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评《飞行家》:计划经济的废土电影
“难道我们就这样在废土中生活下去吗?”
01
改编自双雪涛同名小说的《飞行家》,属于这样一类电影:初看起来,似乎是一部讲述筑梦者故事的商业片,但细细咀嚼,却能品味到巨大悲哀、巨大希望。
影片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变迁为底色,用国营工厂的钳工李明奇(蒋奇明饰)的四次飞行,串联起70年代至90年代的集体记忆。

李明奇的父亲李正道(杨玏饰)是厂里的工程师,但却有一个飞行梦,最终因为降落伞事故意外身亡。
七十年代末,李明奇要与青梅竹马的高雅风(李雪琴饰)结婚了,在给父亲上坟时,他从小作坊用旧报纸卷制的鞭炮上,看到一句黑格尔的名言:“一个民族总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其实,黑格尔的原话是:“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星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影片中的表述是对原意的转译与引申。
这句话,再次勾起了李明奇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飞行梦,但岳父高立宽(姜武饰)却出手干预了,他与李明奇打赌:除非李明奇能够顺利降落到他在雪地上画下的圆圈,否则,“以后就老老实实过日子”。
李明奇的这次飞行,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奢侈。
公有制条件的“铁饭碗”,赋予他足够的安全感,以至于他觉得只有去仰望星空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那一天,李明奇乘坐自制热气球,从2500米高空纵身跃下,自制的降落伞也按时打开了,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但是,意外发生了。
一颗陨石划破天际,并从李明奇不远处划过,降落伞险些被掀翻。本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降落,一下子变得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明奇赌输了,他没有想到会出现陨石。
其实,陨石早就在那里,沿着既定的轨道不断逼近地球,只是李明奇不知道罢了。
这一情节,呼应了1976年3月8日吉林真实的大规模陨石雨事件。
这场陨石雨,有三颗比较大。
身体已经非常不好的毛泽东主席,接到相关报告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天上掉大石头,要死人呢……
也许纯粹是一种巧合吧,1976年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都知道了。中国的运行轨道,从此发生了偏移、转折。对李明奇这样的国营工厂工人,目标明确,从从容容的日子,也逐渐成了“过去的好时光”。
第二次飞行,是在80年代放初期,整个过程充满了黑色荒诞感,似乎是另一版本的《黑炮事件》(1986)。

婚后的李明奇成为工厂技术骨干,但没有忘记飞行梦想。
这时,厂里引进了一台意大利内燃机,李明奇的妻弟高旭光(董宝石饰)刚好是保管员。
明奇说服了高旭光,在内燃机正式安装的前夜,溜进车间,拆下核心部件,装上自己发明的背包式飞行器,承诺“用完再装回去”。
虽然一开始,李明奇似乎飞得不错,但意外再次发生。
李明奇被背包式飞行器喷出的火焰烧伤了臀部,这很可能成了他和高雅风始终不能要孩子的原因。
而高旭光则被发生爆炸的飞行器炸伤了右手,失去三根手指,不能参加高考,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厂里的处分非常严厉:两人均被取消10年工龄,停职停薪。
这是他们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和“来自西方的先进设备”首次接触,后果是惨烈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第三次飞行,则颇有喜剧色彩。
和九十年代其他三千万工人一样,李明奇也下岗了。
没有了经济来源,但生活还要继续,李明奇转而经营起“佐罗舞厅”。
由于位置不佳,舞厅门可罗雀。为了改变经营状况,在妻子高雅风要求下,李明奇把自己打扮成佐罗,搭乘热气球升空,为舞厅散发广告单。
在热气球缓缓升空的画面里,再没有“仰望星空”的浪漫,也看不见高空跳伞的孤勇,却多了柴米油盐的务实:下方冷清的舞厅需要客源,家庭的生计需要维系,曾经的飞行梦不得不沦为谋生的工具。

这次飞行,一个最为有趣情节是,李明奇搭救了在森林中迷路的唐僧(雷佳音饰)师徒四人——这似乎意味着,在市场经济大潮下,连目标最明确的取经人都失去了方向感,反而要靠发广告的来指点迷津了。
第四次飞行,最为务实,也最为悲壮。
高旭光的儿子高小峰(郑昊森饰),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手术,需要10万元,不手术,则“过不了年”。
高旭光已经被骗破产,一无所有。李明奇则把经营得颇有起色的舞厅抵押,替工友(也是替高旭光)还债了,同样拿不出钱。
这时,当年的唐僧因为善于拉广告,已经当上了电视台台长。他为了宣传刚刚落成的电视塔,需要制造一个噱头,为此他开出了5000元人民币的奖金。
李明奇找到了他,要求把奖金提高到10万元,条件是承诺在没有降落伞的情况下,仅凭自制的助推飞行器,从599米高的锦城电视塔上跃下,翼装飞行到冰封的松花江上的指定靶点。
整个过程,堪称悲壮。
没有专业设备,就用工厂的废弃钢管、汽车零件拼凑机身;缺少技术支持,就凭着当年当钳工的手艺反复调试。最关键的设备,需要从废弃的苏联宇宙飞船的返回舱上摘取。
在叶利钦“俄罗斯优先”的口号下终于摆脱了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一地鸡毛,急需各种生活用品。
这时,李明奇曾经帮助过工友纷纷向他伸出援手,捐献了羽绒服、胶鞋、帽子、手套、方便面……塞满了整整一辆面包车。李明奇就用这些“货物”,从前苏联航天工程师手里,换回了返回舱。

飞行当天,全身贴满了商业广告的李明奇爬上象征资本权力的玻璃幕墙高塔,在无数围观市民及记者长枪短炮的注视下纵身跃下……
这不是浪漫飞翔,而是用生命下注的悲壮交易!
这一天,云层很低,但台长担心影响收视率,不肯取消计划,李明奇果然在云中迷失了方向,危急时刻,妻子高雅风脱下大衣,为他点燃起指引方向的篝火……
最终,李明奇成功降落在松花江覆盖着厚厚白雪的冰面上,虽然因为燃料耗尽摔得吐血,但为孩子筹到了救命钱。
记忆当中,这是第一部把苏联解体与中国国企下岗放在一起表现的电影。
影片中,“苏联宇航员返航时列宁格勒已经变成圣彼得堡”与“工人签买断工龄协议镜头”交叉剪辑,勾连起中苏同源的计划经济工业体系的同步崩塌,让东北下岗工人的困境,成为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阵营集体创伤的微观缩影。
东北的国企和整个前苏联,似乎在同一时间都变成了“废土”,但李明奇凭着“废土”的余热——工人们的团结、国营工厂里学到的技术、从苏联航天返回舱里找到的耐高温、高适配零件等,最终完成了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飞行。
这意味着,尽管遭遇了剧变,但曾经的社会主义余烬,仍然具有拯救命运的力量!
02
《飞行家》这样的影片,我将其命名为“计划经济的废土电影”。
废土电影产生于西方,主要以“文明体系崩塌后的世界”为叙事背景,聚焦物质层面的荒芜景观(废弃的文明遗迹、稀缺的生存资源)、叙事层面的生存逻辑(旧有秩序瓦解、个体挣扎求生、新规则野蛮生长)与精神层面的信仰重构(旧信仰破灭、人性韧性坚守、新希望在废墟中萌芽)。

自《疯狂的麦克斯》系列奠定类型基石后,废土电影逐渐成为反映时代焦虑的重要载体:从核战废墟到生态崩溃后的荒芜大地,其核心关切始终是“文明断裂”后的生存命题。
无论鹏飞导演有意还是无意,《飞行家》都与废土电影具有内在的同构性。
首先,在景观建构上,西方废土电影中的核战废墟、废弃都市,在《飞行家》中转化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遗产与社会真空。
在《飞行家》中,破败的工厂车间、锈迹斑斑的机床、苏联解体后流散的航天返回舱……这些“计划经济文明”崩塌后的物质残骸,与《疯狂的麦克斯》中的荒漠废墟本质相同,都是文明断裂后留下的“废土符号”。
李明奇用废旧机器零件装修舞厅,用民生物资交换苏联航天零件的情节,与废土电影中“争夺稀缺资源”的核心设定高度契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工业荣光的遗骸,最终沦为底层群体的生存资源,这种物质层面的“废土化”,构成了两者共同的视觉底色。
其次,在叙事逻辑上,西方废土电影中“旧文明体系瓦解后,底层建立野蛮生存秩序”的叙事框架,与《飞行家》的情节完全同构。
苏联解体与东北下岗潮的双重冲击,本质上是计划经济“文明体系”的崩塌,其酷烈并不亚于核战或“彗星撞地球”。李明奇从“国营工厂钳工”到“舞厅老板”再到“翼装飞行冒险者”的身份转变,正是废土电影中“旧身份失效、被迫建立新生存方式”的典型叙事。
李明奇曾在计划经济的国营工厂体制内享有保障与安全感,但体制崩塌后,他便不得不抛弃原有身份,用技术、勇气甚至生命换取生存资源。这种“被现实逼到悬崖边的求生”,与《疯狂的麦克斯》中主角在荒漠中与掠夺者争夺水资源的逻辑一脉相承,只是将“文明崩塌”的根源从天灾战乱,替换为体制剧变。
最后,在精神内核上,西方废土电影强调的“旧信仰破灭后的精神重构”,在《飞行家》中也得到了精准的本土化演绎。
李明奇四次飞行,从“仰望星空”的浪漫想象开始,以堕向大地,用生命赢得10万奖金终,这种精神转向,与《银翼杀手2049》中复制人对自我身份的追寻极为相似,即都是在文明崩塌的“废土”上,放弃虚幻的旧信仰,建立起更朴素、更坚韧的生存信念。

简言之,《飞行家》是计划经济废土上的真实生存史诗,是东方语境下废土电影的典型样本。影片证明了废土叙事并非西方专属,当计划经济体制崩塌,工业文明沦为生存资源,当个体在时代转型的真空里挣扎求生,无论地域与文化如何不同,其核心的生存逻辑与精神内核都高度一致。

《飞行家》向计划经济时代,或者更准确地说,向前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投下了不无温情且无限怅惘的一瞥,但并没有给出出路。
难道我们就这样在废土中生活下去吗?当然不能。
不过,重建文明的出路,要靠我们自己去寻找了。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