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 富裕中贫困：伊朗的攫取型体制

　　伊朗在经济上的两大优势

　　这两大优势，一个是资源，一个是人口。

　　首先，我们先来看资源。可以说，伊朗是一个真正的资源超级大国。其家底之厚，远超很多人的认知：

　　石油：探明储量超过2000亿桶，剩余可采储量约1580亿桶，排名全球第四，约占世界总储量的9%。作为OPEC第三大产油国，其日产量约330-350万桶。

　　天然气：储量约34万亿立方米，占全球总储量的17%，位居世界第二，产量也位列全球第三。

　　矿产：现已探明的矿产储量达370亿吨，是排名全球前15位的矿产资源大国。伊朗拥有世界最大的锌矿、世界第二大铜矿，以及排名全球第九的铁矿石储量。黄金储量估计超过340吨，而且近年来不断有新的发现。

　　另一个优势是人口。截至2025年底，伊朗总人口约为9317万，位居全球第17位，占世界人口的1.12%。伊朗是中东地区的人口大国，其人口结构呈如下几个特征：一是年龄中位数为34.5岁，在世界上属中等水平，这意味着不但劳动力充沛，而且儿童哺育和老人赡养的负担都不重。

　　二是城市化水平高。伊朗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约73.5% 的人口居住在城镇，首都德黑兰都会区人口已超过917万。

　　三是伊朗人受教育程度在全球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伊朗成人识字率为85.5%，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比例达到45% 左右。

　　综合起来说，伊朗既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又有顶级的资源禀赋。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坚实的经济大国的底盘。

　　在富裕中贫困

　　在丰富资源的基础上，伊朗曾经有过发展与现代化的黄金岁月。

　　1963 年，巴列维国王推行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现代化改革。将王室和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约 200 万农民获得土地，由此农业生产率得到提升；借助大量的石油收入，GDP增速一度达到10%。1978 年时，伊朗的人均GDP达到2200 美元，在总量上，是当时世界排名第九的富裕经济体。

　　那一年，全球人均GDP的平均线大约是2036美元，中国人均GDP只有区区156美元，韩国为1405美元，就是被公认为发达国家的西班牙，当时的人均GDP也不过4356美元。在中东地区，伊朗是首屈一指的富裕国家。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细节是，当时富裕起来的伊朗人，会去荷兰买鲜花、去法国买矿泉水，这种消费方式本身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生动写照。

　　然而，这既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高光时刻，也成了一场剧烈社会变革前夜的“绝唱”。

　　在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的同时，伊朗的贫富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当时，仅巴列维家族就控制着 200 多家企业，王室财富估计达 200 亿美元（1979 年数据）。而农村的贫困持续则在持续恶化，1970 年代农村贫困人口占比达 65%。于是，霍梅尼革命几乎是一呼百应。

　　霍梅尼革命的历史，很多人都有大致的了解，这里不再赘述。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通过这样的一场革命，伊朗的问题解决了吗？特别是当初引发革命的贫富差距问题缓解了吗？换个角度问，现在伊朗人民的生活，较之革命前的巴列维时代，改善了吗？

　　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这里。

　　到今天，伊朗的经济已陷入事实上的停滞与萎缩。根据伊朗央行的最新数据，2025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负增长0.6%，其中作为经济支柱的工矿业萎缩3.4%，农业萎缩2.9%，只有严重依赖资源的石油部门勉强实现了1.1%的增长。即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对乐观的预测，全年也仅实现了0.6%的微增。

　　与残酷的宏观经济数字相伴随的，是普通民众生活的窘迫与艰难。2025年，伊朗名义人均GDP回落至4070美元，但这只是名义上的，如果按照黑市中的汇率来计算，就会大打折扣：按照黑市汇率，一个全职工作的伊朗人，月薪折合外汇后差不多只有100多美元。而更要命的，是疯狂的通货膨胀使得我们的实际收入大幅缩水。

　　2025年底，政府为缓解自身财政压力而削减补贴，直接导致物价与里亚尔汇率瞬间崩塌，并由此引发了2026年初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政府随后宣布每月发放约48元人民币的补贴。但在飞涨的物价面前，这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2025年，里亚尔对美元汇率贬值超过三分之一，达到1美元兑换150万里亚尔的历史低点。与此同时，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已飙升至48.6%至52%之间。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财政的困局。

　　到今天，伊朗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到了极度危险的临界点。由于常年依赖石油收入且经济结构单一，伊朗政府需要油价达到每桶163美元才能实现预算平衡。而这在国际油价长期徘徊在70-80美元的现实中，无异于天方夜谭。为了弥补巨大的预算赤字，政府不得不持续向中央银行借贷。仅一年时间，政府欠央行的债务就飙升了98.5%。

　　这就是通货膨胀失控的直接推手：中央政府通过央行印钞机来填补财政的窟窿，而这些新印刷的货币流入市场后，进一步稀释了全民的财富。目前，伊朗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已达到40%，对于一个拥有如此丰厚资源禀赋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攫取型体制：在富裕中贫困的背后

　　事情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在18世纪的时候，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货币增发并不是像天降大雨一样均匀地落在每个人头上，而是像往池塘里扔一颗石子，涟漪从中心向外一圈圈扩散，离中心越近的人受益越早，离得最远的人则承受最终的代价。后来，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坎蒂隆效应。

　　近些年来在伊朗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处于涟漪中心的，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办公室及伊朗政府、宗教基金会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离中心最近的受益者就是他们自己及所控制的企业，他们率先得到这些新钱；接着涟漪向社会扩散，这些特权集团将进口的商品以市场价格出售，赚取巨额利润，同时也推高了整个社会的物价；最后，是普通民众成为最终的代价承担者。

　　当然，这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其背后的深层结构，就是前面已经提及的宗教基金会和伊斯兰革命卫队。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财产所有权革命。经过40多年的时间，伊朗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它既不是典型的国营主导型的经济，也不是市场导向的私有经济，而是一种由最高领袖直接控制、以宗教基金会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支柱的攫取型体制。这一体制的核心特征是，通过制度化的权力安排，将国家财富系统性地转移给政治忠诚的核心集团，同时以意识形态和暴力为双重保障，确保这一分配格局的稳定延续。

　　因此，要理解伊朗的攫取型体制，必须直面这两个独特的存在：宗教基金会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到目前为止，这两者合计控制着伊朗经济的一半以上，却既不向政府纳税，也不接受议会审计，形成了真正的“国中之国”。这不是管理不善的结果，而是有意设计的制度安排。

　　根据 1979 年颁布的《宗教基金会法》，宗教基金会被赋予独立于政府财政体系的特权：可合法接收王室资产、被没收的世俗资本家财产、宗教捐赠及海外资金，且享有免税、土地征用、司法豁免等权力。因此，在伊斯兰革命后，教士集团迅速掌控了伊朗的主要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而伊朗的石油收入，也基本由这个教士阶层直接把控。有资料表明，伊朗最有钱的300个教士家族，掌控了全国60%的财富。

　　伊斯兰革命卫队成立于 1979 年。在最初的时候，其功能主要是治安与军事。但不久之后，革命卫队的权力迅速扩张，不但获得了独立的武器研发、军费预算权，而且在战争中控制了部分石油产区与边境贸易通道。到现在为止，革命卫队已经掌控了伊朗国防工业的 90%，而且通过海外武器贸易、军事顾问服务获取巨额外汇；在民用经济方面，革命卫队垄断了全国 60% 的大型工程项目，并广泛涉足石油贸易与金融信贷等经济领域。

　　就在这篇文章基本写完的时候，我看到一种说法，现将其插入到这个地方：现在革命卫队已经控制了伊朗55%的进口，30%的出口和60%的基建项目。有600多个公司涉及几乎所有重要行业，它掌握了伊朗GDP30%的经济总量。

　　当我们把这些维度串联起来，便会看清一个令人窒息的逻辑链条：攫取型体制下的特权集团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它们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抗拒任何实质性改革；当外部制裁加剧时，体制的第一反应不是通过改革释放民间活力，而是通过控制稀缺资源进行寻租，并将财政压力通过“印钞税”转嫁给最脆弱的普通民众。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富有的贫困”国家：它拥有近亿人口、顶级的油气资源和相当不俗的人才储备，但其民众却在为基本生存而挣扎。

　　然而，每当说到近些年伊朗经济的恶化时，总有人强调，这都是由西方制裁造成的。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我们且不说现实中的制裁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就从最基本的逻辑来说，你说经济恶化与制裁有关系，在逻辑上还能贴点边儿，而不断恶化的贫富差距，与西方的制裁有一点内在的联系吗？