落后的启蒙之声，同时留下重建乡土的思考。随着士绅及子弟一代的大规模流出，原先在乡村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绅权”劣质化，引爆一场自下而上、决定现代中国走向的革命运动已是后话。“我”弃绝父祖辈的生活模式却斩不断士绅文化血脉，“旧梦”沉淀下来，在后来的文学叙事中时有复现。以“新历史小说”为例，乡绅家族及其命运引发热议。在继承转化士绅文化的意义上，《白鹿原》等追忆绅民共处之和谐、激烈追问批判士绅，当属《故乡》的回响。白、鹿两家的子弟终究跪倒祠堂，既抒写返乡情结也强调重燃士绅文化之光对建设乡土的意义。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长时段”视野中，文学世界里从永别故乡到回归家族，并非二元反复而是“人在历史中成长”，体现了士绅传统转型漫长、仍处在“未完成”的历史建构中。
注释
[1]许杰：《鲁迅的故乡》，《现代小说过眼录》，立达书店1945年版，第187页。
[2]天用（朱湘）：《〈呐喊〉——桌话之六》，《文学周报》第145期，1924年10月27日。
[3]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版本后同不缀。
[4]关于士绅研究的论著已有很多，存在“士绅”“绅士”“缙绅”“绅”等多种称谓混用现象，本文取“士绅”以区别于西语“绅士”（gentleman），指称有科举功名的中国传统知识群体。参考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
[5]高浦棠：《鲁迅参加科举考试史事考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6]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55页。
[7]齐如山：《中国的科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8]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第502页。
[9]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7页。
[10][11]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鲁迅故家的败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3、67页。
[12]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13]王培元：《家族哀史与鲁迅小说的骨骼和血肉》，《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
[14]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5页。
[15]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7页。
[16]史靖：《绅权的继替》，费孝通、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17]周福清：《恒训》，赵淑英整理标点，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9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18]观鱼（周冠五）：《周氏的崛起与衰落》，《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35年间（1902—1936）的演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19]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鲁迅故家的败落》，第29页。
[20]姚锡佩：《坎坷的仕途——鲁迅祖父周福清史料补略》，《鲁迅研究资料》第7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1]董炳月：《鲁迅与周福清之关系再认识——兼论周氏家族的诗文系谱》，《文艺研究》2024年第1期。
[22]曹振华：《从〈恒训〉看鲁迅故家的败落——兼析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的关系》，《齐鲁学刊》2011年第1期。
[23]周福清：《恒训》，赵淑英整理标点，《鲁迅研究资料》第9册，第28页。
[24]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鲁迅故家的败落》，第157～160页。
[25]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止庵校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页。
[26][27][31]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鲁迅故家的败落》，第31、104、23页。
[28]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8页。
[29]鲁迅：《父亲的病》，《鲁迅全集》第2卷，第298～299页。
[30]丁文：《原型与本事：〈白光〉的历史语境与文本演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32][33]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鲁迅故家的败落》，第20、83页。
[34]严家炎：《区域视角与鲁迅研究——从〈故乡〉的歧解说起》，《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8期。
[35]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董炳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6]梁漱溟：《北游所见记略》，《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6页。
[37]凯瑟琳·贝尔西：《批评的实践》，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38]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